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代帝王中，漢光武帝劉秀，雖比不上秦皇、漢武那麼顯赫耀眼，但也絕非等閒之輩。在他頭上，至少可以戴兩頂桂冠：一頂叫做“中興之君”，另一頂叫做“定鼎帝王”。而像這樣同時擁有“中興”、“定鼎”兩項頭銜的帝王，光武帝劉秀當為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人。
“中興”意謂由衰落而重新興盛，多用以指國家。《詩·大雅·丞民·序》：“《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孔潁達《疏》引《正義》曰：“《丞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能使人。賢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據此可知，“中興”即“中道復興”的意思，這裏是用來讚美周宣王的。
周宣王姬靜是西周的第十一代國君，其父厲王姬胡是一位貪婪暴戾的君主，他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統治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任用“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等人，壟斷山林川澤的一切收益，不讓平民採樵漁獵；同時還興師動眾，征伐淮夷和荊楚，給民眾帶來沉重的負擔。他的暴政，激起廣大國人的憤慨，“國人謗王”。他又靠巫術“監謗”，用高壓手段制止民眾的議論，使人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以目”。殊不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國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於“暴動”。厲王本人被迫逃奔到彘（今山西霍縣東北），太子靜躲於召公家，由召公用自己的兒子冒充太子交給憤怒的國人殺死，才算保住性命。當時宗周一片混亂，遂由召公、周公臨時主政收拾殘局，號稱“共和行政”（另説由國人共推諸侯共伯和執政）。共和十四年（前828）厲王死於彘，太子即位，是為宣王。儘管這時周的統治力量已經大大削弱，但宣王在北伐和南征中均取得了一些勝利，於是被後來史家譽為“宣王中興”。宣王在位近50年，此間社會較之厲王時期要好得多。一個朝代能有將近半個世紀的相對平穩，稱之為“中興”，也不全然都是溢美之詞。當然，實際上西周並沒有由此真正轉衰為興，而在宣王之子幽王時期便徹底滅亡了。
歷史上繼周宣王以後的中興之君，是西漢的昭、宣二帝。原來西漢帝國在武帝時雖達鼎盛，但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外事四夷，內侈宮室，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得天下虛耗，百姓流離，出現了空前的危機。武帝晚年，也的確認識到自己的過失，開始禁苛暴，止擅賦，與民休息，養民富民，可惜時間太短，未能真正見效。繼立的昭帝劉弗陵，為武帝少子，在大臣霍光等的輔佐下，繼續執行武帝晚年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取得“百姓充實”的積極成效。其後的宣帝劉詢，自幼生長民間，“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他進一步推行輕徭薄賦、發展生產、評理刑獄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使社會繼續平穩前進。經過昭、宣兩代的努力，一度風雨飄搖的西漢王朝又興盛起來，史稱“昭宣中興”。從時間上來看，西漢昭、宣二帝在位近40年，短於周宣王10年左右，但其後西漢又經過元、成、哀、平四代50餘年方亡，又比周宣王只傳一代11年就亡國，長了許多。從這種意義上來説，西漢的這次中興，似乎要比西周的宣王中興更名副其實一點。
西漢昭、宣之後的中興之君，就是本書要寫的主人公漢光武帝劉秀。劉秀本是漢室皇族後裔，在新莽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中，他先躋身於農民起義軍中，後來獨立發展，取得了天下。舊史家一般認為，王莽篡漢，漢的統序已經衰亡；劉秀起事後一直以匡復漢室為己任，所建立的新王朝也以“漢”來命名，加之他本人的皇族身份，這樣漢的統序似乎又延續下來，故而被稱為“光武中興”。南宋陳亮甚至認為：“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這裏，如果拋開其他不論，單就上述史實的表象而言，有關光武中興之説，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我們稱光武帝劉秀為“中興之君”。
當然，劉秀這位中興之君與前述的周宣王、西漢昭、宣二帝等中興之君，又有很大的不同。不論周宣王也好，抑或西漢的昭帝、宣帝也好，他們的中興，都是在原有王朝框架內的復興。而劉秀的中興，卻是重建了一個新王朝，只不過這個新王朝仍然沿用“漢”的稱謂罷了。從這種視角來看，漢光武帝劉秀不僅是位“中興之君”，而且還是位“定鼎帝王”。
