唯一擔任過副總理的開國中將,毛澤東稱其為帥才,周恩來苦撐危局的左膀右臂

文/梅興無

餘秋裏是著名的獨臂將軍,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毛澤東稱讚“餘秋裏是個帥才”。

用左臂換回一位中將的生命

餘秋裏1914年出生於江西吉安一個貧農家庭,15歲投身革命,1929年參加共青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赤衞大隊中隊長,紅軍連指導員、團總支書記。在1935年6月的鄂西忠堡戰鬥中,餘秋裏火線上任紅18團政治委員,與團長賀炳炎率部參與向敵人司令部發起向心攻擊,活捉敵縱隊司令張振漢。

紅2、6軍團長征前,賀炳炎任紅5師師長,成本新(成鈞)接任18團團長。1936年春,紅2、6軍團在雲貴高原的烏蒙山區與敵軍展開了歷時月餘的千里迂迴戰。3月12日,紅18團兼程馳往得章壩,敵萬耀煌13師師部正沿山坡向東開進,成本新、餘秋裏當機立斷,乘其不備,猛烈開火,戰士們吶喊着向谷底俯衝,消滅行進中的一部分敵人。為消滅谷底的敵人,成本新站起身查勘地形。餘秋裏突然發現對面山坡上的敵人正朝成本新瞄準,他大喊一聲:“危險!”急忙伸出左臂把成本新拽倒,敵人一排子彈打來,擊中了餘秋裏的左臂。成本新脱險了,但餘秋裏被打傷的臂骨白茬穿出肉皮,兩根筋骨露在外面微微顫動。餘秋裏簡單包紮後,又繼續指揮戰鬥直至結束。這時餘秋裏才感到傷口奇痛難忍,6師政委廖漢生下令用擔架把他送到師衞生部治療。

餘秋裏活動左手手指,只有一指能動,其餘四指沒有一點知覺,他意識到傷勢的嚴重。沒有止痛藥,他就把受傷的左臂泡在冷水裏,以緩解疼痛。一天,因傷鋸掉右臂的賀炳炎來看他,勸他乾脆把胳膊鋸掉算了,像他一樣當個“一把手”。餘秋裏搖搖頭説:“不能鋸,我還要留它更好地幹革命呢!”

長征不是行軍,就是打仗,根本沒有條件治療,他傷口潰爛發炎,高燒不退,是被戰友們抬到船上渡過金沙江的。部隊到達中甸地區休整時,賀龍、任弼時來看他,要求衞生部把他的傷好好治一治。可過金沙江時,醫療器械全掉進江裏了。任弼時惋惜地説:“失掉了一次治療的機會。”

在從中甸向甘孜前進,身負重傷的餘秋裏又要經受大雪山的考驗。雪山上狂風捲着積雪撲面而來,飢寒交迫,呼吸困難,不少人一坐下去,就再沒有起來。餘秋裏不管傷口怎麼疼,體力怎麼透支,總是咬牙堅挺着。同時還不忘做戰士們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堅持下去,黨中央離我們不遠了。我這個傷病號能挺過去,你們更能挺過去!”他和戰友們相互攙扶,征服了3座大雪山。

◆餘秋裏

過草地前,為緩解臂傷的疼痛,餘秋裏準備了一把水壺、兩條毛巾,水壺裝滿了水,疼痛難忍時,就用涼水澆在傷口上,用濕毛巾敷在劇痛的左臂上。他一手提壺,一路澆水,艱難地行進。有時他一連數日高燒不退,上吐下瀉,戰友們要用擔架抬他走,但大家身體都很虛弱,走路踉踉蹌蹌,他於心不忍,堅持自己走出了草地。

在哈達鋪,醫生給他檢查,傷口已經腐爛生蛆,醫生用鑷子將蛆一條一條地夾出來,用鹽水清洗、包紮。餘秋裏後來慶幸地感嘆:“多虧了這些蛆,它們吃掉了腐肉,延緩了傷口的感染,不然,這隻胳膊真的會要了我的命。”備受臂傷折磨的他,仍關注着部隊,對走出草地後發生的少數人開小差問題很是擔心,他向6師師長賀炳炎反映後説:“在過雪山草地的艱苦環境下,我們重視思想工作;現在環境稍好一些,更應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有絲毫的放鬆。”賀炳炎説:“你這個意見很好,我回去和廖漢生政委研究,一定要解決好這個問題。”

長征到達甘南後,餘秋裏的左手發黑、左臂紅腫、身體消瘦,疼痛難忍。紅二方面軍衞生部長侯友誠向賀龍、任弼時報告:必須截肢。賀、任商議後拍板:儘快手術,保住生命。9月20日,侯友誠給餘秋裏打上麻藥,先刮掉他臂上的腐肉,再用自制小鋸鋸斷其壞骨,順利完成了手術。餘秋裏醒來後的第一句話是:“這一覺睡得真香啊!”

