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夢想是如何以及為何被引入歧途？如今大學在努力成為“世界一流”的同時，卻正在偏離核心使命。大學正在接受一種新形式的功利主義，一種偏重市場力量而非學術價值的功利主義。
本文內容由上海交大出版社授權《學術與社會》發佈，轉載請註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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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寫給《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一封信中，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批評了那些將教育專業化凌駕於“對價值的理解和鮮活的感受”之上的支持者。他堅持認為，專業化可以培養出“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不是一個和諧發展的人”Albert Einstein， “Education for Independent Though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1952， http：//mczcm.wordpress.com/2006/12/19/albert-einstein-education-for-independent-thought/(accessed October 4，2013).。可貴的教育培養了愛因斯坦認為“寶貴”的能力：欣賞美和道德。
與在他之前的經典著作《大學的使命》（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José Ortega y Gasset，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trans. Howard Lee Nostrad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在反思英國和德國的教育傳統時，奧特加強調了大學改革和高等教育機構的總體宗旨是密切相關的這一關鍵問題。用他的話説：“大學改革的根源就是對其宗旨的完整表述。除非改革從清晰、果斷、真實地審查其使命問題開始，否則對我們這所房子的任何改變，修繕或調整都將是愛的徒勞”（第36頁）。對奧特加來説，“這所房子”只是國家實體的一部分；他認為，必須從國家角度來理解大學。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在1930年起草了這一聲明，當時正值民族主義時期，也是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作者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一樣，愛因斯坦把普及思想和美學列為頭等大事。他認為專業學習和專業分工確有其價值，但並不重要。然而，大多數學科越來越專業化和職業化。這其中的原因包括，大學對準市場回報（以短期業績指標來衡量）的壓力越來越大；學生對找到有償工作的擔憂；鼓勵快速發表的激勵機制，即看重刊發在知名出版物上的文章和著作數量，這些出版物的評審傾向於獎勵晦澀難解和作者集體自引的文章。雖然世界需要優秀的外交官、醫生、牙醫、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但大學不僅要培養實用技能，還要培養對倫理、歷史和審美的感知力。
我想説的是，高等教育與其他行業不同。大學服務於公眾利益，其學術價值至關重要。雖然創造新的知識和培育後代可以造福整個社會，但這種崇高理想必須與現實挑戰相調和。隨着大學的發展，其宗旨已成為實踐的目標。
在本章中，我們首先通過回顧現代大學的傳統宗旨來審視這些問題。本章的第一節將為後續的詳述提供一個概況；第二節旨在理解這些相對立的大學宗旨；第三節我們將評估主流觀點是如何被轉化為高等教育改革的；第四節探討了價值體系之間的矛盾關係；最後，我們盤點了那些正在重塑高等教育的發展原則。
大學的歷史使命
從歷史上看，大學促進了學生心智的發展，幫助人類去理解外部世界。知識領域是浩瀚的，人們需要通過各種方式來釐清他們在社會和自然環境中的境遇。高等教育引導着我們去發現這些相互作用。從19世紀開始，許多（非所有）大學的教學和研究都是為了培養學生對宇宙奧秘的好奇心。這些機構的主要宗旨是讓學生能夠提出深刻的問題並尋求其意義所在。
也就是説，大學為不同類型的知識提供了空間，既包括那些沒有任何明顯用處的、大而華麗的理論，也包括試圖解決日常生活中棘手問題的其他形式的探究。所以，不同形式的知識既可以豐富人們引以為傲的傳統，也能幫助我們應對艱難的過去。大學將文明的價值觀代代相傳，但大學也可能會破壞這些價值觀。學者們的職責就是顛覆現有的知識，這擾亂了傳統的思維方式。與此同時，學者們也必須重構主流範式，他們必須提供新的知識，其中一些可能是另類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是值得捍衞的特殊領域，因為統一的思想會排除異議，限制未來的可能性。但這種自由並不會被自動賦予或支持。關於價值觀和社會公正的公開辯論權利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權利需要保護。它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贏得勝利。
對於學者來説，努力珍惜學習機會和激發想象力是窮其一生的使命。大學的理念是推崇終身學習。在紐曼和與之志同道合的思想家們看來，這種教育能更好地為學生服務。
紐曼的傳統觀點過時了嗎？大學久經考驗的優先事項有沒有發生改變？應該如何更新這些優先事項？對它們進行完善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紐曼對國家與大學關係的思考尚不成熟。此外，高等教育在權力和市場方面的作用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與之相關的爭論紛至沓來。這一點在當代歐洲大學表現明顯，歐洲大學的發展已經影響了世界其他地區的高等教育進程。
紐曼對教學的重視給後世的高等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這與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語言學者兼政治理論家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開創的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Daniel Dye， unpublished background paper， February 7，2012.。作為普魯士內政部教育、宗教和文化司（Section for Education，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the Pruss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司長，洪堡領導了高等教育改革。他認為大學的主要宗旨是促進科學，繼而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從這一信念出發，洪堡在柏林大學組建了由國家資助的研究機構和實驗室，支持通識教育，為進入專業階段學習的學生提供研究機會Christophe Charle， “Patterns，” in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3：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1800-1945)， ed. Walter Rüegg (Cambridge：Cambridge Press， 2004)，47-48.。大學推崇學術發現的精神，提供神學之外的博士學位（在當時是第一也是唯一的學位），但作為高級學位的候選人，他們可以獲得非官方的第一學位Daniel Fallon， The German University：A Heroic Ideal in Conflict with the Modern World (Boulder：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0)，33-34，38-39.。此外，洪堡模式（Humboldtian model）的研究型教育強調學術自由，即學者按照自己的喜好進行研究和教學的個人權利以及教師管理自身事務的集體權利。在19世紀，這種理想來源於教學自由（Lehfreiheit）和學習自由（Lernfreheit）的原則。這種高等教育的概念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包括法國，但法國拿破崙式的國立專業大學（grandes écoles）與德國改革者所倡導的結構並不相同Charle， “Patterns，” 33-82.。
