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為何羅馬拋棄了羅馬,而中華選擇了中華?
日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潘岳所作《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一文,講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各族人民交融形成命運共同體並重建大一統國家的故事,解析為何日耳曼蠻族入侵羅馬後卻無法再造統一歐洲的原因。
本文摘自其中。
作 者:潘岳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
中國五胡十多個政權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後有拓跋鮮卑的北魏統一了整個北方,雖屢經紛爭與分裂,最後還是實現了內部整合,並融合了曾經代表正統的南朝,繼承了秦漢中央集權超大規模國家形態,奠基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
同時期的歐洲各大蠻族王國幾百年征伐中,儘管有個別王國如法蘭克曾一度實現了西歐基本統一,最有希望繼承西羅馬帝國衣缽。但由於內在分治的邏輯,最終還是分裂成一個個封建國家,全靠“普世教會”作為精神統一的力量勉力維繫。
讓我們從兩個故事入手,探尋羅馬拋棄羅馬,而中華選擇了中華背後的原因。
意大利的白露裏治奧古城
入侵羅馬的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剋死後第十年,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滅異端的熱忱與收復故土的熱望下,對東哥特發動“聖戰”,最終於535年消滅了東哥特王國。
重回東羅馬懷抱的西羅馬人,如願以償了嗎?答案出乎意料。
當東羅馬名將貝利撒留攻打東哥特時,西羅馬的貴族與百姓紛紛裏應外合。貝利撒留正是通過羅馬的貴族主教西爾維裏烏斯的暗地接應,才兵不血刃地進入羅馬城。
而西羅馬人對“王師”的熱情卻沒維持多久。由於長期的攻防戰,西羅馬人吃不慣苦,先是為不能洗澡、不能睡眠,後是為缺少糧食而咒罵東羅馬軍隊。
貝利撒留給查士丁尼皇帝寫信説,“雖然目前羅馬人對我們是友好的,
西羅馬人的抱怨,使曾經幫助東羅馬開城門的西爾維裏烏斯主教,竟然計劃再次趁夜開鎖,虛掩城門,幫助哥特人潛回城內襲擊貝利撒留以結束圍城。
但陰謀泄露,西爾維裏烏斯被立即流放。貝利撒留從此不再信任西羅馬人,每月兩次更換羅馬城牆15座城門的門鎖,經常換防守城門的羅馬人自衞隊。
拋棄拜占庭的,不光是貴族,還有平民。許多西羅馬農民和奴隸重新加入了舊主哥特的部隊;許多沒有拿到薪水的蠻族僱傭軍也加入了哥特軍隊,一齊向“解放者”進攻。
西羅馬人既不忠誠於東哥特,也不忠誠於東羅馬。他們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誰也別來管。
西羅馬人反對東羅馬人也有理由,因為拜占庭毫不考慮當地的民生,只想着收税。戰後意大利北部已化為一片廢墟,經濟退化,人口鋭減;接替貝利撒留的將軍納爾西斯卻建立了軍政府,實行了15年的掠奪性税收。
拜占庭税吏號稱“亞歷山大剪刀”,因為每筆税款中的十二分之一都可以合法據為己有,這激起了税吏們搜刮殆盡的狂熱動力。
私人從國家税收中抽取提成的“包税制”,是從馬其頓帝國到羅馬的一貫惡政,拜占庭又將其變成國家行為。同時,拜占庭沒有恢復羅馬治理體系,延續千年的羅馬元老院就此終結。
身為蠻族的狄奧多里克還苦心維繫羅馬體制,身為羅馬人的拜占庭卻將其一掃而光。
歐洲史家認為,如果沒有哥特戰爭,羅馬古典文明不會這麼快消失而進入中世紀。這就要怪驕傲的羅馬貴族內心深處永遠不會接受“蠻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羅馬。
東晉北伐時,大將軍桓温打進了關中,天下名士對他期許甚高。名將王猛見了他,雙方互摸了下底。桓温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王猛拒絕了。
拒絕的第一個原因是桓温並不真正想搞“大一統”。王猛對他説,你和長安近在咫尺,卻不渡過灞水,大家已知道你並沒有統一天下之真心。
敦煌莫高窟