餘秋裏從3月12日得章壩戰鬥負傷到做手術,拖着一隻傷臂,在長征路上度過192個日日夜夜,這不是躺在病牀上,而是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走了兩萬裏,從來沒有睡過一個好覺。

從此,餘秋裏失去了左臂,但站起了一位讓敵人聞風喪膽的獨臂將軍和一位空軍中將成鈞(即成本新)。成鈞多次談道:“長征時,要不是秋裏那條胳膊,我早就到馬克思那裏報到去啦!”並叮囑家人要銘記“救命恩人”餘秋裏。

1939年1月,八路軍120師挺進冀中。120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嚮應命賀炳炎、餘秋裏率領由716團的3個連共304人組成遊擊第3支隊,開赴大清河以北的霸縣、固安、新城、雄縣一帶開展敵後武裝鬥爭。

第3支隊在板家窩、封上村、蓮子口等地接連打了幾個勝仗,很快打開了局面,部隊迅速擴大,至5月擴至兩個團2500餘人槍,奉命改編為獨立3支隊,下轄7、8兩個團,賀炳炎、餘秋裏分別擔任司令員和政委。

因為他倆都是獨臂戰將,冀中百姓和敵寇都稱他們為“一把手”的隊伍。賀龍對呂正操説:“賀炳炎和餘秋裏兩人都是一隻胳臂,剛來冀中時沒有幾個人,可是他們東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隊伍。這支隊伍打得很硬,敵人聽見‘一把手’的隊伍來了,離得老大遠,就嚇得溜掉了!”

解決了從中央蘇區起就想解決的問題

1947年11月中旬,按照西北野戰軍司令部的要求,西北野戰軍第1縱隊358旅在陝北綏德附近短暫休整。

此前,西野兩次攻打榆林未果。問題到底出在哪裏?358旅政治委員餘秋裏來到715團與基層指戰員座談,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問題聚焦到“部隊鬥志不強”上。餘秋裏追問,為什麼鬥志不強?有人説,陝北地廣人稀,部隊減員主要靠俘虜兵補充,解放戰士為誰打仗的問題沒有解決,有的貪生怕死,直接影響戰鬥力。餘秋裏忙問,解放戰士佔多大比例?回答是,平均70%左右。餘秋裏感慨道:“怪不得剛才操場上集合,黃黃的(解放戰士仍着原國民黨軍服)一大片呢!”他認為,如果不把他們轉變成自覺為人民解放而戰的人民戰士,那麼提高部隊戰鬥力就是一句空話。

可如何提高解放戰士的覺悟呢?餘秋裏想起了714團2營教導員夏偉的一個經驗。解放戰爭初期,2營補進的一批解放戰士,不同程度地帶有舊軍隊的壞毛病。夏偉就從關心、愛護他們入手,使他們體會到兩種軍隊本質的不同。有個解放戰士感慨地説,那邊長官打罵士兵是家常便飯,沒想到解放軍長官對士兵這麼好。夏偉覺得這個對比很有意義,就在全營開展國共兩軍對比教育,提高了解放戰士的覺悟。

◆餘秋裏任358旅政委時留影。

餘秋裏從中受到啓發,對這次整訓的思路明晰起來。在旅黨委會上,他提議這次整訓以提高解放戰士覺悟為重點,發動指戰員訴舊社會的苦,訴舊軍隊的苦,開展查階級、查思想、查鬥志,進而解決思想不堅定、鬥志不堅強的問題。黨委同意了他的意見。

餘秋裏到714團蹲點,提出首先要引苦,選擇那些苦大仇深的典型先訴苦,把大家的苦都引出來。

那個年代,受苦人誰沒有一本血淚賬?戰士們一個接一個登台訴舊社會的哭。解放戰士除訴舊社會的苦外,還訴説自己怎樣被抓壯丁,在國民黨軍怎樣挨打受罵。訴者失聲,聽者動容,台上台下情淚交融。