“定鼎”一詞，《辭源》（修訂本）解釋道：“傳説夏禹鑄九鼎以像九州，歷商至周，都作為傳國重器，置於國都，後因稱定都或建立王朝為定鼎。”接着釋文引《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於郟鄖”，以及《文選》南朝宋顏延年（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高祖（指劉裕）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睿文承歷，景屬宸居”兩例，以具體説明其用法。我們講劉秀是定鼎帝王，即説他是開國之君的意思。儘管劉秀自稱他所建立的新王朝為“漢”，而他本人身上也確實有着西漢劉姓皇族的血統，但事實上，劉秀的“漢”和劉邦的“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這裏不僅僅是建都地點的不同，而且還有着更深刻的社會內涵的不同。
中國歷史上的定鼎帝王，一般説來都是頗有作為的。遠的我們姑且不説，就以西漢的開國皇帝劉邦而論，史家雖然頗譏其“好酒及色”，是一個元賴之徒，但對他的政治膽略、政治智慧與政治成就，卻不能不歎為觀止。《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常徭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嘆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當時劉邦不過是秦朝基層的一個小小的亭長，見到至高至尊的皇帝，竟然敢想-“當如此也”，可謂膽大包天。這充分表現了他非凡的志向和大無畏的勇氣。正是基於這種積極的進取精神，所以早在陳勝、吳廣大澤鄉揭竿而起之前，他便以逃亡的形式開始了反秦活動。當陳、吳起事後，他立即響應，在家鄉拉起一支隊伍，投身到反抗暴秦的鬥爭之中。及陳、吳失敗，他和項羽領導的武裝力量，成為繼續反秦的主力，並最終推翻秦王朝的統治。後來，他又滅掉項羽，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西漢王朝。在此過程中，他所表現出的卓越的政治才幹，以及不怕困難、不怕失敗、不屈不撓的品質，都是很值得稱道的。特別是他的用人藝術，更堪稱一代絕唱。西漢立國之初，曾有過一場關於劉、項得失天下的原因的討論。經過是這樣的：一次，劉邦在雒陽南宮設宴，款待羣臣。當酒酣耳熱之際，他興沖沖地問大家説：“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回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忌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劉邦聽罷連連搖頭講：“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饢，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劉邦的這番總結可謂肺腑之言，充分表現了他高超的駕馭人才的能力。因此，他在秦漢之際風雲變幻的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成為最終的勝利者。
作為定鼎帝王的劉秀，比起他的先祖來，也並不遜色。在打天下的過程中，他奮寡擊眾，舉弱震強，進退有節，延攬英雄，務悦民心，極富戰略眼光，善於統領全局，最終平滅羣雄，大業以濟；在治天下的過程中，他以柔道理國，偃武修文，尊師重道，尤其是在對功臣的處理方面，較之先輩更技高一籌。《後漢書·光武帝紀》最後有這樣一段記載，頗能反映劉秀本人行為以及個性的某些情形：
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衞靈公問陣，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萬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其大意是説，劉秀長期征戰，厭惡武事，而且深知天下民眾飽受戰害，疲耗殆盡，人心思定，希望安息修養。自平定隴、蜀以後，除非遇到緊急情況，從不再論軍旅戰事。皇太子曾向他請教攻戰之事，他竟回答説：“過去衞靈公向孔子詢問戰陣，孔子不作回答，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每天天亮他即上朝理事，直到太陽落西方才罷朝。又常常帶領公卿大臣們講論儒經的義理，夜裏很晚才肯睡覺。皇太子見他如此勤勞辛苦，便乘機進諫，勸他頤愛精神，優遊自寧，以享黃老養性之福。不料他卻回答説：“我自己高興這樣，一點也不覺得疲累呀！”倘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劉秀，可稱得上是一個工作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説他“允冠百王”，認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惟光武獨焉”，如此高的評價，也正好給本文開始所講的劉秀非等閒之輩，做出了一個有力的註腳。
總之，漢光武帝劉秀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具有雙重身份的皇帝。他不惟是中興之君，亦是定鼎帝王。本書揭示給廣大讀者的，就是兩漢之際這位重要歷史人物的一生。
本文為黃留珠《劉秀傳》序章，原題《中興之君 定鼎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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