王猛選擇了五胡中的氐族君主苻堅。因為苻堅立志大一統。他一生不論順逆,心心念念就是“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
他還未消化好長安的鮮卑貴族,偏要冒險南伐東晉,他説,“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只有“統一”才能使他夠得到“天命”。苻堅身為百戰豪傑,並非不知風險,只是“大一統”的最終志向是不計較個人成敗的。
這和諸葛亮的“王業不偏安”是一個道理。東晉明明有能力,卻從未全心全意地北伐。苻堅雖大敗於淝水而被史家嘲笑,然以初心使命而論,南北相比,高下立判。
王猛拒絕桓温的第二個原因,是東晉為政之道與王猛的理想不一樣。東晉太講究門閥政治,王猛的理想是儒法並行的漢制。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強豪”;一方面要儒家的“拔幽滯,顯賢才,勸課農桑,教以廉恥”。
東晉按門第任官,而苻堅卻從下層選拔精英,號稱“多士”。東晉“天下户口半數入門閥”,而苻堅直通基層,親自或遣使巡查漢人百姓和“戎夷種落”。東晉搞玄學,為政講風雅。而苻堅禁老莊、圖讖之學,找的是“學為通儒、才堪幹事”之人。
氐人的前秦,比起漢人的東晉更符合王猛對於“漢制”的理解。“漢”在王猛這類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統種族,而是制度理想。中華世界裏的族羣,無論胡漢,都不像羅馬世界中那樣以“血統”或“宗教”作為劃分族羣的依據。
為何羅馬拋棄了羅馬,而中華選擇了中華?
在族羣認同上,歐洲蠻族史力圖徹底切割本族羣與羅馬的關係,尋找自己族羣遙遠的始祖神話,證明自己是羅馬世界的“外人”;而中國五胡史書都試圖論證部族起源與華夏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出土的北魏泥塑
在族羣治理上,歐洲蠻族通過法律設置人為區隔,決不實行族羣混居。而五胡政權從來提倡多族羣混居。
兩漢時的遊牧族羣尚由酋長與漢廷官吏雙重管理,而五胡自己發展出的人口政策,則是更徹底的大遷徙、大融合、大編户。五胡政權大規模移民竟達50餘次,動輒百萬,且都是在核心區域。
北魏更徹底,直接喊出了“離散諸部,分土定居”的口號,打破部族酋長制,實行編户齊民。
在世界觀上,歐洲蠻族史觀堅持“種族”身份決定文明身份;而中國五胡史觀則強調文明身份不由種族而由德行決定。五胡君主們最愛援引孟子那句“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澤中國,都是中國的聖人”,據此宣稱,“帝業無常,唯德所授”。
在統一問題上,歐洲蠻族史觀認為羅馬世界不應當是統一的,應當由多個種族分而治之。
在政統建構上,歐洲蠻族史觀並不熱衷繼承西羅馬帝國遺產,更不去與東羅馬爭奪正統。中國五胡史觀則用各種方法將政權置於中華王朝的正統序列之中,年年與南朝爭正統。
經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漢族羣最終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隋人與唐人。今日北方中國人,其血脈都是胡漢融合,即便是漢人也是商周時諸夏與周邊各族羣融合成的大族羣。
在這樣的大融合中,不是誰同化誰,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權旋生旋滅,族羣旋起旋落,由於任何族羣上台都堅持混居融合政策,“漢人”數量也就越融越多了。
新疆牧民的遊牧轉場
由此又回到一個老問題,漢族血統基因當以哪朝為標準?因為中華民族大規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開始了。
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會理解為什麼五胡君主雖然習俗上皆有祖風,但政治楷模卻是漢人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
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能理解五胡為什麼不肯像法蘭克那樣與羅馬分離,不管是強大還是弱小,非要以“華夷大一統”為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