在大學宗旨的演變過程中，英國、德國和法國等這些被普遍採用的國家參照體系都是值得關注的。當然，這些體系也存在地方上的差異。牛津和劍橋絕不是彼此的複製品，英國其他大學之間的差異就更顯著了。毫無疑問，在民族主義的時代，大學使命的國家特點不斷豐富，他們被周圍更大的社會經濟環境所侵潤。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教育工作者們表達了大學的全球理想。國家教育和跨國教育之間的差別逐漸消失。外部元素與地方動力相融合，儘管這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21世紀初制定的使命宣言説明教育政策的範圍已經被擴大到國界以外，有時會引發那些將民族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作為高等教育支柱的支持者們的強烈反對。
有爭議的問題
圍繞紐曼和洪堡創建的早期宗旨模式的升級，至少有四個問題引發了爭議。首先，極端保守主義者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發起了一連串的攻擊，尤其是針對那些偏離傳統知識講授、擁抱非西方文明和多元文化研究的舉措。其次，那些更具歷史視角的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的干預措施。第三個問題則強調了教育工作者未能有效傳遞大學的理論依據。最後一個問題是，對其他觀察者和參與者而言，物質因素是最重要的。學術價值和金錢的關聯已經引發了不同角度的廣泛評論。
受到芝加哥大學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哲學啓發，學者們提出了一種極端傳統的觀點，強調他們所認為的永恆真理。這些真理被認為是西方傳統的精華。他們把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等人的鴻篇鉅作放在首位，而不是環境。奎邁·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繼承了康德（Kantian）提出的人類命運相連的概念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Norton， 2006).，施特勞斯學派則與阿皮亞這樣的世界主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認為歷史和文化對西方文明的貢獻是僅次於指南針的里程碑式貢獻。
基於施特勞斯的基本原則，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提出了一個悖論：學校進行的開放教育消減了對道德和理智做出果斷判斷的能力，並導致了思想的封閉Allan Bloom，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86); cf. James H. Mittelman， “Opening the American Mind：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2， no.1 (March 1989)：52-58.。罪魁禍首正是對不同價值體系和混亂文化標準的寬容。布盧姆發現，新學科和新院系的出現是政治和經濟衰退的象徵，因為以往被大學拒之門外的知識得到了支持，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布盧姆認為，這種趨勢是一種知識性的錯誤，其根源在於大學缺乏目標。學生們並未受益於過去偉大先哲們的經典著作和思想。
施特勞斯的信念深深地影響了像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等一批受人愛戴的教授所講授的課程，也影響了其他崇拜者的想法，如《評論雜誌》（Commentary magazine）的資深主編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創刊編輯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美國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一些施特勞斯和布盧姆的思想繼承者已經將他們的反相對主義（anti-relativist）哲學運用到學校的課程中，使得這些經典著作成為學術課程的主要內容。
其次，更具歷史視角的學者們普遍認為，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不在於忽視推定的真理，而在於未能運用長時段歷史方法進行思考。人們可以向各種文明所創造的經典著作表達敬意，同時也可以從歷史回顧中受益。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許多見解可以在雅典（Athenian）城邦的背景下加以解讀，因為這裏的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之間存在特殊的等級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等教育中有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是追求從非歷史角度解讀開創性著作。多年來，正如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所報告的那樣，天平已經向狹隘而快速的回報傾斜，偏離了歷史變革的大趨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32.，這種趨勢包含了歷史的起起伏伏，支撐了當下事件的走向。學術項目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掌握應對世界當下面臨的問題和長期轉變的具體方式。
第三個立場是，信息傳遞系統存在偏差。羅林斯是一位古典主義學者，曾任愛荷華大學、康奈爾大學校長和美國大學聯合會主席，他長期為高等教育奔走遊説。他發現，大學在爭取公眾支持時存在一種缺陷，學者們主張機構需求和希望的方式缺乏説服力Rawlings， “The Biggest Problem Confronting Universities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6.。教育工作者在傳達大學宗旨和計劃方面做得還不夠，應該更加重視如何向決策者和公眾説明大學的作為和我們對社會福祉的貢獻Rawlings， “The Biggest Problem Confronting Universities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6；作者與亨特爾的電話討論內容，2012年9月20日。。此外，羅林斯和為大學代言的其他人士呼籲教授們向學生，尤其是本科階段的學生，提供更有效的教育。這是一個事關課程內容的問題，包括現在的學生如何學習，以及課程之間知識的整合。
的確，大學應該變得更好。但是，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無法説服大學財政的負責人們和廣大公眾為大學的運營充分支持呢？畢竟，許多高等教育機構本身就設有傳媒學院或傳媒系。況且，大多數大學都聘請了擅長信息傳遞的媒體和營銷專家，這些“信使”理應成為大學使命的火炬手。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託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早在1918年就回答了上述問題，他的答案在今天依然適用。凡勃倫指出，就本質而言，許多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是“模糊的”。他認為對“門外漢”而言，大學的工作是“看不見的，停留在幕後”Thorstein Veble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 Men (New York：B.W. Huebsch， 1918)，139.。我相信，他的意思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元素並不顯眼，因為這些元素是由學術團體內部各種質性思想交流構成的，時常發生在走廊和咖啡館之類的非正式場合凡勃倫認為，硬件設施和物資設備是吸引注意力的可見要素。在今天的美國，這些元素包括了奢華的設施，如豪華住宿環境、高檔健身房、零售店，甚至水療中心，這些都有助於收取高昂的學雜費。當然，互聯網也為高等教育的有形和無形方面帶來了關注。。如上所述，這些交流可能在將來具化，而非即刻兑現。但是，如何回應對問責和合理支出的要求，尤其是在困難時期？
