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之別，自古有之，尤以南北朝時期為盛，在當時，南北之間不僅因為地域原因而風俗、習慣不同，還因為兩地分屬敵國，互相之間爭鬥不斷。南北之爭，不但在軍隊攻伐上，文化領域中的爭鬥也必不可少。據載，南北朝時，經學已分為南、北兩派，除去《詩》、《禮》之外，南朝為“魏晉”之學，北朝為“東漢”之學。《北史·儒林傳序》中記述：“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南朝好魏晉，採老、莊之意，常有新思想開拓而出）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北派保守，沿襲漢朝儒學，學問深奧卻也煩瑣）
▲南北朝是南朝、北朝的合稱，南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四朝，北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五朝。
南北的爭鬥一直延續，明朝洪武年間，就因南北之爭的緣故，引發了明朝初期最大的科舉案件，史稱為“南北榜案”。當時是洪武三十年，時值二月會試，儒生士子們踴躍參加，都希望在這次科舉考試中登榜進士，光耀門楣。其中，有一人名為陳安，其人能詩善文，少有才名，和林鴻、陳仲完、唐泰、高棅、唐震、王恭、鄭定、王偁、王褒並稱為“閩中十才子”。如此才華橫溢之人，在二月會試中理所當然的力壓眾人，奪得頭魁，高中二月會試“春榜”狀元之位。有道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本該高頭大馬，衣錦還鄉的陳安卻未得此殊榮，反倒在高中狀元后一月未到，就被明太祖朱元璋親自下令車裂處死。
▲中國科舉史上，舉人數以百萬計，進士亦有十多萬名，但狀元少之又少，總計可考的文武狀元僅有七百七十七人。
陳安之所以落到如此下場，就是因為他陷入了科舉榜上的南北之爭。二月會試中，由翰林學士劉三吾、王府紀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的殿試，後等至發榜，殿試第一的狀元自然是陳安，（陳安為福建閩縣人，是南派學子）而隨後取錄的五十一人竟然也全是南方人，北方人則一名未取，故此次二月會試的”春榜“又稱為”南榜“。全取南人，而棄北人，這在歷科中也是頭一次，成功的點燃了北方士子的怒火。於是在此次科舉中落第的北方舉子們紛紛上疏，以主考官劉三吾等人皆為南方人為由，告其“私其鄉”。朱元璋在得知此事後大為震怒，馬上派遣侍讀張信、侍講戴彝及新科狀元陳安等人複閲落第試卷，不得徇私。但複閲的結果不如人意，春榜上的名字一字未動，排名一字未改，皆因北方士子上交的考卷全都文理不佳，更有甚者上書禁忌之語。
▲劉三吾曾刊定三科取士法，為御製《大誥》、《洪範注》作序。後因南北榜案坐罪戍邊，建文帝時方召其還。
北方士子們對這樣的結局怎會滿意？於是他們又聯名上書，稱劉三吾﹑白信蹈兩人私下囑咐張信、戴彝、陳安等複閲之人，要他們將陋捲進呈聖上。這下朱元璋就不只是下旨複閲這麼簡單了，他先是處理了和此案的相關官員，張信等所派官員皆被車裂處死，而陳安也因複審時，未有明確批語，就被判定為“有惑聖覽”，處流放，但之後仍是受此案牽連，亦被車裂處置。後於六月，朱元璋親自策問試閲，此次廷試，取錄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北方士子，以韓克忠為狀元，王恕為榜眼，焦勝為探花。因是六月出的榜，故此稱為”夏榜“，又因此次所錄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所以又叫做”北榜“。
▲朱元璋辦事向來雷厲風行，不留情面。從此次”南北榜案“中就可見一斑。
自”南北榜案“後，明朝始分南北取士，至朱元璋後遂成定製。然這場看似只是一場科舉舞弊和反舞弊的案件，實際上卻一點不簡單，乃是一次朱元璋利用科舉來制衡朝堂、籠絡士人的政治手段。首先來看奉命當主考官的劉三吾，此人可謂大儒，他與汪睿、朱善三人並稱為“三老”，《明史》上有載：“（劉三吾）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這樣一個德高望重，人品學問皆為上上乘的老臣，又怎會徇私舞弊呢？
▲“莫怪三吾不起身，差將兩足踏紅塵；親朋相顧毋相問，年老無聲懶應人。”——《自題畫像》劉三吾
實際上，在大明當時的朝堂中，政事多為精於理學的南儒把持，北儒的地位不説低，但其政治力量十分弱小。而科舉，自然也是多以南學儒派的標準為參考，這就是為何北人士子在此次科舉中難以進士的原因之一。未免南派一家獨大，朱元璋就藉此次機會，欲籠絡北人之心，便同意複閲。誰知劉三吾等南派儒學代表，並不是很願意，這就導致朱元璋此後大刀闊斧，一舉劃分“南北榜”，裁定”南北案“一事。這樣一來，朱元璋既一方面處理了朝堂上的南儒，成功打擊和限制了江南地主勢力，又培育了北派勢力，獲取了北人民心，可謂是一舉兩得，制衡有道。只是因此，可憐的南榜狀元陳安，還沒等到衣錦還鄉，建功立業之時，就被捲入此事，受株連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