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證券交易所，新中國成立後內地第一家證券交易機構。至2017年底，上交所已擁有1390家上市企業，總市值近33萬億元人民幣。
然而，當我們把歷史的時鐘撥回到公元1883年時，上海，這個蜚聲中外的大清國十里洋場正面臨着自開埠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
公元1883年，清光緒九年，這年的冬季似乎來得格外早。對上海人來説，比嚴寒更可怕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金融風暴已經悄然而至，席捲全城。市面銀根奇缺，商店關門歇業，錢莊接二連三地倒閉，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60歲的胡雪巖，正經歷着從商以來最煎熬的一段時光，儘管他使出渾身解數，苦苦支撐着眼前的危局，卻收效甚微、迴天乏力，在這個巨大的漩渦面前，一向遊刃有餘的他，陷入了黔驢技窮的境地。
12月1日上海阜康錢莊破產，同日杭州阜康錢莊關閉。五天後，京城阜康錢莊遭官府查封，一道諭旨將他革職抄家，遍及大江南北的錢莊、當鋪和家產悉數被封，盛極一時的胡氏商業帝國頃刻間土崩瓦解。所幸的是，胡雪巖親手締造的國藥號胡慶餘堂，雖一夜易主，但這個著名的老字號卻得以留存，並一直延續至今。
公元1883年，初冬的上海，這裏究竟發生了怎樣詭異的一幕？富甲天下的紅頂商人，緣何如此不堪一擊。在近四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徽州商人又鑄就了多少像胡慶餘堂這樣的金字招牌呢？
河坊街，位於杭州舊城吳山腳下，是杭城歷史上最繁華的街區清河坊的一部分。自12世紀的南宋以後，清河坊一帶就是商賈雲集之地。店鋪林立，酒樓茶肆比肩接踵。這是毗鄰河坊街南側的大井巷，古稱吳山坊，因坊內鑿有數口深井而得名。
公元1878年春季裏的一天，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打破了大井巷往日的寧靜。巷內張燈結綵，鑼鼓喧天，人頭攢動。胡雪巖的胡慶餘堂正式落成對外營業了。消息不脛而走，杭州城彷彿炸開了鍋，前來賀喜的官員、生意場上的同行、上山進香的遊客、杭城的百姓將偌大的胡慶餘堂擠了個水泄不通。胡雪巖身着官服，笑容滿面地出現在典禮上，親自招待着來訪的客人。
早在四年前，胡雪巖就着手籌建胡慶餘堂，彼時的他已年過半百，事業正值如日中天之時，功成名就的他為什麼還要創辦這樣一家藥店呢？
事情還得從頭慢慢説起。
公元1861年，江南戰事日趨吃緊，局面愈發不可收拾。自忠王李秀成發動大規模的東征戰役以來，僅僅數月時間，太平軍便勢如破竹，橫掃浙江全境。十月底，20萬太平軍飲馬錢塘江，將省城杭州圍得跟鐵桶一般。杭州，形同孤島危在旦夕。浙江巡撫王有齡如坐針氈。
望穿雙眼的援軍遲遲不見蹤影，城內斷糧也好些日子了。死人的壞消息不斷傳來，此前，他的商界鐵桿好友胡雪巖，冒死出城籌糧。如今依然杳無音訊，王有齡徹底絕望了。12月29日凌晨，杭州失守，王有齡自縊身亡。胡雪巖的第一座靠山就這樣倒下了。
杭州失陷後，清廷任命湘軍名將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並奉命督辦皖贛蘇浙四省軍務。公元1862年初，左宗棠揮師東進，一路攻城拔寨。金華、富陽、紹興等城盡落左軍之手。到次年八月，左軍開始圍攻杭州。讓左宗棠鬱悶不已的是，自己部隊的餉銀糧草總也接濟不上。杭州久攻不克，浙北又鞭長莫及。就在這時，淮系大佬江蘇巡撫李鴻章命淮軍進軍浙北。左宗棠氣得暴跳如雷，這個只會拼命做官的“李合肥”真是可恨，居然把手伸到自己的地盤上來了，未免欺人太甚。
氣急敗壞的他隨即下達了攻城的死命令。公元1864年3月31日，湘軍攻克杭州，身在上海的胡雪巖密切注視着浙江方面的一舉一動。
杭州克復，是該打道回府的時候了。大樹底下好乘涼，他急需一把新的保護傘。這天，胡雪巖火速趕回杭州，面對那位桀驁不馴的左大帥，他不動聲色，用一份特殊的厚禮：數萬石大米迅速搞掂。胡雪巖就這樣如願以償地當上了左宗棠的後勤部長。在左氏的庇護下，胡雪巖逐步迎來了人生的巔峯期。