這個問題引出了第四重考量——資金。學術價值和金錢目的的相關性是一個特別令人困擾的問題。甚至在凡勃倫之前，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就已經注意到，智力的能量常常指向物質的回報。他承認大學需要收入來維持辦學（圖書館、設備、工作人員等等），但卻承擔着“學術唯物主義”的風險John Dewey，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vol.2，1902-1903， ed. Jo Ann Boydson (1902;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6)，62.。他對財政壓力如何侵蝕大學理想的告誡讓人躊躇：
一個機構的重大歷史事件現在可能會是一份大禮，遠非展開一項新的調查或培養一名年富力強的教師可比擬。機構依據表面的物質繁榮來排名。……想象力或多或少被這股思想力量所左右，模糊而有力；金錢帶來的可能性點燃了人們的熱情John Dewey，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vol.2，1902-1903， ed. Jo Ann Boydson (1902;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6)，62-63；另請參見Joan W. Scott， “Knowledge， Power， and Academic Freedom，” Social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76， no.2 (Summer 2009)：451-80.。
物質因素不僅佔據了知識分子的想象，而且在重新校準大學宗旨方面存在風險。實際上兩套價值體系之間存在矛盾關係，一套基於市場邏輯，另一套基於學習的內在價值。前者是一種資本積累的風氣，源於貨幣價值膨脹的壓力；後者是一種知識積累的精神，以發展思維為紐帶，主張紐曼所言的知識本身即為目的。二者能否合併起來？一來，兩者都要求問責制；再者，儘管不同的價值體系不必相互對立，但稀缺的資源和偏向市場規範的政治理念的抬頭都需要做出艱難抉擇。所以，不同類型的宗旨的確可以合併，但是其結合並不是天衣無縫的，問題在於，在結合體中，哪一套價值體系和誰的價值觀占主導地位。
如果物質思維滲透到大學裏，那麼危險在於將大學視作是一項在“顧客”和招生“管理”中建立“智力資本”的“產業”。在這個習語中，畢業生和學位都是“產品”。這種説法強調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學生是消費者”和“顧客永遠是對的”。這樣做的風險在於錯誤估計了大學在激發心智、傳承知識和培養品格方面的價值。陷入貨幣化的敍述而犧牲了持久的知識價值，會加速大學使命的轉變。對這一行動採取批判的態度，其回報在於以共同夢想的形式來應對集體的幻想。其目的不僅是要解構普通知識，而且要對其進行重建並提供具體的選項。
因此，在大學宗旨的萬神殿中，批判性推理是指揭開既定“真理”的面紗關於質疑權威在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和促進主動學習，參見Henry Giroux，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New Dark Ages， ed. Maria Nikolakaki (New York：Peter Lang， 1998); Paulo Freire，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trans. Donaldo Macedo (South Hadley， MA：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 1985);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 Myra Bergman Ramos (New York：Continuum， 2002).。這是一個寬泛的術語，需要承認和打破正統觀念。儘管這種反思的過程可能令人不安，但它涉及的不僅僅是懷疑和揭示真相。這種思維的鍛造賦予了對傳統知識的理解，並試圖構成一種新的常識。
作為批判思想家，杜威認為高等教育機構的目標取決於民主教育，更關鍵的是讓學生浸潤在民主環境中。他認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具有公民道德的優秀公民——為民主生活做出貢獻的道德公民這種觀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涂爾幹的《教育與社會學》。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Ernest Bark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251-300; mile Durkheim， Education and Sociology， trans. Sherwood D. Fox (New York：Free Press， 1956)，61-90.。杜威還強調，大學是一種由質性的人際互動構成的社會體驗。教育是民主的組成部分，需要“社會調查及傳播其結論的自由”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 1927)，168; Daniel Dye， unpublished background paper， February 14，2012.。杜威作為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1915年成立）的創立主席，聲明協會宗旨是幫助組織教育界堅守重要原則和利益，他堅持認為大學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是以學術自由為前提的，號召教授們捍衞學術自由。擴展一下杜威的推理，即市場價值觀不同於核心教育價值觀，市場價值觀使得數量成為資本概念，並維持了對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商品保護來抗衡競爭對手。
杜威所謂的“學術唯物主義”（academic materialism）也關乎治理問題。善政必須問責。因此，私營企業的標準被寫入法律，接受行業協會監督，嵌入行為準則中。當商業實踐違背法律和道德規範時，有時會採取強制措施。原則上，大學應努力踐行杜威對民主治理的信念，這一點在反希特勒戰爭之後尤為重要。大學以自治為榮：同行評議、嚴格的任期、晉升程序、內部利益相關者之間對學術項目方向的決策特權等等。但是，學術是否應該免除類似於工程、醫學和法律等其他領域所接受的公眾監督？公眾向政府納税，政府反過來又直接或間接向公、私立高校撥款。那麼為什麼把大學視作一個特例呢？
責任問題必然是一個監管的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當一些分析人士和公眾人士認為大學表現不佳時，這個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對這種擔憂的一種回應是強調高等教育機構已經由認證機構和審計機構等實體機構負責，如果發現標準不嚴，這些機構擁有追索權。另一種回應是，儘管大學的教職工有時會犯錯，但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原則意味着允許他們犯錯和尋求自我糾正，這比外部政治控制知識分子的探索自由和表達更好。此外，由於大學不再嚴格地甚至是不再集中在一個國家的管轄範圍內辦學，政府無法充分控制大學的所有活動。依託新技術，開放大學可以開展跨國界的遠程項目。在線大學則不需要在特定的地區開設實體校園。
大學越來越多地採用企業的決策技術，像跨國企業一樣運作。跨國企業追求利潤，而大學原則上追求知識，但企業也投資研發，也是知識的生產者。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多的大學以營利為目的；另一些大學則成為營利性事業的大本營或合作伙伴。此外，公立和私立大學都從營利性企業中獲取收入，其形式包括企業捐款、政府提供的助學金和獎學金，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税收減免部分抵償了MBA項目和其他高管培訓項目的成本。