餘秋裏因勢利導:不僅要訴苦,還要挖苦根,把“挖苦根”與“拔蔣根”結合起來,就像一層層剝竹筍,越剝越瞧得清。你的苦,我的苦,都是勞苦階級的苦;山西的老財、陝西的地主,都是剝削窮人才富的;天下老鴉一般黑,蔣介石是他們的總頭子,剝削制度是總根子。戰士們把個人的仇恨上升到階級的仇恨,從心底裏喊出:“苦從何處來,仇就向何處報!”“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接着,餘秋裏又在全旅推廣715團“在三查中訴苦,訴苦後再三查”的經驗。解放戰士在三查會上紛紛訴説自己的悲慘家史,檢討過去的錯誤言行,不少人流着淚發誓一定要洗心革面,當個好兵。

訴苦訴出了深仇大恨,三查查出了高昂鬥志。358旅廣大指戰員帶着階級仇恨練兵,形成了空前的練兵高潮。1948年1月,冰天雪地,天氣寒冷,但每個戰士心裏燃燒着一團火,起牀號沒吹就進了練兵場,熄燈號吹過還不肯下場。

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看到358旅開展訴苦三查的簡報後,專程到358旅住了3天,詳細瞭解情況。他對餘秋裏説:“通過訴苦,大家懂得了階級,懂得了剝削,懂得了為人民當兵,為自己翻身打仗,對敵人的仇恨加深了,戰鬥意志就會更加堅定。”接着,西野總部發出了關於推廣訴苦三查做法的電報,訴苦三查運動在西野廣泛開展起來。

◆餘秋裏(右1)解放戰爭期間與戰友們合影。

1948年1月中旬,西野在中央駐地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有團以上幹部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周恩來等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彭德懷向毛澤東彙報開展訴苦三查的情況。毛澤東説:“此等好事,我怎麼不知道?”遂召見餘秋裏,用兩個晚上聽取他關於訴苦三查情況的彙報。

毛澤東讓他重點談談解放戰士教育方面的情況。餘秋裏説,解放戰士絕大多數都是貧苦出身,他們在家受地主老財的壓迫,到國民黨軍又受長官的壓迫。經過訴苦教育,他們的覺悟提高很快。還重點介紹了714團2營、715團幾個典型解放戰士的轉變情況。毛澤東聽了連連稱讚道:“很好!很好!我們從中央蘇區起,就想找到一個教育俘虜兵的好形式,這次訴苦三查的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楊家溝會議後,毛澤東把訴苦三查命名為“新式整軍運動”。1948年1月30日,中央軍委發出指示,在全軍普遍地開展新式整軍運動。

西北野戰軍指戰員在訴苦三查中煥發出的革命精神轉化成巨大的戰鬥力。1948年2月,在宜川、瓦子街戰役中,西野殲敵5個旅,斃傷俘敵近3萬人,創造了西北戰場上的空前大捷。

1948年3月7日,毛澤東發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指出:“這次勝利改變了西北的形勢,並將影響中原的形勢。這次勝利,證明人民解放軍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將使自己無敵於天下。”

把石油工業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裏去

1958年1月下旬的一天,毛澤東召見總後勤部政治委員餘秋裏,讓他到石油部當部長。餘秋裏擔心擔不起這副重擔,委婉地建議是不是另選一個能力強的人。毛澤東問:“你今年多大年紀?”餘秋裏答“43歲”。毛澤東哈哈一笑:“43歲,兒童團嘛!”在座的人都笑了。

接着,毛澤東嚴肅地説:“我説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鑽進去,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給你5年時間,在我們這個‘貧油’國家創出個奇蹟來!”

餘秋裏站起來説:“主席,我服從中央的決定。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在實踐中去學習,努力把工作做好。”

餘秋裏上任後,多次拜訪了地質部長李四光等專家,虛心求教。李四光等向他介紹了石油地質理論知識以及在松遼平原等地開展地質勘探的一些成果。他初步掌握了一些石油地質知識,堅定了在東部地區找油的信心。

這時,餘秋裏收到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報告:在南充、蓬萊鎮、龍女寺3個構造上,各有一口探井噴出大量原油。石油部不少人都認為川中發現了大油田,餘秋裏決定調集力量開發川中石油。

◆1958年3月,餘秋裏任石油工業部部長時在四川川中地區視察油田。

1959年4月,餘秋裏參加黨的八屆七中全會。會間休息時毛澤東問餘秋裏:“四川的情況怎麼樣?”餘秋裏據實報告:“四川情況不好。經過勘探,發現那裏油層薄,產量低,下降快,沒有找到大油田。”毛澤東給他打氣:“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這麼大,總會找到油的。”