戰後的杭州，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在主持難民局事務的那段日子裏，胡雪巖盡心竭力，不辭勞苦。他一面興建義冢掩埋屍體，一面廣設粥廠賑濟災民。他還出銀十萬兩，興辦錢塘江義渡，義務為兩岸民眾擺渡。幾個月下來，杭城元氣恢復，人心趨穩。“胡大善人”之名也迅速傳遍全城。
福建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地處閩江北岸，是中國最悠久的造船廠之一，它的前身便是大名鼎鼎的福州船政局。公元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準創設福州船政局，同洋人打了數年交道的胡雪巖自然成了興辦伊始最得力的干將。船政擇地建廠，購買外國設備，聘請洋人技師，僱傭華工等均由他一手操辦。
公元1869年，由船政局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首航天津告捷。兩年後，“鎮海”號兵輪又成功下水。此時，遠在西北邊陲的左宗棠聞訊後喜不自禁。他在寫給胡雪巖的信中誇讚道“閣下創議之功偉矣”。
19世紀中葉以來的大清帝國，江河日下。繼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捻軍運動之後，西北形勢又驟然緊張，朝野一片譁然。左宗棠旋即調任陝甘總督。幾年後，又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督辦新疆軍務。打仗，打的就是白花花的銀子。從河西走廊到烏魯木齊，全程850公里上下，僅出關運糧一項，一年就得耗銀200多萬兩。再加上西征大軍100多個營，七萬之眾的官兵餉銀，每年共需800多萬兩。這麼一大筆款項，究竟由誰來掏腰包呢。
倘若在一百多年前，這根本不是問題。大清朝國庫買單便罷。但此一時彼一時也，現如今國運不濟，國庫空虛。左宗棠只得依靠他的後勤部長，上海採辦轉運局委員胡雪巖。
胡雪巖那些日子裏忙得昏天黑地。他整日周旋於各色洋人圈中，為他的後台大老闆籌備糧餉，訂購軍火。西征軍費有了眉目後，左宗棠一錘定音，由胡雪巖出面向外國銀行貸款。這種借洋債來打仗的做法堪稱胡氏的一大傑作。在大清國的歷史上，自公元1867年起，胡雪巖前後六次向洋商舉債，總額高達1595萬兩白銀。生薑還是老的辣，花甲之年的左宗棠，打起仗來一點都不含糊，在他的凌厲攻勢下，邊境地區終於穩定下來。
左宗棠居功至偉，他當然不會忘記胡雪巖這員手下愛將。早在公元1866年，左氏就上奏朝廷，賞加其二品布政使銜。12年後，又奏準“破格優獎賞穿黃馬褂”。有清一代，戴紅頂子的商人並不少見，但既戴紅頂又穿黃馬褂的唯有胡雪巖一人。
杭州胡慶餘堂，雕樑畫棟古色古香，一派徽州園林式韻味。從空中看，它宛如一隻巨大的仙鶴，棲息在吳山腳下。時至今日，這裏依舊顧客盈門，遊人如織。走進胡慶餘堂，但見門樓上“是乃仁術”四個大字，分外醒目。因為徽州人經商的話，也秉着儒家思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説“是乃仁術”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方面，是他自身的徽商經商理念的一種體現，第二個，他的確是看到了戰亂以後的社會對醫藥的一種必需。
還是在從事杭州善後事宜期間，胡雪巖就聘請過多名老中醫研製各種成藥，免費向市民發放。左宗棠西征，他又廣邀江浙名醫，開發的胡氏闢瘟丹、諸葛行軍散等藥丸，不僅廣受軍中將士歡迎，而且上門求藥的百姓也絡繹不絕。昔日小作坊式的生產已根本無法滿足所需，於是規模龐大氣勢恢宏的胡慶餘堂便順理成章橫空出世。
出胡慶餘堂，沿大井巷往東南百餘米，便到了張小泉剪刀舊址。張小泉，徽州府黟縣會昌鄉人。公元1628年前後，他在蕪湖學得精緻剪刀手藝後，便帶着兒子張近高來杭州謀生。父子倆在大井巷搭棚設灶，開設剪鋪，店名仍然沿用徽州老家的“張大隆”。公元1663年，為防假冒，張小泉決定以己之名取代原有店號，張小泉剪刀正式問世。