正如大學之間存在不同，跨國企業當然也不盡相同。但這兩個體系都在一個以不穩定和不安全為特徵的全球環境中運行。在這個舞台上，資本家們在企業和學術界都佔有一席之地。為了爭奪市場份額，他們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也取得了更大的影響力。對大學來説，可以採用分校制或雙學位制的特許教育形式；對跨國企業來説，可以採用子公司和合資企業的形式。為了尋求規模經濟，這些參與者結成聯盟：大學合作伙伴關係、企業聯盟和大學—產業聯動。與學術生活密不可分的另一組合絕不能弄錯：“不出版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這句箴言後緊跟着“不結盟就出局”（partner or perish）的告誡為了表明這些合作在發展中國家的不平衡，南非一所大學的副校長將這種説法轉換成了“毀滅的夥伴關係”。參見Gibbons， “Higher Education Relev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55。。
上述模式所包含的不僅僅只是全球經濟對大學的影響，這樣説並不為過，以免招致簡化論的控訴。必然，財政一直是高等教育的一個要素，特別是在戰爭對人員、資金和運營造成嚴重影響時。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市場作用在大學事務中不斷擴大。隨着跨國網絡的日益普及，學術市場的拓展和深化被冠以“商業化”“商品化”“法人化”等稱謂。儘管賦予這些稱謂的含義各不相同，但其傳播者很容易就能看到參與全球市場的收益和成本Sheila Slaughter and Larry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anley Aronowitz， The Knowledge Factory：Dismantling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and Creating
True Higher Learning (Boston：Beacon Press， 2000); Bok，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Sheila Slaughter and Gary Rhoades，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Markets，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bert A. Rhoads and Carlos Alberto Torres， The University， State， and Marke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America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rry Eyres， “Inspired by a True Amateur，”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13，2013; Jeffrey J. Williams， “Deconstructing Academe：The Birth of Critical University Studies，” Chronicle Review 58， no.25 (February 24，2012)， B7-8.。
在收益方面，教育全球化可以將人們從地方主義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並使人們對確定性產生懷疑。對先進技術、信息蒐集以及新知識來源的渴望，正促使大學對自身重新定位。推進此舉的不單單只是被理解為一個經濟系統的市場，這樣的市場運作概念太過狹隘，其實質性的解釋需要擴充延伸。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的意識形態和抱負正在發揮作用。
如今，一些學生欣然接受市場，希望以知識型人才的身份進入市場，併為此做準備。舉一個我親身經歷的例子。在一門名為“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的博士研討課上，一位博士生在課程評價表上只寫了一句話，“這門課不太有市場”。起初我對這條看似令人費解的評論感到驚訝，因為14周來我們閲讀和討論了若干重要概念——關於什麼是社會的紐帶以及為什麼某些社會會被撕裂，囊括了馬克思（Marx）、韋伯（Weber）、杜爾凱姆（Durkheim）、福柯（Foucault）、賽義德（Said）、斯皮瓦克（Spivak）等人的觀點。但仔細一想，這句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位學生到底在説什麼？我很抱歉讓他失望，也意識到一個人的反應未必能代表一個同伴羣體的觀感；儘管如此，我把他的批評記在心裏，也反覆琢磨着這個觀點。這條評語反映出學生需求和願望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相關性是否被解釋為解決問題的應用形式，而不是基礎的、好奇心驅動的學習？向有用的知識和當代性傾斜，而不是基於歷史的分析？物有所值的道德觀？消費主義文化？高等教育水平的內隱標準越來越多地預示着一支以創業價值觀為導向的知識型人才隊伍，與教師的創業精神保持一致參見Matthew M. Mars， Sheila Slaughter， and Gary Rhoades， “The State Sponsored Student Entrepreneur，”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9，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8)：638-70。。這個觀點的內含遠不止職業願望和金錢動機，或許，適銷性（marketability）這個概念包含了關於大學應如何獲得成就的多維度、廣泛共識的思考方式。
大學在其戰略計劃中闡明瞭他們想要達成的正式目標。戰略規劃是一個機構追求地位、聲望和收入的雄心壯志的縮寫。這一行為宣告了大學的宗旨，混合了舊的和新的、連續和不連續的使命。傳統使命並沒有消失，更確切地説，相對於不斷上升的市場價值，傳統使命正在衰落。這是一個趨於重新調整的不穩定配置。
密歇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路·安娜·賽門（Lou Anna Simon）校長認識到了這一轉變，她在給校友們的寄語中寫到：
我們熱愛我們的傳統和週期性節律（seasonal rhythm），但我們也被那些正在融合的、重塑高等教育格局的力量所鼓舞。密歇根州立大學必須勇於獨樹一幟，因為我們將成為一所定義21世紀贈地使命重要性的大學Lou Anna K. Simon， “Presidents Message，” MSU Alumni Magazine (Fall 2013)：3.。
顯然，賽門校長是在校園中最古老建築之一的莫里爾大樓（Morrill Hall）被拆除後不久寫下了這段話。該大樓的前身是1899年建成的婦女大樓（Womens Building），並以1862年《莫里爾贈地學院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命名，該法案在美國高等教育發展中至關重要詳見第四章。。儘管密歇根州立大學（美國第一所贈地學院）的校長並沒有清晰闡述高等教育“正在融合的力量”，但她概述了她的倡議。以“大膽設計”為旗幟，這些倡議旨在將密歇根州立大學置於創新前沿，推動“高績效”運動，並計劃通過使用前沿技術來改變教育經歷。從現在人們談論高等教育的方式來看，這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但這段話本身構成了認知格局不斷變化的一個主要特徵。
對於決策者來説，重構機構使命和戰略的表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説服利益相關者支持政策的一種方式。在大學活動中定期重申這些使命和戰略是建立共識的一種方式。這讓現代大學從其公開宣稱的民主公民意識、批判性探索和學術自由等優先事項向其他價值觀的轉變變得合理。
