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啞謎：“朝三暮四”所隱喻的國家和民眾
“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悦。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莊子—齊物論》
這是成語“朝三暮四”的典故，長久以來人們都嘲笑着“眾狙（猴子）”因“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貽笑大方”，後常用來比喻常常變卦，反覆無常的人。拋開當下的理解，如果瞭解到莊子的原意，恐怕列位就笑不出來了。
“狙公”為什麼要餵養猴子？如果是無償的話，猴子憑什麼不滿意？如果有償的話，猴子又該付出什麼代價？不是筆者多想，而是不能迴避。
莊子隱喻：我們其實都着了道
故事中的猴子無疑是愚蠢的，但三加四或者是四加三等與多少應該是他們能夠計算的範疇，所謂的好處，無非是先行一步享受“四”的好處而已，他們卻甘之若飴的接受了，而這對於“狙公”而言並無區別。也許猴子高興的並非是朝四暮三的好處，而是一種爭取權利後的優越感，他們不過是一羣容易滿足的可憐蟲。
筆者認為寓言中用的是反語：除了“狙公”這一角色之外，其他的角色和行為都可以反過來看，“眾狙”成為“眾人”，“芧”改成“税”，“賦”變成“收”，三和四交換位置，然後再來讀讀看：
“狙公”索税賦，問曰，朝四暮三可否？眾人皆怒，言太重。“狙公”笑曰：既如此，朝三暮四可否？眾人皆悦，交口稱讚不已。--筆者編
這麼一來，大家在在笑完之後會感覺到後怕，因為我們就是那朝三暮四的蠢貨，深陷其中還怡然自得，老闆或上司成了智珠在握的“狙公”。他們的空頭承諾，我們的玩命加班還難道生動嗎？本以為這種伎倆只能騙騙我四歲的小閨女，其實自己也中招了。
▲也許我們都是那隻容易開心的猴子
莊子所處的年代沒有公司，謎底狙公與眾狙，隱喻着君王與臣民，或者説統治階級與普通民眾的關係：當人們對剝削和暴政習以為常的時候，偶爾的寬容就能夠換來感激涕零的歡喜，一如我們在被宣佈“這個週末不加班”時的歡呼雀躍。
筆者所言是否有依據，請繼續往下看。
儒家之黠：看破而不説破
後世研究莊子的人多，但看懂了這則寓言的人少之又少，還有少部分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到説破的則是近兩千年後的事。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慾。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列子》
這是晉人張湛在其偽造的古書《列子》中改版的莊子啞謎，首先餵養猴子的動機定義為狙公和眾狙的相知相愛，是一種無償的舉動；其二將故事的背景調整為短時間的食物匱乏（俄而匱焉），遂狙公甚至不惜讓家人過苦日子，也要滿足眾狙的口腹之慾；第三，在之所以“耍猴”的動機變成了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策，狙公始終是在善待眾狙的。
▲兒童讀物中還真的成了《列子》所説的模樣
故事的隱喻不言而喻，以帝王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就是那省己待人的狙公，民眾反而成了那不知好歹的猴子。這在當時無疑是“政治正確”的，加之《列子》身為偽書的身份，這一番造作看着還真是眼熟啊，不過這也證明了張湛雖然人品堪憂，但莊子原文他還是看懂了。
養狙為生：劉伯温的不得已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眾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眾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
一日，有小狙謂眾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為之役乎？”言未既，眾狙皆寤。
其夕，相與俟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誠意伯文集.郁離子》
這是劉伯温留下的“楚人養狙”故事，大意是説狙公把眾狙剝削的太厲害，眾狙遂逃散山林，狙公也因此被活活餓死。結合他輔佐朱元璋造反的時代背景，後人也不難讀出他的弦外之音：如果“昏而未覺”的統治者一條活路也不留，民眾是有權採取一定的反制措施的。之所以逃跑而不是反殺，在於他並不想鼓動民眾造反，因為他和朱元璋即將成為新一代“仁慈”的狙公。
▲猴子不是傻，而是沒辦法
劉伯温也還説過：“並非狙公養活眾狙,而是狙公‘養狙以為生’”，可見看得通透，但生在那個時代的他解得了謎底，卻破不了這個珍瓏棋局，只能兩害取其輕，將朱元璋這隻狙公推到廟堂之上並提醒他注意統治手段（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從而打造心目中的盛世。
然而可笑的是，朱明王朝三百年繁衍了近百萬靠國家財力供養的子孫，完美地詮釋了狙公“養狙以為生”的定義。
總之，莊子的寓言，開始以為是個笑話，讀懂了居然是個鬼故事。
在漫長的人類社會變遷中，不管是上古的部落聯盟酋長，中古的王，還是近古的皇帝，亦或是東西文化優劣性爭論，社會一直在變遷和進步，狙公與眾狙的身份和稱謂也一直在變，不變的是這二者的對立一直存在，國家存在的意義就在於維持狙公的利益和兩者的相對均勢而已。
也絕非否定國家的存在意義，在當下以及過去的任何一個時代，人類的生存，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都是國家為保障方能實現，脱離現實談理想總歸是縹緲的。
國家起源：先賢的不同理解
與莊子的同時代，華夏民族的先賢們對於國家理想化的形態有過諸多精彩的論述乃至實踐活動。
孔子執着的“克己復禮”在於回到各司其職，毫不逾越的夏商周去，在現實屢屢碰壁之後又寄希望於“微言大義”的《春秋》能夠令亂臣賊子膽寒，最終無奈地“絕筆於獲麟”。
