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出國留學“梗阻”未通，但有媒體調查發現，就在留學行業受到重創的同時，培養留學“預備隊”的國際學校卻增勢明顯。一撥新的國際學校落地深圳及其他大灣區城市，家長對國際教育的熱情並未消減。
不僅大灣區，就今年北京地區高中生申請國外大學的情況來看，當地學生出國意願有增無減。選擇並有能力送孩子出國讀大學的家庭，多數從理念上較為認同“全人教育”，他們選擇國際教育也多是出於理性的考慮和判斷，由此也可以預判，國際教育並不會在短期內退熱。
留學遇阻，國際教育升温，該如何解釋這種“反差”？未來，中國的國際教育將呈現何種發展趨勢？
新中國的國際教育自21世紀初開始萌芽，由最初的試水精英教育逐步步入多元發展階段。近10年來，國際教育持續擴張，不僅深耕北上廣蘇等發達區域，持續打造口碑，也開始在一些內陸省份攻城略地，一些二、三線城市日益成為知名國外教育品牌或集團化辦學的聚焦點，這也折射出家長對國際教育理念的認識深化，即從單一的升學考慮轉向對“全人教育”、個性化教育等理念的追求。
鑑於此，我們在對國際教育的未來進行預判和思考時，不宜再孤立地觀察，而應特別關注兩點：一是國際教育與公立教育之間的關係如何持續調整；二是國際教育如何立足中國本土、實現從適應到確立自己的文化取向。國際教育進入中國市場，最初是作為中國學生教育選擇的擴展而出現的。國際學校提供的沉浸式英語學習環境，批判性思維、探究式學習的訓練和對標世界一流的課程，無疑為他們未來出國留學提供了更有效的途徑。同時也要看到，國際教育的影響是廣泛的，國際教育的理念、形式與內容，已經逐漸滲透進公立教育中。
2019年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要求，探索基於學科的課程綜合化教學，開展研究型、項目化、合作式學習。新高考改革也內含將教學重點轉向素質教育的要求。這意味着，國際教育中的“全人教育”理念和公立教育存在進一步契合的空間。在公立學校素質教育改革中，也確實能找到對國際教育理念及模式的借鑑痕跡。
上述變化也正在改變我們對公立教育（學校）與國際教育（學校）兩者間關係的認知。在傳統的理解中，公立學校一體化的辦學模式、強調知識點的學習方式以及刻板單一的評價體系，在與國際教育的共存競爭中遭遇了挑戰。現在我們不斷意識到，這一挑戰的複雜性還在於它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公立學校在嘗試接受一套個體化的優勢理念與實踐的同時，還需要看到改革中遭遇的很多問題並不是靠改變教學手段、教學技術和知識對象可以解決的。公立教育有自己的身份定位與文化傳統，也必須正視如何延續自己的傳統，比如培養孩子對集體的認同、強調教師立身育人的職責、系統而非碎片化的知識學習方式等。同樣，國際教育的課程與組織方式往往以工具箱的方式被加入公立學校的現有課程體系中，對它背後沿襲的理念與歷史缺乏反思性的體認。因此，在思考國際教育與公立教育的關係時，要看到國際教育已滲透進公立學校素質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它改變了公立教育的內向性，也迫使我們去思考，如何在文化而不是工具性層面進行傳統教育與國際教育的融合。
另一方面，隨着民辦國際學校的開疆拓土及相關教育理念的普及，國際教育也面臨進一步本土化的挑戰和機遇。不宜再單純地將國際教育理解為面向留學的教育，而應理解為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教育。長期以來，國際學校偏重學生英語能力的培養，許多孩子的母語水平卻停留在“對外漢語”階段。隨着國際教育的深入開展，越來越多的家長和教育者意識到孩子的“母語”錯位、文化認同身份感上的糾結以及由此帶來的親子關係緊張、代際矛盾尖鋭等問題。因此，如何探索有效的雙語教育模式是未來國際教育的努力方向。還需要指出的是，國際教育中的中文教育，不能僅停留在語言教育層面，而是需要深度探索如何將中國文化、歷史教授給學生，並在價值觀層面對他們產生影響，培養並增強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自信與認同。更進一步，國際學校還要繼續發揮窗口作用，讓中國與世界彼此看見。
（作者：王利平，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