嚴謹的實證研究表明，在過去的40年裏，市場邏輯已經超越了學術—科學邏輯本段中的信息來自伊麗莎白·伯曼的著作，參見Elizabeth Popp Berman，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How Econo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8-9，11，39，44.。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儘管在冷戰時期也出現了人造衞星太空競賽，但市場邏輯在純科學領域中所起的作用有限。人們當時認為科學知識的重要之處在於其內在價值，而不是作為私營企業的工具和國家經濟增長的引擎。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教師創業等源於市場邏輯的新實踐愈發普遍。關於這種轉變，伊麗莎白·伯曼（Elizabeth Berman）在她的書中追溯了“這種通過市場實現科學價值的觀點”的上升軌跡Elizabeth Popp Berman，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How Econo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9.。相信科學可以解決日益增長的實際問題，這種信念成為一種趨勢。一些明顯的跡象是，人們願意為生物技術、專利、研究中心和科技園區的成果付費。在政策制定者中，創新和公私合作成為關鍵詞。
繼工業社會之後，信息資本主義的出現為科技進步適應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決策者認識到，信息和技術的全球流動是全球化的關鍵特徵，並試圖順勢而為。在20世紀的後25年中，政策精英們構建了“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的敍事框架。1996年，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的詹姆斯·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宣佈世行將發揮“知識銀行”的作用。世行在沃爾芬森任職期間資助了大量研究並一直延續這一做法。“知識銀行”以大量論文集和大數據集的形式生產和傳播知識，以迎合親市場化的全球化項目。其重點是降低監管壁壘，促進跨境貿易，包括受到知識產權限制（偶爾也由知識產權促成）的科技密集型產品的進出口，儘管這種限制給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了衝擊。教育行業也受到了這種經濟改革的影響，實際上，教育是經濟改革的核心領域。
改 ???革
為了適應全球化，一所又一所大學進行了高等教育改革。新知識和技術驅動型產業成為全球化經濟的支柱。大學與企業、國家政府、全球治理機構等其他知識生產者和技術人員聯結成了網絡。在這個跨越國界的認知網絡中，一些合作或互動在線上舉行，一些則在大學校園內的研究中心和培訓項目實地進行，這些工作都力求創新，融入到大學的全球化進程中。
為了使大學更具創新力和全球競爭力，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系統紛紛進行改革。改革的動力來自於希望推動教育政策更有效地運作，效率本身與時代精神的其他轉變有關，即知識對經濟和社會愈發重要；大學對於培養形成全球秩序所需的技能和專業知識至關重要。大學是這一秩序的支柱，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大學的實力。
一些學者強調全球教育改革的共同要素，提出了“全球教育改革運動”（Global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Sahlberg， Finnish Lessons， especially 99-106; Andy Hargreaves， Teaching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Education in the Age of Insecurity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3); Andy Hargreaves and Dennis Shirley， The Fourth Way：The Inspiring Future of Educational Change (Thousand Oaks， CA：Corwin， 2009).薩爾伯格（Sahlberg）贊同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及丹尼斯·雪莉（Dennis Shirley）在著作中提出的觀點。。這是一項非官方議程，借鑑了企業部門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比如數據驅動的績效評估和問責制的量化指標。該議程與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公共服務分權並行，並實現了課程的同質化。這種跨國運動縮小了國家政策制定的範圍，向私營企業的邏輯和運營方向看齊。企業慈善事業、雙邊資助者和全球治理機構的激勵手段推動了這種趨勢的發展Sahlberg， Finnish Lessons.。
進行全球教育改革運動的設想似乎是可行的，因為這些變革正在進行，而變革本身自然也會受到國家和地方差異的影響。但也有其他的觀點，內羅畢非洲社會與治理研究夥伴關係（the Partnership for African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search）的執行主任、紐約卡耐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前項目幹事塔德·艾納（Tade Aina）呼籲轉變改革的主題Tade Akin Aina， “Beyond Reforms：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3， no.1 (April 2010)：21-40.。他認為非洲的高等教育轉型已經超出了改革的範圍：“儘管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干預措施和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今天的非洲高等教育仍由缺乏明確價值觀和目標的機構、系統和實踐組成，或者説缺乏將其與本土和全球背景下的主要挑戰聯繫起來的使命和願景。”Tade Akin Aina， “Beyond Reforms：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3， no.1 (April 2010)：21.艾納關於改革範圍的看法是正確的，這些改革關乎教育領域內的結構調整。
同樣，人們必須面對的是不同類型的改革，而非單一的全球教育改革。社會哲學家安德列·高茲（Andre Gorz）區分了改良派改革（reformist reforms）和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André Gorz， “Reform and Revolution，” Socialist Register 5(1968)：114-43.。改良派改革是對現狀進行微調，並將其合理化。這些修正措施由上層發起；改革是自上向下的。相比之下，結構性改革則是動搖現行體制。高茲認為，結構性改革是進行根本性的改變，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一種改革是局部的改革；另一種改革則更全面的改革。當漸進式的改良主義無助於解決問題根源時，結構性改革有望從根本上將問題解決。
反思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高等教育經驗，高茲的構想可以加以拓展。首先，無論改革的範圍大小，兩種改革都不是一個整體。改革是先出台，再細化，後修正，有些改革還被寫入律法。改革是鏈狀的，有若干連接點。因此，可以將高茲描繪的兩種改革類型結合起來，而不在兩者之間劃出過於明顯的界限。
教育工作者可以發起能推動其他領域改革的改革，使參與者之間達成新的力量平衡。改革的動力來自於上下兩方，也來自於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和外部。要想在這條道路上前進，大學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應對改革帶來的矛盾。
矛 ???盾
在一定程度上，大學需要與知識環境相契合，但泛化的改革可能會導致其宗旨和使命的偏離。從全球化力量中獲益和趕超競爭對手，大學間的爭奪戰要麼與他們追求知識的承諾保持一致，要麼與之背道而馳。
知識與權力之間的矛盾是一個古老的問題。當柏拉圖區分智者和當權者時，他指出，前者很少有權力，後者很少有知識。柏拉圖的理想是讓他們彼此獨立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29，262ff.。在我們這個時代，追求知識的阻力不僅是壓倒性的權力，還關係到學術自由、自治、治理和文化。這些價值觀、思想和社會關係的衝突都與不同職權領域的權力爭論有關。
