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中，主流是儒家、法家和道家。
其中，儒家和法家，在態度上屬於一類，主張積極入世。世界那麼亂，但我要去改變。而怎麼改變呢？
儒家主張復古，認為現在之所以這麼亂，是因為大家不尊周禮了。所以，在方向上，就要往後看，要回歸傳統。
法家主張開新，認為現在之所以那麼亂，就是因為大家沒跟上變化。所以，在方向上，就要往前看，傳統的東西要改、要徹底地改。
儒家和法家，只是方向上不同，一個主張復古、往後看，一個主張開新、往前看。但是，它們的態度是一致的，即積極入世。世界亂了，那大家就要行動起來，去恢復秩序。
但是，道家則不是方向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問題。
道家認為世界之所以那麼亂，就是因為儒家想復古、法家想開新、大家都想改變世界，然後世界就亂了。所以，道家在態度上是消極出世，等你們這些搞事情的人都不搞事情了，世界自然不亂了。
無論是儒家、法家還是道家，都不是告訴小人怎麼修身養性的學問，而是告訴君主怎麼實施統治的學問。
但因為態度上關涉了“你是誰”，以及在方向上關涉了“你從哪裏來“、“你到哪裏去”，所以自然就會往信仰和精神世界上延伸。然而，我們一定要清楚的是：它們最初都不是什麼過於形而上的哲學，而是政治學，具體説是關於統治的學問。
老子在態度上是出世的。但還是得問一下：老子在方向上是往後看還是往前看？
肯定是往後看。
要記住一點：中國的法家是個奇葩。無論古今中外，傳統時代的先賢們的總基調是今不如古，越是從前越是迦南美地，越是以後越是人間地獄。
但是，老子這個往後看，跟其他各家就不是一個時間尺度上的區別。儒家往後看，也就看到三代，主要是西周；墨家往後看，也就看到大禹時期。而老子往後看，則是直接看到了文明尚未開化的遠古時期。
使國家（翻譯成城邦或聚集部落更合適）變小，使各種器具存而不用，使百姓安土重遷。這樣的話，即便有舟船車馬，也沒有使用的必要；即便有盔甲兵器，也沒有用武之地。最後，大家集體退化到“結繩記事”的遠古時代。
既然已經退到了遠古時代，那麼連國家的存在必要也沒有了。這會不會陷入霍布斯的利維坦呢？即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道家關於遠古時代的現象，不是利維坦，而是老子所説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吃得香、穿得美，住得好、玩得爽，這就是道家的理想世界。
同時，莊子也對遠古世界做了想象，與老子大體不差。即“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意思是待著也不知道該幹啥、出去也不知道該去哪，含着個肉乾、開心的不得了，吃飽了肚子、四處閒逛。
所謂小國寡民，是不是把老百姓都變成二傻子了？對！這就是道家追求的本來狀態。但這是打比方。比方的目的不是真要回到遠古時代，而是説遠古時代的生存狀態是有好處的。而好處就是不爭。既然不爭了，那世界自然也就不亂了。
為什麼又要“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呢？
傻子跟傻子在一起，也能打起來。打架也是一種交流。一旦交流了，人就變聰明瞭，自然也就爭起來了。所以，怎麼才能禁止兩個傻子或兩撥傻子打起來呢？那就是“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歐洲人到來之前，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這種狀態。而一旦歐洲人來了，印第安人的苦日子也來了。
而又為什麼“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呢？
太大了，就沒法統治了。非但老子這麼想，軸心時期的西方人也這麼想。
柏拉圖認為最佳城邦是5040個公民。雅典卻有兩萬公民，把女人、孩子、奴隸以及外來商人都算上，就超過十萬人了。這麼多人，沒法統治，所以雅典應該退回到5040個公民的規模。但為啥是5040人呢？因為這個數能被10以內所有的數字整除（從2到10）。但柏拉圖沒算好，因為5040的一半，即2520就夠了。
柏拉圖迷信數字，而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就樸素多了。咱就別玩數字遊戲了，直接用眼睛看。我站在高處、四眼一望，然後就行了。城邦就是我目之所及的範圍，再遠的地方就不要了。
咱們中國的老子，則是靠聽的。到底多大？不用一個個地去數，也不用費勁用眼睛去看，聽聲音就夠了。“雞犬之聲相聞”，村口張三家的狗叫了，我能聽到，這就是咱的國。
還是那個前提，老子的學説是統治學，即教統治者如何統治國家的。所以，這些都是打比方。既然是打比方，那我們就不能聚焦在故事上，而是聚焦在故事的寓言上。實際上，就兩點：一個是不爭，最好的政治秩序就是不爭；一個是自然，即“治大國如烹小鮮”，別折騰。不爭，才能無為；自然，就是統治。
儒家向後看、法家向前看，但儒家和法家都是積極進取的。為什麼老子偏偏消極避世了？
孔子、孟子，生活在今天的山東地區。在當時，這裏算是周禮保存最好的地方。或者説，就是一個魯國文化圈。因此，儒家的大人物，基本都從這個地方出。他們要復周禮，也就清楚了。生於斯、長於斯，目之所及、耳之所聞，就是這些。
而李克、商鞅，包括後來的韓非，主要在晉國一帶。“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這是春秋。但晉國比這猛，竟能搞了一場從大夫到諸侯的華麗轉身。所以，晉國的禮崩樂壞早已令人髮指。因此，這裏孕育出了“離經叛道”的法家。
但法家過於形而下，所以需進一步形而上和抽象化。這就需要藉助荀子這個大儒了。後期的兩個法家人物，韓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
然後，再看老子和莊子，一個是陳國人、一個是宋國人，但具體出生地已經不可考。大體可以歸類為楚國一帶，而陳、宋兩國也接近楚國。於是，可以認為道家是荊楚的產物。
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基本是兩千多年前的一篇地域黑。他是怎麼記述楚國的呢？
你看這個描述，跟小國寡民，是不是非常相似？有時候，不是憑空想要小國寡民，而是地廣人稀本就小國寡民。莊子見過遠古社會嗎？沒有。但莊子憑啥説國家之前不是利維坦，而是“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因為老子和莊子在楚越之地就已經見過了。大家都是這麼過日子的，而且過得很舒服。
儒家，是在周禮基礎之上來想象理想世界。法家，是在禮崩樂壞和高度競爭中來想象理想世界。道家，則是在楚越之地的生活方式中想象理想世界。
但，法家偏實用，也就是太具體了，不夠抽象。不抽象，就難以公約，難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儒家比法家強一點兒。因為周禮是二階抽象，儒家則是在周禮基礎上的晉階抽象。道家雖然是從一階或零階的生活方式中引深，卻足夠抽象。所以，老子的學説，你怎麼用都行，都是大道至簡。
而無論怎麼抽象，其具體主張皆源於現實，都是從現實的社會和人文環境出發，進而勾勒出一個理想世界的想象。而這種想象的目的，都是為當時的亂世尋找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