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談起隋煬帝，很多人的印象都是暴君，他不但導致了隋朝二世的滅亡，而且給當時百姓帶來了無盡的災難。首先隋朝的短命與隋煬帝分不開的，但是我們不禁要反思一下，他算不算合適的CEO呢？歷史上隋煬帝戰略堪比秦皇漢武，認清了整個國家的戰略形勢，但是卻在實施過程中，操之過急，使隋朝功業功虧一簣。
隋煬帝的戰略眼光
其實隋煬帝有極強的前瞻性，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卻又急功近利。前瞻性在哪兒呢？很多人説修建隋唐大運河是為了去江南尋花問柳，完全沒這個必要，當年秦始皇巡遊不也是坐馬車去的嗎？而且還可以“自駕遊”不受路線控制。遊玩都只是站在底層視角的猜測，而隋煬帝所看到的是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戰略轉移。
中國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北方的經濟絕大部分時間是領先南方的，直到近1000年宋朝開始，經濟中心才轉移到南方。你看三皇五帝，堯、舜、禹、夏、商、周都是北方黃河流域的事，幾乎沒有長江流域什麼事。但是從三國特別是南北朝時期，這樣的格局便發生了改變。我們在《三國志》裏看到對當時孫吳的描述：“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可見南方十分富庶，從這個角度看，赤壁之戰曹操輸的並不冤枉，畢竟戰爭拼的是經濟。
從東漢開始，整個北方人口急劇減少，從東漢末年的6000多萬減少到三國時期的2000萬。災荒加上瘟疫，最要命的是平均每年都有一場大型戰役，更不用説小型戰役了。因此大批的亂民為了躲避戰爭，逃到了南方，他們把北方先進的種植經驗帶去南方，給南方經濟帶來了繁榮。《三國志》中對南方的描述主要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安徽、江西等地區還是欠發達的，所以這裏的南方並不是指我們現在意義上的南方，也不是指整個長江流域。
根據張家駒先生寫的《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他認為經濟重心的南移直到南宋才算完成。但是隋唐是經濟重心南移的起點，隋煬帝敏鋭的觀察到整個國家經濟中心正在悄然往南方移動，雖然當時北方人口眾多，人均產值要比南方高，但是南方經濟發展速度要北方快了很多。因此他修建大運河目的就不言自明瞭，為了打通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
為什麼我們的政治中心要建在北方呢？
隋唐時期國家的政治中心在北方，主要在西安以及洛陽，除了南宋形勢所迫把政治中心遷往南方，可是同時期的遼與金依然是北方。後面的元朝、明朝一直到清朝，都不約而同的把政治中心放在了北方，這個不是巧合。
我們知道古代政治中心-國都，一般首先選擇建在經濟富庶地區，因為利於收税，以前的税主要是糧食，運輸成本非常高，如果離經濟中心太遠，無形中增加社會成本。比如殷商多次選擇遷都，從亳遷藩，又從藩遷到砥石，直至遷到殷墟也就是今天河南安陽，主要原因就是經濟問題。另一個選擇國都原因是地勢，選擇在軍事上易守難攻之地，像漢朝劉邦把長安定為國都，目的就是關中地區，退可守，進可攻。
另外一個選擇國都目的是為了戰略。比如西周把自己的國都從寶雞遷到西安，主要原因是文王開始謀劃攻打殷商，需要把自己的都城遷到離殷商更近的地區，利於戰爭物質的準備。還有戰國時期的魏國，為了攻打齊國，把都城從從山西遷到開封。
還有一種是把國都定在自己起步的地方，或者説自己勢力最強的地方。比如三家分晉時候，韓、趙、魏都把國都定在自己家族所在地，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後梁的朱温把開封定為國都，這裏是他勢力最穩固，最強的地方。也有為了擺脱舊勢力的影響，選擇遷都的，比如北魏孝文帝，把國都從山西大同遷移到洛陽。武則天把國都從西安遷到洛陽，也是為了擺脱原有勢力的影響。原有貴族根系發達，一時之間很難剷除，只能選擇遷都換個戰場，但是孝文帝遷都玩大了，大同老貴族與洛陽新貴族之間產生矛盾，最終導致國家的分裂。
北方的魔鬼
當然很多朝代把國都定在北方主要原因是對抗北方遊牧民族，中國是一個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持續對抗的二元國家，由於遊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氣候惡劣，如果遇到乾旱或者極寒天氣，導致牧民解決不了温飽問題，從而南下對農耕民族進行搶劫，我們看到從秦朝開始就北修長城，對抗遊牧民族，只要北方有遊牧民族，這個問題就一直無法解決。這也是我們看到朱棣放棄南京，固守北京的原因，也是為了對抗逃往北方的元蒙遊牧民族。
如果按照二元結構畫一條線，你會看到這條線兩邊有西安、洛陽、開封、北京、安陽。特別是宋朝一直死磕的“燕雲十六州”剛好處在遊牧民族與農耕文明之間，如果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燕雲十六州是一個很好的緩衝地帶，宋朝割讓“燕雲十六州”等於把自己的腹部暴露在對方刀下。
隋唐大運河
國都在哪兒，戰略重心就會放在哪兒，隋煬帝意識到經濟重心的南移，但是戰略重心依然在北方，那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修建大運河。為什麼要修建大運河而不是其他的方式呢？我們拿漢武帝時期為了抗擊匈奴，後勤補給送到前線是1/10，也就是説路上要消耗掉90%。再看看唐朝時期糧食的運輸，30艘大船隻要1000人的運輸隊伍，能運送200萬公斤糧食，如果採用陸地運輸需要7000輛馬車，運送隊伍至少需要一萬人以上，因此我們能看到這中間效能差距非常之大。
隋煬帝想通過這種大運河的方式聯通戰略重心與經濟重心，讓南方的戰備物質能夠源源不斷的運送到北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隋朝修通的大運河，在唐朝時期發揮了它巨大的作用，唐朝皮日休曾説：“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另外《汴河懷古》中描述：“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可見隋唐大運河對於唐朝的重要意義。
在京杭大運河之前，隋唐大運河一直是重要的航運通道。隋煬帝在修通大運河以後，把都城遷到洛陽，為什麼要從長安遷到洛陽呢？我們看到唐朝時期，當糧食運送到洛陽後，再通過黃河轉運到長安，但是這段運輸水域兇險無比，特別是三門峽段，落差大，暗礁多，中間耗損特別大。在唐朝中後期，每當洛陽糧食不能供應到長安時候，朝廷貴族都來洛陽，因此洛陽也成為名副其實的唐陪都。
我們看隋唐大運河，為什麼還要修到北京呢？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相連不就可以了嗎？上面我提到，戰略重心。因為北方有高句麗，這個曾經讓隋煬帝夜不能眠的國家。楊廣曾經三次遠征高句麗，動用了幾百萬人，而且這些主要的戰備物質都是來自南方，甚至兵源大部分也來自南方。現在很難説清楚，是因為修大運河導致隋朝的覆滅，還是攻打高句麗導致隋朝覆滅。但是煬帝楊廣的戰略眼光卻是獨特的，能看到大的宏觀形式變化，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操之過急，而且公關能力很差。隋煬帝楊廣三下揚州，本來是為了拉攏江南士人，但是在江南士人看來是極盡奢欲。就這樣，隋煬帝楊廣本來可以建立與秦皇漢武一樣偉大功業，但是因為這個CEO制定戰略太急功近利，導致整個隋朝的覆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