在實踐中，政治官員利用職權授權全球商業交易等跨境活動。然而，鬆散的邊境線會招致問題。毫無疑問，這是911事件的一個教訓，使國家主權在國家安全與移民相關領域中得到重申。這些領域的某些政策（如簽證政策）深刻地影響了大學在招生、聘請明星教師和引進傑出管理人員方面的努力。
儘管大學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出現的不和諧可能是地方性的，但隨着大學將其核心使命擴展到國際化工作，這種不和諧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將本土和全球參與聯繫起來的工作經常採取合資經營的形式，其中許多是跨大陸的項目。例如因此鄰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與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共同開辦的聯合項目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MBA百強排行榜中位列第一。其校友在畢業三年後的平均薪資最高，是最具國際化的人羣之一，他們在職業發展、工作經驗和目標實現方面的排名進入了前十Laurent Ortmans， “What Makes an Excellent MBA?” FT Business Education， October 21，2013.。
跨國MBA課程是特許教育的主要例證。學習者在一個國家，學位授予機構在另一個國家。這種合作可能存在於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之間。如前所述，這兩類大學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合作的基本概念包括雙聯課程（twinning arrangements）、聯合培養或雙學位項目（joint or dual degree programs）、分校（branch campuese）和區域教育中心（regional hubs of education）。
很少有國家袖手旁觀或任由這種趨勢發展。它已經變得舉足輕重，不容忽視。許多國家和高等教育機構的對外政策被稱為“國際化”或“全球化戰略”。在朝着這個方向前進時，一些像新加坡政府這樣的行動派，比其他國家更謹慎、更適時地思考了如何參與教育全球化的問題這一過程正在催生一項蓬勃發展的諮詢業務，專門設計高等教育全球化戰略。這些諮詢專家們借鑑了許多大學在全球化中的經驗，針對所服務大學的特定環境量身定製戰略計劃。他們的介紹大多展示一系列數據和複雜的技術。然而，在與海外大學的協議中，諮詢專家們往往沒有將兩項關鍵內容包括在內。一項是關於學術誠信的指導方針，特別是在不同環境下的跨文化合作中尤為重要。另一項是諒解備忘錄的關鍵條款應該是附有終止合同條款的退出方案，這些規定應當考慮到提前終止的理由。此外，許多國際化戰略的缺點是缺乏一致性。通常，它們由一份包含多項活動的列表組成。標題可以被包裝成“增強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建立新的國際夥伴關係”“提升全球影響力”之類的短語，而無需認真思考與校本部歷史、學術重點以及正在進行的活動之間的有機聯繫。簡而言之，現行策略主要是提供附加服務，一定程度上是出於追趕競爭對手大學的願望。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項目的成功是通過數量來衡量的，比如海外教育中心的數量。最後，對“迴流”（即25年後海外大學不再需要或不被需要的情景）的前瞻性思考也是需要的。。
為了優化在知識產業中的地位，新加坡2002年啓動了“全球校舍”（Global Schoolhouse）計劃參見Kristopher Olds， “Global Assemblage：Singapore，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Education Hub，’” World Development 35， no.6 (June 2007)：959-75; Ka Ho Mok and Kok Chung Ong， “Asserting Brain Power and Expanding Education Services：Searching for New Governance and Regulatory Regimes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The Emergent Knowledge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Asian Perspectives， ed. Deane E. Neubauer (London：Routledge， 2012)，139-60.。在對其高等教育系統進行了多次評估以及到海外考察探明最佳實踐後，新加坡確立了一套改革程序，旨在提高其人力資源質量，開發利潤豐厚的教育市場和吸引外國知識型專家（foreign knowing experts）。最初的改革分為三個階段：選任國際知名學者和企業高級官員組成國際學術顧問團（International Academic Advisory Board），協助政府發展世界一流大學；與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合作，建立一所新的私立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與當地公立大學競爭；給予大學更大的自主權以使其承擔更多責任。
此外新加坡還採取多項舉措以推動新加坡成為國際教育中心。這些舉措包括增加了新加坡本土大學和知名海外合作伙伴之間的聯盟數量。尤其是由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創辦的創新研究生學位項目（innovative graduate degree programs）和工程領域的研究工作已經引發世界關注。新加坡的做法是與海外知名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包括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簡言之，新加坡政府一直積極致力於制定連續一貫的全球化戰略和協同多方參與者。
雖然新加坡在高等教育領域比大多數國家更為審慎，但其經驗表明，國家角色和監管環境正在發生轉變。當國家作為市場力量的推動者時，我們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原則上，大學致力於開放性的探索，全球化也同樣致力於開放。但一個是關於自由表達，另一個則是關於自由市場。在這種關係中出現了越來越大的矛盾，而且是顯而易見的。
大學維護學術自由的承諾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抽象的James H. Mittelman， “Who Governs Academic Freedo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8， no.4 (November 2007)：358-68.。雖然傳統、成文和參數因環境各異，但學術自由的理念是建立在大學共同體成員的一系列權利和責任之上的。這些權利和責任是尊重他人尊嚴、批判性探索、異議的重要性，以及呼籲辯論和知識整合。而且，由於擁有學術自由，一些學者敢於直言質疑傳統。我們有權認同或質疑已有知識並提出異議，包括令人反感的觀點。然而，在一些國家的實踐中，包括在有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遺留的美國，學術自由仍然是脆弱的。如果學術界太過封閉，公眾對大學的信任就會下降。毫無疑問，與世隔絕的大學非常危險。應對之策是繼續對外部團體的批評持開放態度，讓學者們與公眾互動。
大學開放的理念與營利性企業不同。跨國企業並不按照大學所承諾遵守的道德準則運作。當然，有一些企業贊同社會責任契約。儘管如此，企業希望員工開展的工作有利可圖且避免公眾爭議。歸根結底，企業是等級森嚴的組織，致力於創造財富推動創新，保持競爭力。許多企業都在促進邊界開放和信息公開，只要這些安排都符合底線。
事實上，一些校企合作關係引發了嚴重衝突。在20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和孟山都（Monsanto，一家農業和生物技術跨國公司）談判達成了一項合同，就一種被認為可以調節腫瘤生長的物質領域進行研究合作。這項商業交易帶來的是開發抗癌藥物的機會和230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當時，有人提出了疑問：這個項目是否會迴避同行評審？專利知識和牟利會不會違反學術自由？這些市場動態對其他大學的合同意味着什麼？Berman，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 8.