實際上，之所以歷三個半多世紀而不倒，自有它本身的道理，在以手工為主的年代，一把普通的剪刀通常要經過幾十道工序方可製成。用行內話就叫一台爐灶一把錘，一隻風箱一把鉗，一把銼刀一條凳，一塊磨石一隻盆，一把榔頭一隻墩。
張小泉選用浙江龍泉雲和等地生產的好鋼，採用江蘇鎮江特有的泥磚精磨，嚴格按照每道程序規範化操作。更絕的是，他們還自有一套看家功夫，獨門秘籍。就拿剪刀上的兩片刃口來説，必須做到上下合配，平直起縫開合和順，即所謂“嫩口剪綢不帶絲，老口剪布不打滑”。張小泉經過反覆試驗和摸索，打製出的鵝毛縫式剪口至今為業內人士所稱道。
胡慶餘堂大廳的正上方，懸掛着這樣一塊炫目的招牌：“真不二價”。意思是本店出售的所有藥品，無一假貨概不還價。如此霸氣十足的口吻，從何而來呢？
漫步胡慶餘堂，細心的遊客不難發現，整個店堂內外的50多塊招牌楹聯匾額，幾乎千篇一律地面向顧客。而只有一塊戒欺匾對內而立，針對店內全體員工。“戒欺”一匾出自胡雪巖親筆所書。
“凡百貿易均着不得欺字，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採辦務真修制務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則造福冥冥”。
這個戒欺匾是掛在廳堂裏邊的，不是對顧客給顧客看的，而是給他的這個藥店的這些員工們看的，那麼這一點就很生動地闡釋了徽商商道中的這種誠信這樣一種價值觀。徽商的經營特色主要就是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取利、質量至上，這是徽商始終固守的一個商業信條，也是徽商他們的立業之本。
清代徽州府婺源人朱文熾，年輕時漂廣東，每次出售茶葉時，但凡超過期限的，便自書大大的“陳茶”二字。經紀人多方勸阻，都被婉言謝絕，20多年來，他虧耗數萬金，卒無怨悔。
享譽大江南北的胡開文墨業，到第二代傳人胡餘德時，曾創制出一種新墨錠。一名外地客商慕名前來採購，返回途中，墨袋不慎落水，待撈起後發現墨錠已有溶化的跡象。胡餘德瞭解情況後，一邊道歉，一邊以自家名品蒼珮室墨相贈，同時下令所屬各店立即停售此墨，並高價回收業已售出的所有劣質墨錠。
徽州素稱禮儀之邦，徽州商人自幼耳濡目染，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的薰陶。在經營活動中，逐漸形成了自身鮮明的特色。徽商賈而好儒，在長期的經營中，形成了自己的商道。這個商道繼承了我們中華民族很多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因素。
安徽休寧縣商山鎮的戴震之墓，秋日斜陽之下，一代大儒靜靜地安息着。
戴震，徽州府休寧縣人，18世紀偉大的平民思想家。出身於商人之家的他，很多精彩的哲學論述都是圍繞徽商來展開的。
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而居。商賈東西行營於外，以就口食。雖為賈者，鹹近士風。戴震一語道破徽商賈而好儒的特色。他不正是徽州商人的辯護人和代言人嗎？
胡慶餘堂內的漆金豎匾，上書“飲和食德，俾壽而康”。從字面上看，飲食適度、行善積德，就能健康長壽。但後來也有人指出，此匾還有另外一層深刻的含義。當時，他辦胡慶餘堂的時候，杭州有兩家非常著名的藥店，一個叫許廣和一個叫葉種德，這兩家藥店在杭州銷售非常好，生意非常興隆。胡雪巖將兩店名號各取一字，分別置於“飲”“食”之後，用意是顯而易見的。
葉種德堂有個技法嫺熟的切藥工，人稱“石板刨”。胡雪巖不惜重金挖了過來，“石板刨”感激胡財神的知遇之恩，一干就是50餘年。知人善用人盡其才，類似的例子在徽州商人身上不勝枚舉。
“汪玉霞”，一種風靡武漢兩百多年的糕點。汪玉霞傳至第三代汪國柱手裏時，汪家走向了極盛，大大小小的產業店鋪共計136家。這時候，小小的汪玉霞已無足輕重，但汪國柱不僅沒有放棄這份祖傳家業，而且每逢年關他都要請136家店鋪的主管到汪玉霞來吃團圓飯。這團圓飯還挺有講究，汪國柱立下規矩，哪個鋪子賺錢多，哪位主管就坐首席。
