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南征:因為他的王后和丹朱後裔私通,他來複仇了

昭王南征:因為他的王后和丹朱後裔私通,他來複仇了

昭王南征:因為他的王后和丹朱後裔私通,他來複仇了

上古堯舜時期,丹朱是堯的不肖之子,因種種惡行而被放逐。丹朱被流放以後的情況如何?對此,古代典籍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卻或明或暗地保留了與丹朱有關的某些傳説。通過分析這些傳説,就會發現,丹朱被放逐後,他的後裔曾活躍在江漢流域,是江漢古族的重要一員,並對楚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左傳.僖公四年》記載:齊桓公率諸候伐楚,管仲向楚國使者説道:“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把周昭王的漢水殞沒一事歸罪於楚,楚使斷然否認這件事與楚國的關係,拒絕承擔任何責任。

從實際情況考察,這次覆舟事件是丹朱的後裔所為,也就是説昭王死於丹朱後裔之手。《國語.周語上》記載,周大夫內史過説道:“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後,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而儀之,生穆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這段話,透露了極其重要的信息:昭王房後和丹朱後裔有私通關係,周穆王是私通所生;同時,丹朱後裔對於周王朝來説,是帶來禍患的因素,它導致周天子的不幸。

房地在今湖北房縣,《世本》記載:“豕韋,防姓。”張澍粹補註:“防,一作彭。豕韋本彭姓,大彭之孫元哲封豕韋,劉景更封之,故姓防。”防、房通,房氏是豕韋后裔,屬彭姓。房地所在的河,古時稱彭水,也是以姓名河,彭水源於房縣西南,後名築水,今名南河。《左傳桓公十二年》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涉渡的就是彭水。由此可見,房姓是祝融的後代,與楚同屬苗蠻部族。

房地舊址在今湖北房縣一帶,從地理位置上看,丹朱族人通於房後是完全可能的。丹朱被放逐于丹水,就是現在的丹江流域。丹江在漢水之北,房地在漢水以南,兩地僅一水之隔,丹朱族人只要越過漢水,便可進入房地。實際上,丹朱族人正是按這樣的路線,向南推進的。

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帝子丹朱,避舜於房陵”,“朱遂封於房,為虞賓。”丹朱族人越過了漢水,進入房地,並且成了那裏的主人。所謂“房後協于丹朱”,實際是丹朱族與房姓通婚,是唐堯後代與祝融苗裔的聯姻。丹朱族與房姓通婚,周族也從房姓聘女,今本《竹書紀年》記載,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於宗周。”周康王娶於房,昭王也是如此,康、昭二世,周天子都是從房地娶王后。昭王房後協于丹朱,實際是私通於丹朱的後裔,《國語》供認了這一事實,並承認周穆王是房後通於丹朱的後裔所生,對於房後,“丹朱憑身而儀之”。《離騷》有“憑不厭乎求索”的詩句,王逸注;“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無獨有偶,昭王房後之子,穆王名滿,這是否和丹朱憑身房後有關?是否是楚人房後為紀念與丹朱族人的關係而起的名字?

似乎不會是偶然的巧合。周昭王娶於房,但這位房後卻與丹朱族人發生兩性關係,這在當時已是公開的事實,否則,內史過不可能那樣言之鑿鑿,不加隱諱。由此可見,對於丹朱族人來説,周昭王乃情敵,是有奪妻之恨的對手,他們必然會尋機報復,加害於昭王。內史過把丹朱説成是照臨周王朝的幽靈,已經暗示了昭王之死與丹朱後裔的關係。

據今本《水經注》記載,昭王沉船喪生是在漢水下游潛江以東地段,後代基本沿襲此説。按照這種説法,昭王渡漢水的地方離房地有千里之遙,這與居住在那裏的房姓及丹朱後裔沒有任何關係。但從歷史實際情況考察,《水經注》的上述記載是靠不住的。

西周前期到中期,楚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重心還在今湖北西部荊山一帶,向東沒有越過漢水、江陵一線。只是到了周夷王時期,熊渠才在興兵伐庸、楊奧的同時,把勢力範圍擴展到鄂。

周昭王時期,周、楚爭奪的重點是江漢西部地區。昭王南征是討伐荊楚,楚國當時都於秭歸,從宗周出兵,越過陝西商洛地區便可逼近楚國北境方城,威脅秭歸,昭王南征不可能捨近求遠,放棄楚國的心腹地帶,而從漢水下游作長途迂迴。後來,周宣王時,召虎領兵從漢水下游進擊,那是為了討伐淮夷,而不是與楚國交戰。