近年來，尋求確保其在全球教育中的市場份額的大學在國外開設了校園。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一些海灣國家等都已向著名大學和博物館提供了極具吸引力的合作計劃，以獲得在東道國開辦分支機構的許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擁有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索邦大學（Sorbonne University）、盧浮宮（the Louvre Museum）和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的分支機構。卡塔爾的教育城（Education City）擁有康奈爾大學、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分校區。在推進這些項目的機構中，紐約大學和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一直是最雄心勃勃的兩所大學。然而，紐約大學校長約翰·塞克斯頓（John Sexton）和耶魯大學的校長卡爾·萊文（Carl Levin，現已退休）各自都遭遇了在威權體制下發展全球事業的阻力。耶魯大學的教師通過了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表達了對這些舉措的保留意見。簽名者們提到了對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的擔憂，包括參與到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YaleNUS College）教授的自我審查Ian Wilhelm， “As Higher Education Goes Global，”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lmanac 59， no.1 (August 31，2012)：93; Jackson Diehl， “An F in Academic Freedom，”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2013.由於紐約大學蒂什藝術學院（NYU's Tisch School of Arts）的新加坡分院的前學生向法庭提起了訴訟，聲稱該分院未能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因此，紐約大學在2012年關閉了該分院。。自由表達的氣氛得以緩和，“禁止入內的標記”（outofbounds markers）還依然存在。
這類冒險事業很少正式確立對學術自由的保障參見本節段落6中引文的相關説明。。有關海外學術項目的兼容問題紛至沓來，不僅涉及直接的政治控制，還涉及對性別、性取向和殘障等方面的人權限制。問題在於自由主義藝術價值觀與控制學術自由的非自由主義制度之間的契合度。
圍繞分校、海外學位項目、海外培訓項目、諮詢服務以及這些夥伴關係的財政影響的爭論，基本上都與大學的宗旨有關。一些教師對議程和程序的不滿則與學術特權有關。誰來決定修正一個機構的使命和全球抱負？雖然經常使用“協商”這個詞，但人們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所有權。在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的案例中，耶魯大學的一些教師把這個根源性問題歸結為大學治理的問題Karen Fischer， “What's in a Name? For Yale in Singapore， a Whole Lo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8， no.36 (May 11，2012)：A1， A22-24; Olds， “Global Assemblage.”。誰有發言權以及如何解決分歧？
對東道國而言，大學改革也會在文化保護方面造成矛盾。海外學生和教師數量的增加，在學術項目中使用英語，與國際教育框架接軌，這些都可能被視為邊緣化。在一些地方，當地知識分子、議員和民間團體成員們聲稱，弱化對民族語言的強調會導致思想的控制。例如，法國和意大利的大學在課程中使用英語就激起了人們的不滿，引發了抗議活動。海外項目引入了語言，廣泛的生活方式也隨之而來，而它們可能與當地習俗習慣相悖，甚至違反法律，比如同性戀問題詳見第六章案例。。而在東道國和輸出國，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政策引起了人們的不安。在美國，新興的諮詢行業“賞金獵人”（bounty hunters）向這些招生機構在海外招收的每一位付費學生收取佣金Tamar Lewin， “Schools Use Controversial Commissioned Agents to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May 13，2008; “NACAC Assembly Approves New Policy for Recru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 (Arlington， VA， 2013)?? ， http：//www.nacacnet.org/mediacenter/PressRoom/2013/Pages/NACACAssemblyApprovesNewPolicyforRecruitingInternationalStudents.aspx (accessed October 8，2016); Stephanie Saul， “Recruiting Students Overseas to Fill Seats， Not to Meet Standards，” New York Times， April 19，2016.。這種可謂掠奪性的行為激起了人們的憤慨。這些改革的意外後果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大學基本宗旨的契機。
過去和現在
大學的宗旨不止一種單一的觀點，這符合鼓勵自由表達的大學精神。全球壓力並沒有使這種精神消弭，但改革的浪潮卻威脅到這種精神。
進入21世紀，大學改革是在全球經濟危機引發的深刻變革中進行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後果包括擴大了“相關”研究領域的空間，減少了基礎領域的空間，尤其是藝術、古典語言、歷史和哲學等領域。其風險在於今天的相關可能會成為明天的不相關。而高等教育的空間畢竟不同於經濟政治生活中的其他空間，大學是用來形成思想、培養下一代和發展新知識的場所。一方面，大學必須分擔經濟停滯或衰退所帶來的負擔並適應時代的變化；另一方面，這種適應不必抬高金錢文化和過度競爭的價值，不必低估當地環境的重要性，也不必削弱基本原則。