其實，在漢口的商業發展史上，比汪玉霞更早的老字號當數“葉開泰”了。它是漢正街上誕生的漢口第一塊金字招牌。
過去，武漢人嘴裏的一句口頭禪便是葉開泰的藥，吃死人都是好的。葉開泰，由徽州商人葉文機創辦於公元1637年。那麼，葉文機當初是怎麼來到漢正街的呢？
公元1631年，天下大亂豪傑四起，各地反明起義風起雲湧。落籍江蘇溧水的徽州府黟縣人葉文機和父親葉神仙，一路逃難到漢陽，為度兵荒，父子倆重新擺起了藥攤。六年後，葉神仙過世，葉文機來到漢口，在漢正街附近買了座青磚古屋，正式掛出“葉開泰藥鋪”的招牌，取名“葉開泰”，乃是遵照父親生前囑託，葉家藥鋪開業只圖國泰民安。
葉開泰創辦之初，就遵循“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的信條。憑着良心從業，他們不僅給無錢買藥的窮人施捨藥品，而且到災區義診，並設立粥棚賑災救民。“葉開泰”由此一舉成名，上門求藥的人紛至沓來。
説起產品營銷，胡雪巖就更是這方面的高手。早在籌備期間，胡雪巖就僱人身穿印有“胡慶餘堂國藥號”字樣的衣服到車站碼頭路口廣發傳單。每次製作全鹿丸，他都要組織大隊人馬抬着梅花鹿披紅掛綠，遊街示眾當場宰殺。《申報》是當年上海最有影響的報紙，他長年累月地在報上原刊登大幅廣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施行下來，胡慶餘堂的大名廣為傳播、蜚聲四海。
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也成了婦孺皆知的一句名諺。
芝園，杭州胡雪巖故居，始建於公元1872年，歷時三年方才完工。園內的十三樓怪石嶙峋，巧奪天工。據説，是胡氏專門為他的13房妻妾而建。野史都説他富可敵國資產半天下，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近代名人小傳》也認為其私財亦兩千萬。這一數據為當代不少研究者所接受。那麼胡雪巖的鉅額之財是如何積累起來的呢？
胡雪巖實際上發的是戰爭財。向外國的銀行貸款，這個貸款利息通常來説是3%到5%，但在總額1595萬兩白銀的六筆借款中，最低的年息9.75%，最高的居然達到了18%。這其中外資銀行收取8%，而落入胡雪巖個人腰包的浮報利息款就高達288萬多兩。外國銀行也做生意呀，他説你利息這麼高，他要給你佣金，所以他兩頭拿。據説拿得多的時候，就是西征軍餉這一塊，他從中就賺取了大概四五百萬兩白銀。
錢莊是胡雪巖另一個支柱產業，沒有確切的數據證明，在他的所有財富中錢莊的貢獻率究竟有多大。但早康錢莊與外資貸款的差額和佣金結合，再加上長期代理各類公款和各級官員的個人存銀。可以基本認定的是構成胡雪巖財富基礎的，其實很少有正常的生意。
與其説他經營商業，不如説他經營權力。
關於胡雪巖破產的原因，後人幾乎眾口一詞，即敗於那場著名的中外生絲大戰。時人也認為他與洋商爭利，洋人恨之入骨，相約一年不買絲。胡積絲如山無售處，折耗至六百萬金。有的甚至説他，兩千萬兩出一千二百萬兩歸家。也就是説，一下子就虧了800萬兩之巨。事實果真如此嗎？
胡雪巖志向很大，他要把外商給比下去，所以他就大量地收購蠶絲。胡雪巖大量囤積生絲，始於公元1881年6月，在胡雪巖歷時兩年多的囤積拉動下，上海生絲價格一路飆升。
據公元1883年12月9日的《申報》報道，胡在資金吃緊時，先將2000包賣給怡和洋行，將6000包及7000包賣給天祥洋行。由此推測，他所囤積的生絲總量應有15000包上下。怡和洋行的檔案顯示，胡雪巖將生絲賣給他們時每包定價仍高達380兩，而天祥洋行的出價也達到了372.5兩。以15000包存量，每包380兩計算，胡雪巖的總投資最多不過570萬兩。這與後世普遍宣稱的兩千萬兩相差甚遠，就算賠光了，也不可能損失600~800萬兩之巨。在這方面，還是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估計比較靠譜，“由於金融吃緊，胡光墉不得不拋售手中生絲，損失高達150萬兩”。
