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羅馬帝國時期，新教邦國的大學和高等學校具體有何特點？
儘管多數新教大學與天主教大學相比水平不高，但是，恰恰在德意志北部的新教區域內建立的兩所大學進一步發展成為領導潮流的模式，並且深深地影響了19世紀的大學教育——它們是改革派大學哈勒和格丁根。
事實上，除了這兩所大學以外，歷史學家畢興還列舉了1789年的其他新教大學：阿爾特多夫、比措、杜伊斯堡、埃爾蘭根、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吉森、格賴夫斯瓦爾德、赫爾姆施泰特、耶拿、基爾、萊比錫、馬堡、林特倫、羅斯托克、蒂賓根和維滕貝格。
另外還要提及柯尼斯貝格，它不屬於神聖羅馬帝國，但屬於勃蘭登堡-普魯士。第一所帶有指導性的改革派大學是哈勒大學。此前，勃蘭登堡-普魯士已經有三所大學，一所受加爾文派影響的大學在杜伊斯堡，就是説，在這個君主國的西部地區。此外，在勃蘭登堡的核心地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有一所。另外一所在東普魯士的柯尼斯貝格。
1694年，選帝侯就在哈勒建立了一所新大學。哈勒大學是1680年歸屬於普魯士的過去的馬格德堡大主教的領地。與以前建立的大學不同，這所大學擁有較好的資金保證。哈勒大學被看作是德國的第一所現代改革派大學。與大多數受限於教派的高校不同，在哈勒，兩個新教教派，即路德派和改革派相容共處。這一點得到改革派邦君的贊同，並特別符合於勃蘭登堡-普魯士君主的需要，因為在這個邦國內，人數不多的加爾文信徒和胡格諾分子與占人口多數的路德派比鄰共居。哈勒的財政支持不僅出自選帝侯的而且也出自邦國等級的錢袋。具有吸引力的學校總是生源不錯，尤其畢業生還可以優先服役於普魯士邦國政府。
這所新大學及其教學事業因兩位應聘來到哈勒的教授而聞名。他們是克里斯蒂安·托馬修斯和奧古斯特·赫爾曼·弗蘭克。當時，在歐洲範圍內，科研活動和大學教育中普遍使用拉丁文，托馬修斯第一個使用德語講課，並傳授一種實際有用的教育觀念。弗蘭克也主張在科研中要使用德語；在虔信派信徒施佩納的影響下，他還在教學活動中賦予哲學與神學實際意義。
畢竟，在哈勒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要求，即自由研究、理性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由此，迄今為止一直高於諸學科的神學系在德國第一次被當作與其他院系平起平坐的科目。雖然哈勒與其他多數大學相比較現代、較開放和較自由，但是，這種自由是受到明顯的限制，正如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的言行所表露的那樣。
1706年，27歲的沃爾夫受聘於哈勒大學擔任數學教授，並教授其他學科。這位著名的啓蒙哲學家在課堂上傳授現代自然科學思想，因此引起與新教權威的矛盾。矛盾的結果是哲學家在公開絞吊的威脅下於1723 年離開了哈勒大學城。1740年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聘任他重返哈勒。這個例子表明，當時在現代的改革派大學中也存在着尖鋭對立的兩種研究觀念，一種堅持權威原則，另一種則主張研究自由。
與在帝國其他大學中一樣，在當時的哈勒，真正的自由研究還沒有成熟。在此不僅是天主教世界觀的侷限，教授與科學研究者受權威原則的控制，而且新教教會也持侷限性很大的世界觀念。
對於新生事物這是顯而易見的。在嚴格意義上，在哈勒這所改革派大學中，早期啓蒙思想家如托馬修斯和沃爾夫為啓蒙運動開闢了道路。但是，啓蒙運動只是在1736年建立的第二所改革派大學格丁根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
兼任聯合王國坎伯蘭和特維奧特戴爾公爵的漢諾威選帝侯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委託格哈德·阿道夫·明希豪森男爵建立格丁根大學（今哥廷根大學），目的是建立一處為漢諾威選侯國服務的現代教育設施。當然，成功的最重要前提是特別優裕富足的資金保證。其中用來維持學校工作的費用由邦君支付，大部分由邦內貴族承擔，就是説，由選侯國的各等級負擔。