開發川中石油碰了釘子,餘秋裏也長了見識。他在總結經驗教訓時,談了很專業的見解:“一口井出油不等於整個構造能出油,一時出油不等於能長期出油,一時高產不等於能穩定高產。石油是深埋地下看不見、摸不着的流體礦物,因地而異,情況複雜,必須在實踐中不斷取得大量的、能反映地下真實情況的第一性資料,經過反覆試驗研究,才能對地質情況、油層性質、油藏類型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是有效地勘探石油、開發油田的基礎。”

石油部把石油勘探重點聚焦到了松遼盆地。經過艱苦勘探,1959年9月26日,松遼盆地中央地帶大同鎮的松基三井終於噴出了工業性油流!時值新中國10年大慶,餘秋裏提議將新發現的油田命名為“大慶油田”。

餘秋裏以非凡的膽略和氣魄,提出集中調集全國石油系統的優勢力量,以打殲滅戰的形式,組織大慶石油大會戰。他説:“改變我國石油工業的落後面貌在此一舉。這次大會戰,只能上,不能下;只准前進,不準後退;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要硬着頭皮頂住。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把石油工業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裏去!”

◆1959年12月,餘秋裏在大慶油田視察。

鑽機設備運到了,可沒有吊車和拖拉機,大型設備到不了井場。某鑽井隊隊長王進喜帶領全隊職工人拉肩扛,經過七天七夜的苦幹,硬是把設備化整為零,運進井場。開鑽時調配泥漿跟不上,王進喜帶頭跳進泥池用身體攪拌。他們吃住在井場,日夜苦幹,僅用5天零4個小時,便打完了會戰後的第一口直井。房東大娘説:“王隊長一連幾天不睡覺,真是個鐵人啊!”

餘秋裏瞭解到這一情況後,感慨地説:“‘鐵人’不就是對王進喜的意志、境界、幹勁、性格的高度概括嗎?我們搞大會戰,需要這種‘鐵人’精神!”他連夜召開指揮部緊急會議,發出了“學習‘鐵人’王進喜,人人做‘鐵人’”的號召。

4月29日,指揮部召開“石油大會戰萬人誓師大會”。餘秋裏説,一個國家要有民氣,一個集體要有士氣,一個人要有志氣,這三股氣結合起來,就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他號召廣大職工發揚敢想、敢説、敢做的精神,奪取石油會戰的全面勝利!

◆在克拉瑪依油田現場會議上,餘秋裏(前左一)等給王進喜鑽井隊授旗。

餘秋裏像當年解放區表彰英雄模範那樣,給王進喜披戴紅花騎馬繞場一週,他拿起話筒帶領大家高呼:“向鐵人學習!”王進喜登上主席台,擲地有聲地説:“寧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一場規模宏大、條件艱苦的石油大會戰正式打響。餘秋裏住在廢棄的牛棚裏,與工人們同吃同幹,倡導“三老、四嚴”的作風,即當老實人,説老實話,辦老實事;對待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帶出了一支過硬的隊伍。大慶石油會戰的當年就生產原油97萬噸。1963年,大慶石油會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全國原油產量躍上648萬噸,其中470萬噸產自大慶油田。

1963年12月26日,新華社發通稿《從國外進口“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復返》。分管石油工業的副總理鄧小平對毛澤東説:“餘秋裏這個人就是不信邪。”毛澤東稱讚:“餘秋裏是帥才。”

傾力協助國務院主要領導抓經濟工作

1964年6月,毛澤東提出要編制“三五”計劃應該有個革命性的改變,並提議調餘秋裏到國家計委工作,指出“要他帶個新作風去”。1964年12月底,餘秋裏擔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兼秘書長。1965年初,中央決定由余秋裏負責組成一個“計劃參謀部”,即“小計委”,擺脱計委機關的日常工作,專門擬定第三個五年計劃。毛澤東特別交待,小計委由總理直接領導。

餘秋裏像當年接手石油部長一樣,又進到一個全新的領域,夜以繼日地工作,完成了《關於討論計劃工作革命問題的一些初步設想(草案)》。1月23日、24日兩天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餘秋裏關於計劃工作革命問題和編制“三五”計劃的一些初步設想。毛澤東興致極高,不時插話。餘秋裏以毛澤東最關心的“準備打仗”和“建設三線”問題為重點,直陳自己的一些看法。整個彙報會,成了毛澤東和餘秋裏兩人對經濟工作戰略性思考的對話。

