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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文明中，中華文明是最早形成大一統的帝國。
別以為帝國很容易形成，在近代以前，除了中國的王朝和西方的羅馬帝國，其他文明組建的國家，都很小，哪怕看似統治疆域很大，也只是一個鬆散的邦國組合體。
像中國的王朝那樣，對地方擁有強大的控制力的帝國，在近代以前，只有中華文明做到。
很多人會認為，這得得益於秦始皇的功績。
秦始皇確實統一了中國，但論武力，之前的商和周也不差啊，為什麼它們在成為“天子”後，組成的國家還是邦國組合體，而不是像秦朝那樣的大一統呢？
可能大家會想到商鞅變法。
但商鞅變法也不是商鞅憑空想出來的，也是有前人的智慧積累的，這就是“初税畝”。02
公元前594年，魯國國君宣佈實行“初税畝”，就是要求老百姓根據自己佔有的土地面積繳税。
這好像很平常的一次税制改革，對吧。
而且按土地繳税，不是正常的嗎？這有什麼了不起的智慧呢？
我們站在春秋時代的統治者的角度去思考，我們想獲得財政收入，會怎麼收呢？
按土地面積收？看起來公平合理，但是不好意思，在技術上做不到啊。
你想啊，當時可是地多人少。人口是稀缺資源，天下沒有開發的耕地倒是有的是。
你按照土地面積收税，農民沒準就跑了啊。
還有，丈量土地、秤糧食、分糧食，所有這些事，你都需要統一的標準度量衡吧？
而統一度量衡這件事，到了秦始皇時代才做到。
再有，你要按土地收税，就得有非常複雜的官僚機構來幫你幹這個事，你怎麼能保證全國一盤棋，他們還不貪污受賄呢？
這時候的統治技術也沒有成熟到這個地步吧？
那怎麼辦呢？
在西方，國王要收税，就要天天帶着軍隊，去領地溜達，到了一個領地，就胡吃大喝，吃飽了，去下一個領地。
中國人比較聰明，諸侯會畫出一塊地，這叫公田，老百姓到這塊地上幹活，收成全算我的。
老百姓回家，在自己家地上幹活，這叫私田，收成全算你們自己的。
這就是著名的“井田制”，公田在中間，私田圍着公田。
這樣諸侯就方便了啊，跑到地頭兒上一看，這片是我的，這片是你們的，財富的分配一清二楚。
這個方法雖然很簡便，但是也有一個缺點。
這就要説到人性了：給自己家的私田幹活，當然就賣力氣啊；給老闆家的公田幹活，當然就磨洋工了。
當時的説法叫：“民不肯盡力於公田。”
諸侯跑到田裏一看，公田裏的莊稼總是長得可憐兮兮的，那怎麼行呢？當然要改革。03
最早下決心改革的，就是公元前594年的魯國國君。
“初税畝”這三個字，“初”是開始的意思，“税”是動詞，“畝”是田畝。
打這時候開始，就按照田畝面積來收税了。
剛開始當然很難，技術上的障礙還是在的。
當時沒尺子，就用腳一步步地走，把土地面積給量出來，這叫“履畝而税”，履就是鞋子的意思。
對當時的魯國國君來説，他只是在想辦法解決自己的税收難題，可能沒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不曾想，這件事造成的歷史影響太大了，直接讓中華文明從城邦國家走向大一統的帝國。04
構成一個國家的有三要素：人口、土地和主權。
但是，不同類型的國家，對這三要素的依賴性是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把自古以來的國家分成三類：城邦、帝國和現代國家。
城邦，就像中國商代和西周時期的諸侯國，以人口為支撐點，其實歐洲的國家也是如此，一直都是城邦國家。
帝國，就像中國從春秋戰國到秦統一天下，一直到晚清，這段時期，以土地為支撐點。
而現代國家，就是以主權為支撐點，這個大家身處的國家，就是這樣了。
城邦時代，收税的點是人，國君不管想幹啥，都在人身上打主意。
打仗、搞工程、種糧食，都是徵集老百姓到我指定的地點和項目上幹活。
而“初税畝”改革之後，收税就從人變成了土地，這就標誌了中國從城邦時代轉型到帝國時代。
國家的收税點從找人要錢，過渡到找土地要錢了。
這種大變化當然還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既然財政收入來自於土地，吞併別人的國家，就成了戰爭的目的。
春秋的戰爭，打贏了就撤軍，敵人認輸了就好，大不了換個國君。
而到了戰國，滅國戰就很平常了，幾百個諸侯國，變成了七個，最後變成了一個。
對外要土地，而對內，就要要管理好土地了。
要土地產生財富，就必須要有官僚體系，要有相應的制度，不然你收不了税啊，所以國內的治理體系就必須精細化。
春秋時代，原本是封建制度，君主和土地、人民之間還隔着各個級別的貴族。
好了，現在按照土地來徵税了，貴族就不需要了，直接換成官僚集團。
有了官僚集團，是不是還要約束他們的行為，所以法治也得跟上。
等掃清這些障礙之後，君主收税的能力當然就大增。
你看哈，“初税畝”之後的一系列反應，是不是就很像商鞅變法裏的改革措施了。
有了這些配套，國家就可以找土地要錢了，地是我的，地也就在那裏，你想耕種就要納税。
你人可以跑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跑到哪裏都要耕地吧，我就盯着土地來找你收税。05
這就是帝國的思維方式了，帝國是建立在對土地的控制上的。
這也是為什麼古代中國分裂後，都會統一，而統一後的王朝都會對外擴張領土，因為這都是財富啊，多一塊地，就多一份税收。
直到對外擴張的土地成本大於收益，擴張才停止。
所以，初税畝的實行可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它代表的也不只是財政收入方式的變化，而是整個中華國家轉型的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