通過這種方式，根據1萬佛羅琳的基礎資金，學校每年可以進行1.6萬佛羅琳的預算，比資助較高的哈勒多了一倍。在這樣的資金裝備下，格丁根大學能夠支付教職員工的平均工資，甚至能夠設立一個孤寡退休基金。因此，格丁根大學對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作為不久將來的楷模，格丁根大學開展的各類自由活動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在這裏，學習與教學的自由不僅是追求的、宣傳的和保證的目標，像在哈勒大學那樣，而且還是真正實踐的。明希豪森正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使這所新大學在短時間內獲得聲望，並通過競爭獲得優異的學術成就。
儘管國家獨自掌握招聘教授的權力，但是教授們還是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教學內容。許多東西在格丁根至今還起模範作用。如果説，在哈勒已經有了德語教學，那麼在格丁根就是第一個排除國際通用語拉丁文，完全使用德語的學校。此外，格丁根大學的學年被細分為學期。在相對自由的制度下，所有院系中的科學研究都能得到很好的發展，研究工作被賦予了特別的、很高的價值。
如此，實驗性自然科學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這一點永久地保留在該校的課程規章之中。舉例説，格丁根的解剖學者、生理學家和植物學家阿爾布雷希特·馮·哈勒爾，使醫學從書本知識變成了實驗科學。約翰·馬蒂亞斯·格斯納使古典語言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通過教學，他開始將古典語言從神學中解放出來。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擴大了普通藝術史和文化史的視野。
格丁根大學的圖書館也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其他大學的藏書因為資金缺乏而或多或少地受侷限的時候，格丁根大學動用了大量資金建設了一個巨大的科研圖書館。它每年大約可以得到3000佛羅琳撥款，其藏書量很快達到3萬冊，並逐漸增加。到18世紀末，格丁根大學圖書館已有藏書8萬冊。特別被視為現代和進步的：教授和學生都可以從圖書館借出圖書，而不是限定在閲覽室閲覽。
如果要對格丁根作為例證進行分析，那麼應該強調，在當時它還是個特殊例外，其他新教大學的教學研究還沒有發展到如此現代的程度。小的大學，如赫爾姆施泰特大學，在1700年有341名學生就讀，並逐年減少，明顯地失去了意義。然而可以説，新的運動，如理性主義、虔信主義和啓蒙運動在帝國的範圍內主要是在新教各領地和城市及高等學校中展開，在這些地方比在天主教區域內起步更早。天主教教會通過禁令和限制阻止接受新的思潮，特別當這些新思想反對啓示神學的時候。
上述新教大學中有許多在17世紀末及18世紀深受加爾文派的影響，如杜伊斯堡、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和海德堡大學。另外還有在黑博恩（黑森）的純粹改革派高等學校，17世紀初著名的法學家約翰內斯·阿圖修斯曾在此任教。
儘管被畢興描述為“雙信仰”的愛爾福特大學（又作埃爾福特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在這個時代沒有發揮特殊高等學校的作用，也沒有著名學者薈萃於此，但是，有一個事實卻不容忽視，即與其他大學不同，在這兩所大學中同時聘用基督教兩大教派的教授。兩所大學分別位於兩個教派比鄰混居的城市，都是大多數居民屬於新教，而邦君信奉天主教。
愛爾福特屬於美因茨選侯國，由美因茨大主教和選帝侯統治。海德堡是普法爾茨選侯領的第三個首都，自1685年起，由普法爾茨-諾伊堡和普法爾茨-蘇爾茨巴赫天主教家族的選帝侯實行統治。
在一個大部分居民是新教信徒，統治者是美因茨天主教大主教的城市中，17世紀初時，愛爾福特大學中的各種世俗學科新教教授佔多數，只是一個神學系中有信奉天主教的教授。自1566年起，為了培養新教牧師，設立了一個新教神學的教授席位，不過它不屬於神學系編制。儘管如此，愛爾福特大學的做法在當時還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在整個神聖羅馬帝國境內，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容納兩大教派的神學家同時執教。
三十年戰爭中，當1631年侵佔愛爾福特時，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努力地促使這個官方為天主教、實際上新教教授佔優勢的大學新教化。在作為該校校長期間，他組建了一個新教神學系，解散了原來那個天主教神學系。在後來的幾年中，這所當時歐洲惟一的混合教派的大學變成一所擁有著名教授的、純粹的新教大學。