老子提出了“小國寡民”，卻從未為此而做過任何努力，也許他知道缺乏實現途徑和可行性的“理想國”，終究只是傳説中的“烏托邦”吧。
▲先秦諸子百家浮雕
墨子的方案是“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尊天”、“事鬼”等十大主張，卻從未得到君主們青睞，充其量被當成國際維和部隊來幫忙守城而已，而他們類似苦行僧的半軍事化組織直接伴隨戰國的終結而銷聲匿跡。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税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見梁惠王上》
孟子不再執着於三代，轉而將“仁政”作為口頭禪，更是創造性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新理念，因此也為明清兩代統治者所不喜。
上述思維先秦思想界的大咖，最後都成了缺乏實踐經驗的理論家，雖然被後世推崇，卻唯有王莽敢照搬孔子學説進行改革。原因很簡單：孔子和莊子想的是復古，開歷史倒車的行為自然行不通，所以王莽的撲街現場也很慘烈；孟子和墨子則停留於學説，完全與現實需要脱節。
也説變法：法家的不同層次
真正的實踐者來自法家，“變法”後來成為了改革的代名詞，而後世對他們有許多正面或者負面的誤解。
“齊之技擊不能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鋭士”--荀子
三個國家的戰士都是當時的精鋭，兵員素質相差無幾的前提下，拋開裝備和訓練程度，為何三者會出現戰鬥力上的差距呢？
原因很簡單，回報不同而已，齊國給的是賞錢，魏國免賦税和土地，秦國則是給土地和爵位，軍隊的動員賞賜方式既體現了民眾最為看重的方面，也體現了國家變法的深入程度。
▲法家手段之酷烈，甚至商君本人也未能倖免
財富和國力是不能無中生有的，要麼去慢慢發展，要麼能打勝仗去搶，後者顯然是捷徑。列國的變法家都有着加強君主集權、提高資源調配能力的舉措，但唯有商鞅將爵位這一貴族的專屬勳章下放到了底層，這是列國一直不能反超秦國的原因。法家對於民力的壓榨都非常之狠，如同韓非子所言的“養耕戰之士，除五蠹之民”，秦國的爵位也並不好拿，甚至跟錢財一樣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終究還是給士卒們平添了一些夢想。
秦國最終形成了一個國君亦不能動搖的新興地主階層，他們是既得利益羣體，也是新法的堅定擁護者，他們逐漸蓋過了世卿世祿的貴族團體，這才算逐漸進入了課本上的“封建社會”，準確的説叫做皇權時代，一個將天下興亡繫於一身的時代。
不願耍猴：避世的莊子
與先秦諸子同時代的莊子，卻貌似對於建功立業、指點江山貌似都沒有興趣，唯獨留下了近十萬字啞謎般的文章，留給後人去琢磨。
對此洞若觀火，所以終其一生只當了幾年的“漆園傲吏”，就決定終生不仕，甚至連楚威王邀請他出任令伊都沒有接受。
▲鴟得腐鼠：你當你的官，我做我的賢
莊周答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牲乎？養之數歲，衣以彩繡，以入太廟。當是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曳尾於污渠之中而自快，不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楚威王聞莊周賢》
將大國宰相比喻成祭祀活動中的犧牲（祭祀品），上下五千年就沒有第二個人辭官能夠如此清麗脱俗的。書上説他不願與統治階級同流合污，可是這話將五千年的名臣名將置於何地呢？在筆者看來，以莊子之豁達、睿智，他就是不屑於陪着國君去耍猴而已。
當諸子百家都在討論如何安撫百姓，治理天下，在莊子看來卻是在探討耍猴要領，怪不得玩不到一起。
老婆死了，莊子“鼓盆而歌”，旁人説不像話，他卻毫不在乎，死了便是去了，悲傷又有何用？既然去了，為何不索性“相忘於江湖”呢？
莊子在“濠梁之辯”中與惠施留下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和“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的朋友之間的調侃似乎包含了許多不可明言的大道理。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齊物論》
而在“莊周夢蝶”的典故中，他也會糾結於到底是莊周做夢變成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成了莊周，如果是後者，那莊周我在世間的所言所行又有何意義呢？
在中國歷史上，比莊子學問比肩的屈指可數，跟他一樣豁達的人也是鳳毛麟角，二者兼而有之者則幾乎不可尋，唯有東坡學士能望其項背，這個樂呵呵的老頭一生都有着“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淡定氣質，然而他終究不是莊子，酒酣之際會“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也會在悼念亡妻時有“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的傷感，貌似還有着差距。
蘇東坡也是個喜歡操心的人，一生正直而屢遭排擠，甚至被貶到了天涯海角（海南島），卻始終念念不忘造福一方，出世和入世只是選擇不同，並無高下之分，當他某日偶然悟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道理之時，莊子也許要感慨終有後來人吧！
回到“朝三暮四”的典故，其實莊子只是在揭露一個事實，而非諷刺，社會的發展同樣有着自身必然的發展規律，歷史的車輪永遠是滾滾向前的。莊子往往一針見血地指出諸子學説的漏洞，卻從未笑話他們公竟渡河的勇氣；東坡居士笑對人間的磨難，卻從未抱怨過政治的黑暗令他寶玉蒙塵，不得重用。
當我們在自怨自艾或者懟天懟地的同時，真正的智者都在思考着未來和出路；我們能夠了解莊子的觀點，卻未必能體會到前人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