19世紀中後期以來，大清國掀起了一股興鐵路開煤礦造輪船的熱潮，相關的股份公司也相繼成立。由於這些股份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買賣，很多人便把炒股當成了賺錢的主業。市面上的大批資金源源不斷地從錢莊商號流進了股市，惡果隨之而來。據《申報》報道，從公元1882年起，買賣股份之旺幾於舉國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顯露，股票萬千直如廢紙。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胡雪巖將一筆數額不小的資金投向生絲行業，應該説還不失為明智之舉。畢竟在銀根緊縮時，生絲還能及時換成現銀。然而阜康錢莊的資金遠不止囤積生絲這個數，更多的銀子都應該放貸在外。當猛烈的金融風暴降臨後，這些流出的資往往就成了無法收回的壞賬呆賬。
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輪措手不及的擠兑大風潮又直撲而來。
公元1878年，胡雪巖以私人名義為清政府向匯豐銀行借款650萬兩，四年後他再借400萬兩。清廷承諾這兩筆款子均以各省協餉作擔保。通常情況下每年協餉一到，上海道台就會把這筆錢撥給阜康錢莊，以備胡雪巖還款之用。公元1883年11月，胡雪巖正好有80萬兩還款即將到期。一個神秘的人物悄悄來到上海，將他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盛宣懷，江蘇常州人，淮系領柚，晚清重臣李鴻章手下得力的洋務干將。中國近代的輪船、礦山、電報、鐵路、紡織等行業他無不染指。中國通商銀行、天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也都出自其手。
晚清的官場勾心鬥角，派系林立。盛宣懷與胡雪巖分屬兩個不同的利益集團。盛的老闆是李鴻章，胡的後台是左宗棠。而左李二人素來不和，勢如水火。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
盛宣懷打算借胡雪巖還款之機置其於死地。
盛宣懷抵滬後，馬上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鴻章有意緩發這筆協餉，時間為20天。邵友濂也屬淮系，料想緩發20天並無大礙，便依計而行。情急之下，胡雪巖只好從阜康錢莊調來80萬兩銀子，暫時補上了這個窟窿。胡的這一做法正好跌進了盛宣懷事先為他挖好的陷阱。
盛立即找人四處放風説，胡雪巖在生絲上大賠血本，如今尚欠外國銀行貸款80萬兩。阜康錢莊的存銀即將告罄倒閉。
在即，阜康錢莊人山人海，前來提款的人幾乎踩破了門檻，胡雪巖這才如夢方醒，但為時已晚。擠兑風首先在上海颳起，很快波及到全國各地。多米諾骨牌現象最終引發胡雪巖一敗塗地。當很多人一聽説胡雪巖他的生意虧本了，在金融行業，很多存在他這個錢莊裏面的錢就紛紛要給它提取出來，這樣一來就導致了胡雪巖的破產。這個可以説是他衰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公元1885年9月5日，三個月後，一代鉅商在憂憤中鬱鬱而終，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倒下了。但他的胡慶餘堂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其實，胡慶餘堂只是一個縮影。歷史上，徽州商人締造的各類老字號可謂燦若星辰，數不勝數。
杭州胡慶餘堂和張小泉，漢口葉開泰與汪玉霞，北京王致和，安慶胡玉美，臨清汪濟美，徽州吳魯衡，還有那遍佈京城和江南的胡開文墨業，以及各色茶莊徽菜館等等。這一塊塊至今猶存，熠熠生輝的金字招牌既反映出徽州商人別具一格的經營文化，也給後人留下了，一筆筆豐富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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