1月30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餘秋裏召集谷牧、李人俊、林乎加、賈庭三等開會,研究編制“三五”計劃的工作方案。31日餘秋裏上報給周恩來。2月1日周恩來批示:“擬同意,送請主席批示可否,再復餘秋裏,並報常委、書記處。”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同意,照此辦理。”

◆餘秋裏陪同周恩來視察大慶油田。

按照工作方案,餘秋裏分別約請國務院各經濟部門負責人座談。採取“車輪戰”的辦法,談完一個部,再談一個部。白天談完一個部,晚上寫一份摸底調研,做一個方案設想,再出一期工作簡報,上報黨中央、國務院審閲。3個月後,各部座談會結束,簡報方案彙總,經過綜合平衡,“三五”計劃框架清晰可見。

6月16日,餘秋裏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三五”計劃框架。他在口頭彙報中,就三五期間要大體解決吃穿用、農業和國防工業的關係、壓縮基本建設項目、減少各部三線投資規模等有別於《彙報提綱》的一些問題,小心地一一陳述。毛澤東對他“壓縮”“減少”等“消極”內容不但沒有責備之意,反而激賞之情溢於言表,指出:“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小了能殲滅,大了殲滅不了。不要搞1000億,搞個800億、900億。”“要留點餘地在老百姓那裏。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這是個原則問題。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餘秋裏聽後如飲甘醇,如釋重負。

從杭州回來後,周恩來召集餘秋裏等開會,研究落實毛澤東的指示。餘秋裏帶領“小計委”日夜加班,根據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對“三五”計劃進行修改和完善,並於9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獲得一致通過。

多年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寫道:“在毛主席直接過問下制定的“三五”計劃,的確是一個有骨有肉的好計劃。”

◆1981年5月,餘秋裏在油田檢查工作。

“文革”爆發後,各地學生免費到北京串連,嚴重擾亂了全國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正常秩序。9月初,中央決定餘秋裏、谷牧協助國務院領導抓經濟工作。學生串連,不是這裏鐵路中斷,就是那裏生產癱瘓。周恩來非常焦急,指示餘秋裏:“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連和生產的關係。”在那些日子裏,餘秋裏不分晝夜地工作,協助周恩來安排鐵路的運輸調度和處理經濟工作中的種種問題,儘量使生產建設少受一些損失。

1967年1月7日,餘秋裏遭到批鬥。周恩來幾次表態要保餘秋裏,並派聯絡員跟隨,讓聯絡員跟造反派“約法三章”:只能批兩個鐘頭,到時間放人;不能搞體罰;不能把人搶走。在遭受迫害、處境險惡的情況下,餘秋裏忍辱負重,日夜操勞,協助周恩來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成為周恩來苦撐危局的左膀右臂,使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能夠繼續運轉。

1968年6月,毛澤東準備接見瀋陽、南京部隊讀書班的同志。陳伯達擬訂的陪同接見人員名單中沒有餘秋裏。毛澤東審閲時説:“還有餘秋裏嘛!”新聞見報時,在一長串名單之後,陳伯達只得將毛澤東原話“還有餘秋裏”加上。後來,凡報道黨和國家領導人名單,最末就是“還有餘秋裏”,這一見諸報端的著名“成語”一直延續至中共九大。

餘秋裏在黨的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7月被任命為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主任。1975年1月,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餘秋裏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他堅決支持鄧小平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整頓。

◆1988年,餘秋裏退居二線後,在家中認真閲讀文件。

1977年8月,餘秋裏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1月,他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要努力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強調“把學習和獨創結合起來,既發揮我們自己的長處,又吸取別人的長處,我們就可以後來居上”。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外匯從哪裏來?餘秋裏指出,要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力多和某些設備有餘等條件,努力擴大來料加工、來樣訂貨和裝配業務。他把來料加工、來樣訂貨、裝配業務和補償貿易的做法間稱為“三來一補”。“三來一補”除了增加外匯收入,還使一大批具有先進技術設備、科學管理制度、熟悉國際市場情況的外向型企業逐漸成長起來,為我國的對外開放事業打下了基礎。

1980年2月,餘秋裏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對改進和加強全軍的政治工作,對進一步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99年2月3日,餘秋裏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中央給予很高評價,稱他是新中國石油工業的創建者,經濟工作的傑出領導人,軍隊政治工作的卓越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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