根據威斯特伐里亞和約的規定，1624年是標準年，各教派應恢復那一年的狀況。因此愛爾福特重新歸屬美因茨選侯國。因為大主教與城市之間就執行和約條款問題沒有達成協議，所以一個帝國小組接管了原有權力的“復位”事務。大學也面臨着這樣的局面，它也要恢復到1624年時的形勢。純粹新教的地位被取消，神學系重新歸屬天主教教授，雖然開始時確立一個教授職位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由於努力進取的耶穌會士和極具挑戰性的教會神職進入神學系，很快於1651年出現了衝突，因為那些由法學家、醫學家及哲學家組成的純粹新教諸系，反對允許耶穌會士介入校長的選舉。儘管選帝侯約翰·菲利普·馮·舍恩博恩希望教派之間和平相處，但是直到1657年雙方才達成共識，選出哲學系的東方語言學教授、新教牧師尼古勞斯·施騰格為校長。1661年，他接受了《奧格斯堡信綱》的教授席位，就是説新教神學的教授席位被重新確立。
由於愛爾福特人的反叛和一位皇帝使節的殘酷鎮壓，選帝侯陷入困境。隨後，利奧波德一世宣佈對這座城市執行帝國監控。1664年，愛爾福特被佔領，自此永久地屈從於美因茨選帝侯的統治。他重新組建了大學，並很快建造了教學大樓。除了法學系以外，醫學系也得到了特別的推動；這是一個穩定發展的系，擁有優秀的教授。在天主教神學家中，奧古斯丁修會神父奧古斯蒂努斯·德·布爾戈·吉邦作為天主教經院學派的代表人物起了重要作用。稍後，哲學系的蘇格蘭修道院神父安德烈亞斯·戈登作為天主教的啓蒙思想家對經院哲學發起了攻擊。
從18世紀中期起，愛爾福特大學的地位開始降低，學生人數也在減少。儘管進行了某些改革，但沒有能夠阻擋這種頹勢。即使是這樣，愛爾福特大學在1650-1800年的150年間，由於其雙信仰的特性，還是提供了除海德堡大學之外的又一個兩大教派同存共處的有益例證。在那個時代，所有其他大學都深受教派制約，原則上只能聘任天主教的或新教的教授，非此即彼。
雖然存在某些困難和爭議，但是雙信仰性在愛爾福特大學實際上比在海德堡大學發揮了更好的作用——因為在海德堡大學引起的矛盾更多。早在16世紀，那裏就有路德信徒與加爾文分子之間的紛爭，並且根據當時掌權選侯的教派所屬而時為軒輊。從1561年到1578年，加爾文派神學家扎哈里亞斯·烏爾西努斯起草了著名的《海德堡教義問答》，它幾乎傳遍了整個世界，直到今天還是加爾文派最重要的教義書。
從1588年起，直到三十年戰爭開始以前，這所大學都屬於純粹的加爾文教派；在戰爭中經歷了極為慘烈的歲月。在巴伐利亞佔領及統治下，海德堡大學在短時期內被天主教化。儘管如此，在校學生還是非常少。1652年起，重新獲得權力的選帝侯卡爾·路德維希（1649-1680年）重新建設這所古老的加爾文改革派大學。然而，在很長時期內，它都沒有能夠達到1618年以前的水平。在普法爾茨繼承戰爭期間，從1689-1693年這座城市和大學再一次遭到破壞。
自1685年起，天主教的普法爾茨-諾伊堡一系的繼承人成為普法爾茨選帝侯。諸位選侯特別照顧和優待自1697年起就是人口中少數（大約佔30%）的天主教信徒。由此，約翰·威廉（1690-1716年）越來越多地招聘天主教學者前來海德堡大學。
1706年4月時，該校有五名新教教授和四名天主教教授。1706年夏天，不顧學校反對，選帝侯硬把五名耶穌會士請進了天主教神學系。因此，現在是六位改革宗教授對九位天主教信徒。在整個18世紀，教師隊伍中的天主教徒都保持着多數。加爾文派教徒失去了此前在海德堡大學的優勢地位。此後，加爾文教派的教授們與耶穌會士之間的爭鬥再未中斷。儘管如此，在整個18世紀及以後，還是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改革宗信徒出任海德堡大學的校長。
海德堡大學與愛爾福特大學是帝國境內，甚至當時歐洲範圍內，由天主教徒和新教信徒共同執教的、具有效能的大學。雖然存在着絕對有意義的、富有前瞻性的雙信仰性，但是，18世紀還是一個科學研究水平一般的時期。艾克·沃爾加斯特對此進行了實際而獨特的評價：“因其始終的一般性水平，18世紀是海德堡大學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在短短的幾年內，喪失了作為改革派信仰堡壘的顯著特徵。並且，因為新的邦君極力要改變海德堡的傳統，所以，它在不同教派的包圍中變成了一所天主教大學。這個曾經的第三日內瓦變成了一所沒有什麼影響的耶穌會大學”。
參考資料：
Paulsen,Geschichte I. S. 513; Hammerstein, Universit?ten, S. 73-89.
Hammerstein,Universit?ten, S. 7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