今本《水經注》有關昭王遇難地點的記載是不確切的,同時,又是自相矛盾的,但卻為考證昭王南渡漢水的地點提供了線索,在敍述周昭王死於漢水一事之前,文中有“即堵口也”四個字。對於這一句話,後來注家都認為不可信,作過各種改動,但都很難令人信服。從當時歷史實際考察,昭王渡漢水並且遇難的地點,確實應該在堵口附近,堵口即堵河匯入漢水處,其地在今湖北隕縣以西,距房縣不過百餘里,正是古代房國的統治地域,是丹朱後裔居住的地方。昭王死於當地土著之手,具體説來,是丹朱後裔和房姓居民葬送了他,據此,完全有理由懷疑,或是今本《水經注》在編排上有錯簡,或是當時對昭王遇難之地有兩種説法,酈道元兼存其説,造成了記載上的互相矛盾。

據《帝王世紀》記載,昭王遇難的經過是這樣:“及濟於漢,船人惡之,乃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可見,他並不是在武裝衝突中被打死,而是被當地的“船人”欺騙,船沉身亡。顯然,當地土著人對昭王虛與周旋,表面上為他提供渡船,實際上,是為他準備葬身之具。昭王死後,“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周人對昭王之死諱莫如深,在當時根本不敢張揚,這説明,昭王死得很不光彩。如果和房後協于丹朱的記載聯繫起來看,完全有理由相信,昭王之死屬於情殺,是被他的妻姓居民及丹朱後裔害死的,對於丹朱後裔來説,此舉是報了奪妻之仇。

丹朱後裔對周昭王的報復行為表明,它已經加入了楚國陣營,成為遏制西周王朝向南擴展的重要力量;同時,這一事件又是姬姓周族與唐堯後裔多次較量中的重要一仗。周代統治者以祖述堯舜自居,並且在王朝創立初期確實對唐堯後裔釆取了保護措施。武王滅商後,為了安撫人心,大封先聖苗裔,其中唐堯的一支後裔就被分封於薊。隨着周王朝政權的日益鞏固,它對唐堯後裔不再是保護,而是逐漸削弱和翦除。

今本《竹書紀年》記載,成王八年,“王師滅,遷其民於杜。”唐是堯的故地,成王把它分封給自己的弟弟唐叔堯,而將堯的後裔遷移到杜,封為杜伯。杜即今陝西西安杜陵一帶,距離宗周鎬京很近,這就把唐堯後裔置於周王朝的嚴密監視之下。

但是,西周統治者對唐堯後裔的侵削並未結束,周宜王時期,又殺其大夫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適晉避害,從而,把唐堯後裔從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徹底清除。對於唐堯後裔的侵削、殺戮,西周最高統治集團始終心懷不安,唐堯及其後裔的幽靈經常成為他們的困擾。

《左傳.昭公元年》記載:“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餘命而子日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對於文中的帝字,杜預釋為天,《史記.晉世家》也把帝改為天,從文意考證,帝指的是堯,這是西周最高統治者為自己佔領唐故地所作的開脱。周人把堯的後裔唐國滅掉了,這對奉唐堯為聖人的姬姓天子來説,無論如何是一件不好交待的事。在這種情況下,邑姜夢帝堯的傳説就應運而生了。

由此而來,周人滅唐,就不再是周人的罪過,而是帝堯把自已後裔的封土拱手相送,是心甘情願地奉獻給周人的。征伐佔領被説成是順乎聖王之心的美德;滅人子孫的征服者,成了被征服者祖先指定的合法繼承人,這就是周人編造邑姜之夢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

這一事件也説明,對於唐堯及其後裔,周王朝懷着恐懼的心理,有時甚至讓到神經脆弱的程度,這種心理一直持續到春秋時期,公元前662年,傳説有神降於莘。莘在虢地,是姬姓封國,內史過預言,這是丹朱顯靈,挑國將亡。

由此可見,周王朝統治者對唐堯及其後裔始終是戰戰兢兢,有一種作賊心虛的負罪感。面對姬姓統治者的壓迫,唐堯後裔也進行了反抗。據《墨子.明鬼下》篇載,周宜王就是被化為死鬼的杜伯射殺的。這種説法固然是虛妄的,但它卻透露了唐堯後裔反抗姬姓統治的信息。

整個西周時期,周族與唐堯後裔的鬥爭時斷時續,在宗周統治範圍之內,唐堯後裔被逐步削弱翦刈。而在西周統治勢力範圍之外,被放逐的丹朱後裔則和當地的苗蠻部族聯合起來,作為楚國的盟軍,共同抗禦西周勢力的南下,並製造了昭王的沉舟不返事件。從這個意義上説,唐堯後裔在對西周姬姓統治者的鬥爭中是裏應外合的,它在宗周境內遭到的損失,在境外漢水之濱得到了補償。

周代把丹朱之神作為臨照自己的幽靈,這説明直到東周時期,丹朱的後裔仍然繼續存在,並且一直在尋機與周人對抗。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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