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隨着趙、韓、魏三家分晉，春秋時代進入了尾聲，戰國時代來臨。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將此事件作為開篇，足以見三家分晉所帶來的影響有多惡劣。
事實也的確如此，三家分晉事件的產生，使得周王室權威完全喪失的同時，也使得中原的戰事不斷升級。春秋時期爭霸的形式已經不復存在，更為殘酷的滅國之戰來臨。
於是，各國為了在這個亂世之中佔得一席之地，紛紛開始變法。魏國就是第一個變法的國家，後世稱為“李悝變法”。
魏國的李悝變法，確實為魏國帶了了前所未有的改變，尤其是魏國的魏武卒更是令中原諸侯聞風喪膽。在《吳子·勵士》中記載，魏國曾經在陰晉之戰中用五萬魏武卒擊敗了秦國的五十萬大軍，足可見魏武卒的強悍。
而魏武卒的訓練者，就是吳起。
吳起一開始在魏文侯麾下任職，負責訓練魏武卒。魏文侯死後，魏武侯受到旁人蠱惑，對吳起產生了猜忌。吳起無奈之下，只好離開魏國，前往了楚國，並在楚國進行變法，史稱“吳起變法”。
不過因為楚國的貴族勢力過於強大，所以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僅僅在楚悼王在世之時得到了施行。在楚悼王死後，吳起立刻遭到了楚國貴族的打擊，最後身死法滅。而造成楚國貴族勢力如此強大的原因，就是封君制。
本篇筆者就從吳起之死説起，聊聊楚國的封君制對楚國產生了什麼消極的影響。
吳起之死
楚國的封君制
吳起一開始在魏國擔任將領，是魏武卒的直接領導者。可以説，魏國能夠在戰國初期稱霸那麼久，和吳起脱不開關係。然而好景不長，魏文侯之子魏武侯並沒有繼承他父親那知人善用的能力。他只是憑藉着公孫痤的一些隻言片語就對吳起起了猜忌。吳起一怒之下，忿然離去。
好在吳起這樣的大才在哪裏都能施展才華。楚國楚悼王不滿楚國積弱，決定效仿魏國施行變法，而在魏國待過的吳起就是最好的人選。
吳起來到楚國以後，就為楚悼王分析利弊，並提出楚國“大臣太重”和“封君太眾”兩個觀點。也正是這兩個觀點，為吳起最後身死埋下了伏筆。
·先説楚國“大臣太重”
針對大臣太重的現象，吳起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禁止大臣結黨營私，加強官員的績效考核，獎勵有作為的官員。
減少不必要的官職，削減俸祿，節省開支。
杜絕權門請託之風，禁止官員損公肥私。
·再來説説楚國“封君太眾”
針對封君太眾的現象，吳起也制定了一些列的措施：
封君超過三代的貴族都取消爵位。
對無功的貴族及其後代，實行均其爵、平其祿的政策，對有功的人授予爵位。
廢除對疏遠王族的供養來撫養戰士。
從吳起的話中來看，楚國之所以積弱，是由貴族和官員兩方面導致的。但是實際上，這是一個問題，那就是封君太眾。
春秋末期，趙、韓、魏三家分晉，引起了諸侯們的恐慌。於是中原諸國紛紛開始改革制度，加強中央集權。然而這一切都和楚國無關。直到戰國時期，楚國依舊施行着“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左傳·宣公十二年》）的選官制度。
這樣的選官制度使得楚國朝政上下的重要職位基本上被貴族勢力所壟斷。比如楚國著名的屈、景、昭三家公族勢力，直到楚國滅亡都依舊壟斷着楚國的朝政。“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中的三户就是指這三家。
因此，吳起口中的兩個問題歸結到一起，其實就是楚國的貴族勢力過於龐大。正如黃徳馨在《楚國史話》中提到的：“在楚國，大臣和封君基本上是一回事。”
吳起的變法內容觸及到了楚國貴族們的核心利益，再加上楚國的貴族勢力過於龐大，所以在楚悼王死後，吳起失去了他的靠山，哪怕他當時官至令尹（楚國除了君王外最大的官職），也難逃一死。
西周之時，周天子分給諸侯土地，被稱為“分封”。而諸侯們將土地分封給卿大夫，則被稱為“采邑”。三家分晉以後，諸侯們為了避免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就廢棄了傳統的“采邑制”，轉而施行了“封君制”。
采邑制和封君制的最大區別就是：獲封采邑的卿大夫，擁有着絕對的自治權，其封地完全就是國中之國。而獲得封地的封君，則只享有封地的租税，但不享有封地的所有權。
眾所周知，戰國時期正處於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為了適應這個錯綜發雜的亂世，各國諸侯都致力於強兵富國，並加強中央集權。
而楚國卻正好相反，其反常的地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其餘國家將封地封在邊疆地區，旨在讓封君們穩固邊疆，而楚國的封地範圍則是非繁華地區不封
戰國時期，諸侯們一般都是將邊疆地區的土地分封給他們，旨在鼓勵他們開疆擴土。比如秦昭襄王時期的穰侯，他的封地在陶邑。這塊封地遠離秦國，在齊國境內。穰侯為了擴大自己的封地，不惜要越過韓、魏等國去攻打齊國，藉此擴大自己的封地。
