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事件是日本挑起9·18事變的藉口之一，這事件是怎麼回事？
每年的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爆發紀念日。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點半，侵華日軍炸燬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藉此突然襲擊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瀋陽從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
瀋陽市此舉，引起全國普遍城市的響應，許多城市根據1997年1月1日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都要在這一天拉響防空警報，目的是為了警醒廣大市民銘記歷史，勿忘國恥、居安思危。也是為了增強人們的國防觀念和人民防空意識。
現在我們回想起9·18事變，它的發生是突然事件。但其實是早有預謀的行動。
早在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
同年7月25日，田中義一給昭和天皇上了一本秘密奏章，這就是有名的《田中奏摺》。
奏摺內製定的長遠戰略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雖然目前沒有了實證，現在的許多日本歷史學家都否認此“田中奏摺”的存在，但日本軍國主義一步一步的實施步驟，都遵循了田中奏摺的路線圖去做的。
1931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因此日本政府急於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戰爭，藉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
但發動戰爭是要有藉口的，否則在國際輿論上難以立足。由此駐守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就開始製造摩擦，挑起事端。其中最主要的事端，就是“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
那麼，這裏所説的“中村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呢？
1931年6月，身負重命的中村震太郎和退伍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以“日本帝國東京農業學會會員 ”的名義，從洮南來到齊齊哈爾進行所謂土壤學調查。
他們找了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作嚮導，先是經昂昂溪、免渡河，西行至海拉爾，然後又途徑伊列克得南下，翻過索倫山，直奔王爺廟（今烏蘭浩特），沿途記錄下許多重要情況。
做完這些蒐集情報的工作後，準備與在洮南接應的另一名特務片倉衷會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興安屯墾區公署第三團一營三連的哨兵，發現4人騎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馳來，連長寧文龍立即帶着一個班的戰士衝了上去。
中村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會在這荒無人煙的深山溝裏遇到麻煩，他滿臉堆笑地對連長寧文龍説：“弟兄們，我們是日本農業學會的，到貴國東北進行土壤學調查。”
説着，順手從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遞過去，然後交出了護照。
寧文龍仔細地看完護照後，抬頭看着眼前的這幾個人，覺得這幾個人不像是什麼科學家，反倒像是訓練有素的日本軍人。
於是開始搜身，從中村的棉褲和行囊中，搜出了幾張中日文的軍用地圖，幾份關於興安區屯墾軍的兵力駐紮及當地人口、物產、風土人情的表冊和筆記。
為了搞清這幾個人的真實身份，寧文龍決定把他們帶回團部扣押起來。
聽説抓到幾個日本人，而且還帶着武器，第三團團長關玉衡大吃一驚。他想，日本人帶槍跑到我這裏來幹什麼？情況緊急，不容多想，立即對中村等人進行審訊。
中村知道，一箇中國軍隊的小小團長手中沒有多大權力，不敢把他怎麼樣。因此，他態度蠻橫，聲嘶力竭地為自己辯護，拒不回答實質性問題，對他的審訊只好暫時停下來。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像中村那樣的死硬的，審訊井杉延太郎的過程非常順利，在軍官們威嚴的目光逼視下， 他開始吞吞吐吐地供述：“我們是軍人。中村震太郎是陸軍大尉；我是曹長，中村的助手。我們此行的任務是……”
證據確鑿，真相大白。
中村看到助手的交待，知道再頑抗都是徒勞的，遂一口氣交待完從事軍事間諜活動的罪行，完事後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錶，此時已是深夜時分。
他心裏不安起來，佈滿腥紅血絲的眼睛露出了絕望的神情。
不一會，團副來宣讀最後的處理結果了：“你們一行人，從事軍事間諜活動，事實清楚，物證確鑿，現在在供詞上簽字。”
聽到這話，中村預感到自己已經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後關頭，心裏又怕又恨。借簽字之機，他突然一拳朝身邊的軍官打去。由於用力過大，腕上的手錶頓時脱手而飛。
一看他在進行垂死掙扎，官兵們蜂擁而上，幾槍託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
恰巧，關玉衡的司務長李德保進門送夜宵，瞥見手錶後，趁混亂中無人注意的當口，撿起來手錶來拿走了。
等這事過後不久，他就把手錶押到大興當鋪，得到錢後就直奔洮南府翠花樓而去，並在那裏狂嫖亂賭一通。
“立正！”
隨着齊唰唰鞋後跟的磕碰聲，團長關玉衡儼如一個法官，威嚴地宣佈：“第三團團部令：成立以第三連連長寧文龍、第四連連長王秉義為隊長的行刑隊，立即執行對從事間諜活動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槍決任務。團部副官趙衡為監刑官。”
寧文龍、王秉義指揮行刑隊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爾森後山溝裏，於1931年6月27日零點30分下達了射擊命令。
“啪啪啪……”
槍聲響過，趙衡馬上指揮士兵把屍體和行李等澆上了汽油，劃火點燃。
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場照得如同白晝一般，很快一切都化為了灰燼。
1931年6月27日一早，關玉衡團長帶着警衞員，趕到駐在洮南府的興安屯墾區公署，向代理督辦高仁紱彙報了處理軍事間諜中村的詳細情況，並出示了重要罪證。
當日，興安屯墾區公署就把情況以快郵代電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東北軍副司令長官張學良作了彙報。
張學良將軍接到彙報，立即做出指示，電令關玉衡“妥善滅跡，做好保密”。
但後來因為中村的那塊手錶出了問題，暴露了秘密殺害中村的事情。日本關東軍遂一口咬定，這是東北軍在“圖財害命”，後來以所謂“自衞”名義發動“9.18事變”提供了一個藉口。
其實，有沒有這個藉口，日本侵華的腳步也不會停止。沒有這個藉口，再找別的藉口就是了，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參考資料：
《歷史教訓——“九·一八”紀實》姜念東主編
《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趙鎮藩 《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
《九一八瀋陽事件前後》何柱國《文史資料選輯》第76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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