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北京距海並不遠，漕糧運抵天津，然後換小船通過海河與滹沱河水系可以送達北京周邊，十分便利。然而明清兩代，漕糧北運基本都是走京杭大運河，而不是走海運，那為什麼明清時代，在具備海運的能力情況下，漕糧北運還堅持走運河呢？
畢竟明清不比北宋，北宋都城在汴梁，距海很遠，而黃河是很難通航的，所以宋朝用運河作為南北交通的命脈情有可原，而明清則不同。
首先來對比走運河和走海運的差別：
1、時間
其一、運輸時間
雖然京杭大運河從路程上看，是一條直線。要比海運出長江走黃海，然後進入渤海，再到天津轉運，入海河到北京，近很多。但是路程並不代表時間，因為還有一個運輸速度的問題。
要知道運河是沒有洋流推動的，根據北高南低的地理因素，漕糧北運可能還面臨着逆流，所以用運河北運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因為很多時候，需要兩岸的河工和百姓充當縴夫，以人力拉船。所以用走運河的方式將江南的稻穀運送到北京，往往需要四五個月的時間。
而走海運則不同，雖然有長江口、天津海河口等幾次換船的耽擱，但是海運北上，在有季風和洋流推動情況下，總體耗時不過半個月到二十天的時間，就能將江南的稻米和貢品運抵京師。
其二、通航時間
京杭大運河每年的通航時間很長，除了在嚴冬時節，北方枯水且河面冰凍之外，全年有至少十個月的時間是完全通航的！即使在北方不能通航的情況下，南方的漕船也能抵達山東臨清州，然後在臨清州或者淮安儲存，開春之後再北上。
而海運則不同，受到季風和洋流的影響，南方漕運只能在春夏季節北上，然後在秋冬季節南下。雖然運輸速度很快，但是受到季風影響，通航時間只有半年多。不過江南第一年的稻米，在來年三月便能運達京師，與走運河的時間相差不大。但是走海運漕糧在運輸途中的時間短，米質遠遠好於走運河。
2、成本
其一、運輸成本
前文已經説過，京杭大運河北上需要大量的縴夫，朝廷需要花很多錢用於養着運河兩岸的縴夫，一路從江南到北京，漕船浩浩蕩蕩，基本每天就能走十公里的距離，但是沿途負責押運的船工和縴夫都需要耗費價值將近一半的漕糧價錢。
而海運成本很低，一陣風就能將大船刮出數十里。既不需要民夫纖拉，而且時間短，能降低很多押運成本，不過走海運需要海軍押運，這也是一項不小的成本。
其二、治河成本
明清兩代由於將將航運河作為經濟命脈，所以對於運河的治理自然是首要任務。但是由於黃河泥沙大，且是地上河，黃河所攜帶的泥沙經常淤積運河，造成漕運不利，這樣的話，就需要治河，明清兩代治理運河的支出佔國家財政支出的大頭之一。
3、風險性
走海運的風險性自然是要大於走運河，因為在古代沒有天氣預報，一旦遇上惡劣天氣，那就是徹底玩完。而且古代海上還有很多亡命之徒，稱之為海盜，即使有海軍護航，也未必能保證萬無一失，一旦遇到意外，就等於打水漂。
而運河就不一樣，首先運河沒有海盜，即使有翻船或者意外事故，打撈難易程度也很簡單，畢竟運河深度也就那樣，打撈精度也很高。
但是，即使海運風險性高，打撈難度大，但是畢竟這都是些小概率的事件，而走運河，路上損耗就得有近一半的漕糧價值。所以走海運即使有風險，但是更划算，這是無疑的。
綜上所述，無論從何種角度分析，海運相比運河都是優勢巨大。所以我們來討論下漕運歷史。
這一點就要説到元朝了，元朝是第一個定都北京的大一統王朝，元朝實行“海河並行，海運為主”的方略。
元朝就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開始試行海運，“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經過幾次實驗，終於於至元二十八年，合併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形成穩固的海運漕糧制度。
元朝1293年開闢了新海線，出了長江口後，繼續東行，直入外海“黑水大洋”到威海成山島後，再向西航向大沽口。“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只要十餘天。
海運漕糧不僅快捷，而且運糧巨大，安全性較高，在成熟階段，一年運輸的糧食有330萬石，總共運輸47次，運輸82917406石，中間損耗只有158258石，損失率只有0.19%。於是，快捷方便的海運就和河運一道成為了元代漕運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以海運為主，河運為輔。後來中原江淮爆發了紅巾軍起義，運河徹底阻斷，運輸全部靠海。
明朝初年漕運方式延續了元代河海並行的模式。但由於都城在南京，所以北運漕糧主要是供給北方戍邊的軍隊使用的，在軍屯制度的背景下，軍糧需求並不大。到了永樂年間，皇帝計劃遷都北京，對於漕運的需求量急劇上升，朱元璋留下的那幾條海船根本不夠用。
永樂九年（1411年），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書，疏浚擁塞的運河故道會通河：“浚而通之，非唯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對於開惠通河的建議，整個山東的官員，都積極地推動，因為這樣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拉高GDP好幾個點。在一片高漲的呼聲下，永樂皇帝批准了工程立項，1412年會通河通航。朝廷發現運河通暢可以綽綽有餘地解決北京糧食供應問題，於是就在1415年宣佈停止海運漕糧，全部採用河運。
雖然後來明代明孝宗朱佑樘時期和隆慶帝時期首輔高拱意圖恢復海運，但是因為試航不利，朝中反對人太多，最終沒能成行。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到乾隆嘉慶，甚至是到道光時期，朝廷都在研究河運還是海運的事情，皇帝也時常下詔討論，但是都被反對的浪潮給壓下去了，反對聲音中，以運河沿岸的數十萬漕民為最，因為實行海運的話，就會影響漕民的飯碗。
一直到光緒年間，由於西方蒸汽輪船的引入，漕運才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至於佔國家税收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漕運税收，看似重要，其實也不重要，走海運也一樣可以徵收關税。
所以綜上所述，就是最開始的時候，永樂年間，走運河可以帶動運河沿岸的經濟，順道還解決了漕糧的問題，而且順道解決了沿河數十萬閒置人口的就業問題。但是到了後來，隨着運河體系的發展，運河沿岸的漕民變成了固定職業，相當於江南漕糧變相養活了京師和運河沿岸的數十萬人這兩撥人。
而後來，隨着京師用度增加，漕糧所需增加，河運明顯成本過高，朝廷明顯傾向於走海運，但是無奈漕民太多了，而且漕運税收裏面的油水太多，各級官員都有紅利，貿然改變，影響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所以很難扭轉過來。朝廷害怕出亂子，河運弊端積重難返，自然不敢動這數十萬人的大奶酪，只能咬牙每年花錢治河，堅持成本昂貴的河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