而楚國則恰恰相反。我們都知道，在戰國七雄當中，楚國的地大物博是出了名的。然而楚國的封地卻大多在繁華地區。比如楚惠王時期，公孫寬就因為封地位置太偏僻，請求易封，結果楚惠王直接將其封在了魯陽（楚國繁華之地）。
正因為楚國的封地位置過於繁華，吳起在變法時才會提出“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呂氏春秋·貴卒》）”的建議。
二、吳起所説的楚國封君太眾現象
在説楚國封君太眾之前，我們先説一下楚國封君世襲的問題。
上文中已經提到，采邑制向封君制的轉變，實際上就是為了控制封君們的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封君世襲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事實也的確如此，除楚國外，其餘六國世襲的封君只有兩個：齊之孟嘗君和魏之安陵君。除了這兩個封君以外，其餘的封君一般不過三世就會被收回，有的甚至在封君死後就會收回封地。比如穰侯魏冉。《史記·穰侯列傳》記載：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而楚國就不一樣了。楚國的封君明面上是二世而收爵，吳起變法時則是三世而收爵，但是實際上楚國的封君一直是世襲的。
還是採用上面提到過的公孫寬易封之事，《國語·楚語》中對此有詳細記載：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不知其他。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在這段話中，有一句話很關鍵，那就是“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如果楚國的封君不是世襲的，那麼又何來懼子孫之以梁之險作亂呢？
而楚惠王的時期，還遠在吳起變法之前。也正是因為楚國只封君而很少奪君，才會造成楚國的封君越來越多，直到吳起到來時發出“楚國封君太眾”的感概。
楚國的封君制，明面上是取代了傳統的“采邑制”，但是實際上兩者並沒有什麼區別。
封君制對楚國的消極影響
戰國時期的楚國，尤其是消滅越國以後的楚國，曾經強大一時。“橫則秦帝，縱則楚王”並非信口雌黃，而是真實存在的。
論領土面積，在楚懷王滅越以後楚國最大；論兵力，楚國“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論糧食，楚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來自《史記·蘇秦列傳》）
然而擁有着這麼大優勢的楚國，卻在楚懷王、楚頃襄王之時，迅速衰弱，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秦國統一天下。而發生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為楚國的封君制。
一方面，楚國的封君多為世襲，憑藉着一代代積累下來的大量財富，封君們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內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且不用理會國家大事。
戰國時期，楚國的封君數量急劇上升，並在楚懷王、楚頃襄王之時達到鼎盛。《戰國策·楚策》中記載：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
這四個人不僅受到楚王的專寵，而且其封地地理位置極其優越。更嚴重的是，這四個人囂張跋扈，淫逸侈靡，完全不顧楚國的死活。果不其然，當莊辛説完這番話後不久，秦國就攻陷了鄢、郢、巫、上蔡、陳之地。
另一方面，楚國封君的封地大都是戰略要地，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實力。
比如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其封地位於江東。江東乃是楚國的戰略要地，掌握着楚國的經濟命脈和軍事命脈。楚考烈王將此地分封給春申君，實際上就等同於將整個國家根據交給了他。這樣的現象，在楚國的封君中極為常見。
封君世襲的現象，使得楚國的國家資源過於分散，從而造成民心渙散，軍隊戰鬥力不高。而封君封地的地理位置，又大都處於楚國的戰略要地，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實力。
楚國的封君們掌握着楚國的大部分資源，卻各自為政，不為楚國着想。試問，在這樣的背景下，楚國又怎麼可能打贏國家資源高度集中的秦國呢？
結束語
吳起變法，其本意是為了消除楚國的頑疾，解決楚國“政出多門，封君太眾”的現象。然而他低估了楚國貴族們的勢力，沒有籠絡新興地主階級，而是選擇了單槍匹馬地應對他們。因此，在楚悼王死後，單獨面對貴族們的吳起也死了。這不得不説是吳起的悲哀，也是楚國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