總而言之，現代大學有三方面的存在意義：塑造民主品格、培養批判性見解和維護學術自由。在這個範圍內，大學允許多元化，他們有各式各樣的辦學目標。在一個複雜的世界裏，有很多東西可以被説成是為大學的輝煌使命添磚加瓦的存在。但是，包容多元是一回事，而使命偏離導致高等教育機構目標混淆則是另一回事。在這些道路上行進需要更謹慎地思考航向控制。
在不斷滿足知識需求的同時，大學也在努力尊重學生合理的工作需求，將大學教育更有效地與勞動力市場聯繫起來。許多高等教育機構意識到，他們必須達成一種與自身背景相適應的平衡。顯然，對學習的熱愛和實踐技能並不一定相互對立，兩者都需要把好奇心視作發現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發展高等教育的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夠讓人感受到純粹的快樂。知識的快樂成為一種思維習慣。這趟旅程持續終生。2011年，我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其內容證明了高等教育的回報。郵件的開頭是這樣説的，“這麼長時間過去了，我確信您已經不記得我了。我參加了1979年秋天您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講授的當代文明課。”一位畢業生髮給作者的郵件內容，2011年1月7日。通過介紹，這位幾十年前的學生還提到他已經獲得了生物學的高級學位，並在一家研究中心工作，他在那裏擔任一個實驗室負責人。接下來，他講述了我們當時的課程如何影響了他的世界觀。“我還記得第一天上課時黑板上的兩句名言：?彌涅爾瓦（Minerva）的貓頭鷹總是在黃昏降臨時才起飛；哲學家們已經解釋了歷史，現在我們必須改變歷史。”一位畢業生髮給作者的郵件內容，2011年1月7日。
第一則典故摘自黑格爾（Hegel）的《權利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是指羅馬智慧女神彌涅爾瓦和她的貓頭鷹同伴，貓頭鷹在黃昏時起飛，暗示知識是具有回顧性的，而且只有當一件事件發生之後才能被理解。第二則引自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第11條），是對唯心主義的批判。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力量決定思想和解釋，他呼籲採取行動來改變正在發生的事件。學生們在課堂爭論的這些段落之間的矛盾關係，引發了關於思想和物質力量關係的問題。後來韋伯在他關於宗教和資本主義的論文中談到了這個問題，後現代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也對此展開過討論。
通過面對歷史性的辯論，畢業生們可以更好地樹立自己的世界觀。高等教育的成功不僅僅是精通偉大的文學作品；還在於瞭解自己在競爭中所處的位置。就這封電子郵件的作者而言（他絕對是一位有代表性的畢業生），新生研討會上的提問所激發的好奇心為他非凡的職業生涯指明瞭道路。幾十年來，他一直在細細品味我們的課程內容。於我而言，這也使得大學成為一個工作勝地。
從這個角度看，大學是一個從事知識活動的舞台。如何像紐曼所説的那樣，現在，要推動學生向目標前進可能需要依靠新技術等手段。但大學仍然是一個獨特的空間，無論是物理的還是虛擬的。此外，鑑於世界問題的嚴重性，這個空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寶貴”，這讓人回想起愛因斯坦描述人文學科向年輕一代傳遞知識時使用的形容詞與本章開篇的引文相同，參見Einstein， “Education for Independent Thought.”。
知識分子需要辯論和創造的自我空間。這個空間是批判性思考的避難所，不過不能脱離社會環境。這些安全空間是新教徒們的港灣，是未來管理者們的家園。這些空間是教師和學生可以選擇將他們的精力用於改變教育和社會的地方。但究竟是什麼在改變大學？又是誰在引領大學改革？這是個問題。
選自《遙不可及的夢想：世界一流大學與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第二章
書名：遙不可及的夢想：世界一流大學與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
叢書名：一流大學研究文庫/“大學?知識?政策”譯叢
作者：詹姆斯·H·米特爾曼
定價：78元開本：32
出版時間：2021年3月裝幀：精裝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頁碼：302??????????????字數：242千字
ISBN:978-7-313-24381-2
CIP：I.遙… II.詹…馬… Ⅲ.高等學校－研究－世界 IV.G649.1
[內容簡介]
如今大學已成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然而，在努力成為“世界一流”的同時，高等教育機構正在偏離其培養公民、培養批判性思維和保障學術自由的核心使命。在提升國家和全球形象的競爭中，大學正在接受一種新形式的功利主義，一種偏重市場力量而非學術價值的功利主義。本書解釋了為什麼世界一流大學對大多數高等教育機構來説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並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幫助大學在當今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中蓬勃發展。
本書追溯了高等教育機構的規模、覆蓋面和影響力如何在“二戰”後成倍擴大，以及市場主導的教育模式如何普及。作者以自己開創性的田野調查為基礎，提供了三個案例研究——美國，是市場導向的教育全球化的典範；芬蘭，是強勢公共領域的代表；烏干達則是一個後殖民國家，歷史上曾以公立大學系統為主，但現在越來越多轉向私立大學系統。作者表明，除了一小部分富裕的、研究密集型的大學外，“世界一流”範式對所有其他大學來説都是站不住腳的。然而，那些沒有豐富物質資源的高等教育機構，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仍然渴望獲得世界一流的地位。
本書適合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工作人員、高等教育系統的學術領導、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人員、從業人員以及對高等教育領域感興趣的大眾讀者閲讀。
[目錄]
第一部分全球知識治理
第一章?大學的宗旨危機
第二章?現代大學的宗旨之爭
第三章?改革的動力
第二部分案例研究
第四章?新自由主義模式：美國
第五章?社會民主道路：芬蘭
第六章?後殖民經驗：烏干達
第三部分結論
第七章?多態性
第八章?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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