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是婦孺皆知的大奸賊、大反派，這是毋庸置疑的，崇禎皇帝評價説：“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
崇禎皇帝愛殺大臣，向來有很多爭議，但對殺魏忠賢，卻沒有人説半個“不”字，無不拍手稱快，足見魏忠賢之可恨！
不過，評價歷史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而是應該放在當時的條件下來判斷，我們現在就來假設一下：如果崇禎沒有殺魏忠賢，對明朝是不是會更好一些？
平心而論，魏忠賢雖然是大奸大惡，但同時也意味着這個人有非凡的能力和手腕，所以才能飛黃騰達、位極人臣，就像曹操一樣，在治世，則為能臣，在亂世，則為梟雄。
從某種程度上説，魏忠賢之惡，也是明朝腐敗制度的產物，假如魏忠賢之才能被正確運用，那麼也很可能是另外一種局面。
魏忠賢之惡罄竹難書，盡人皆知，就不多贅述了，但魏忠賢之“才”歷來鮮有問津，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魏忠賢究竟有哪些對明朝有益的“貢獻”。
魏忠賢所處的時代，明朝正面臨巨大的危機，女真族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對明朝進行持久的入侵，已經嚴重威脅到明朝的生存！所以，如何有效調動明朝一切力量，抵禦女真的入侵，是這個時期壓倒性的歷史使命。
抗擊女真需要大量軍費，而明朝晚期最大的社會問題，就是税賦不均的問題。
明朝長期以來土地兼併，到了晚明已經嚴重惡化，大多數貧苦農民無地少地，卻承擔着鉅額的賦税，尤其是臭名昭著的“三餉”，使得廣大貧苦百姓民不聊生，而大貴族、大官僚地主階級則佔據着大多數土地，利用權力和詭計免税和避税，這種日趨惡化的不公，嚴重影響着明朝的税收。
同時，明朝也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東南沿海地區自中古以來就是工商業繁榮興旺之地，也歷來是最重要的税收重地。然而，明朝中期以來，朝廷官場有大批人士都是通過科舉出來的江浙地區學子，他們大部分都是這種新興的工商業主和地主階層，勢必強烈反對朝廷對東南沿海地區徵收工商税和礦產税等榷税，其中最為鼓躁出力的代表勢力，就是著名的“東林黨”。
很多人對“東林黨”的印象不錯，認為這些人都是滿腹經綸的學者，張口閉口都是仁義道德，以“君子小人”來評價人，但實際上，“東林黨”發展到後期，越來越變味了，成了一羣只知道高談闊論，卻鼠目寸光的偽君子、真小人！
他們位居高位，卻拿不出什麼利國利民的措施，而私下裏的貪污腐化，一點也不亞於他們一貫攻擊的魏忠賢及其黨羽。在他們的把持之下，明朝失去了最重要的榷税收入，只好將全部税賦壓力都壓在已經半死不活的農民身上。
再加上明朝晚期恰逢著名的“小冰河時期”，自然災害頻繁，廣大貧苦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直接催生了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爆發，這也是導致明朝覆滅的一個根本原因。
眾所周知，東林黨最大的死敵就是魏忠賢，魏忠賢雖奸，但他洞察秋毫，知道遼東女真不僅是大明剋星，也是自己榮華富貴的終結者，所以他勢必在確保自身利益的基礎上，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益於國家社稷的“善事”，比如派出自己的心腹太監，到江南征收各項工商税，在不斷激起江南工商業者和僱工階層的“民變”的同時，也確實讓朝廷的國庫充盈了起來。
魏忠賢還有一個拿手好戲，就是“抄家”。儘管魏忠賢製造過不少“冤案”，但按照老百姓的説法，被魏忠賢抄家的官僚，只會有漏網的，卻很少有冤枉的！魏忠賢抄家，每每抄沒鉅額資產，除了一部分被魏忠賢和其黨羽瓜分外，朝廷也是受益良多，至少可以減輕一點賦税的壓力，老百姓自然也是拍手稱快的。
但是，崇禎皇帝除掉魏忠賢后，再次倚重東林黨，結果又斷絕了東南沿海的税收“財路”，當全國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時，朝廷卻財政枯竭，一個個只會高喊漂亮口號的東林黨人，卻誰也不肯為國家捐獻一點。
更讓人無語的是，到了關鍵時刻，這些“衞道士”又變成了首鼠兩端的投降分子，李自成來了，就暗中投降李自成，女真來了，又喪盡民族氣節投降異族，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
而反觀魏忠賢，雖貪暴無恥，但在國家安危大計方面還是有正確的眼光的，正是他提拔重用了袁崇煥、吳三桂等一批良將，才多次抵擋住了女真的進攻。
因此，如果崇禎皇帝不殺魏忠賢，而是有效地約束住魏忠賢，利用其有膽有識、有益有利的一面，至少後來袁崇煥的悲劇就不會發生，吳三桂也不至於“報國無門”而投降大清，明朝的歷史也許會有不少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