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趣聞：婉拒皇帝額外賞賜，君子之交該爭則爭
北宋名臣趣聞：婉拒皇帝額外賞賜，君子之交該爭則爭
富弼，字彥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北宋名相、文學家。
宋仁宗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富弼舉茂才異等，歷授將作監丞、直集賢院、知諫院等職。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奉命出使遼國時，以增加歲幣為條件，據理力爭，拒絕割地要求。任樞密副使時，與范仲淹等共同推行慶曆新政。新政失敗後，出知鄆州、青州等地。任內救助數十萬災民。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拜相。宋英宗即位，召為樞密使，因足疾解職，進封鄭國公。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再度為相，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判亳州，拒不執行青苗法。後以司空、韓國公致仕，退居洛陽，仍繼續請求廢止新法。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富弼去世，年八十。累贈太師，諡號“文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配享神宗廟庭，宋哲宗親篆其碑首為“顯忠尚德”。為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今存《富鄭公集》。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利用自己對宋、遼、西夏三國關係的透徹瞭解，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但晚年力抵變法，又勸宋神宗“願二十年口不言兵”，被認為是鋭氣盡喪的表現。
富弼少年成名，時人目之以“王佐之才”。這樣的名聲並非炒作，而是此人少年老成，具有極佳的儒雅風度。富弼年青時，有一次走在洛陽大街上，從後面匆匆趕上來一個熟人，好事的攛掇他説：“有人在背後罵你。”“是嗎？那一定是在罵別人。”“就是在罵你，而且指名道姓。”富弼想了想説：“不對吧，那一定是和我同名同姓者。”看熱鬧的好事者，聞之氣沮，而後面罵人者聽到富弼的話後，大為羞慚，心服口服向富弼道歉。富弼用他的君子風度折服對手，像這樣的口舌之爭，對於心胸寬廣的富弼來説，算不了什麼，誰人背後不説人，誰人背後不被人説，如果錙銖必較，富弼也就不會成為一代名相了。
宋英宗剛剛登上皇位後，就迫不及待的將父親遺留的東西賞賜給眾大臣，當然，新主子上位，犒勞巴結大臣也是人之常情。在一片謝主隆恩中，眾大臣告退，宋英宗唯獨把富弼留下，又格外的賞賜給他一些器物。富弼先是謝恩，然後，態度堅決的婉拒，宋英宗不高興了，質問富弼：“又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為什麼不給面子？”富弼不慌不忙地回答：“東西雖然不貴，但問題是這些是額外之物，我怎麼能要？假如陛下以後做出了什麼額外之事，我又怎能直言相諫？”英宗無奈，只得作罷。作為臣子，誰不想得到皇帝額外賞賜，那代表高看你一眼，可是富弼不，堅決不予配合，這是原則問題，也是不能妥協的道義之爭。
富弼剛直不阿，嫉惡如仇，敢於仗義執言。有一次，他被任命為赴契丹的全權談判代表，可是，宋仁宗口傳聖旨卻與到手的詔書內容不同，這豈不是出爾反爾，這外交使節還怎麼當？他隨即掉頭飛馳進宮，面見皇上，直抒己見：“若政府執意而為，臣死不足惜，可是卻有失國體，有損國事。”負責起草詔書的呂夷簡，輕描淡寫的分辨道：“不會吧？如果錯了，改過來就是了。”宋仁宗又徵求晏珠意見，晏珠説：“呂夷簡肯定不會更改，可能會誤事。”如此事關國家的大事，負責起草詔書的重臣卻視同兒戲，到現在還在推諉扯皮。富弼怒了，説了一句晴天霹靂的猛話：“晏珠是奸佞之臣，與呂夷簡合為同黨，欺瞞陛下，禍亂朝政。”氣得晏珠差點背過氣去，要知道啊，晏珠可是富弼的岳父老丈人，當初還是范仲淹保的媒，而富弼正是晏珠的乘龍快婿，可是卻在事關國體，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富弼一點都不給泰山老大人留面子。
范仲淹對富弼可謂恩重如山，當初，富弼中進士後被閒置在一邊，范仲淹眼見皇帝求賢若渴，要親自選拔天下英才，急忙把富弼叫到自己身邊，又是為他準備書房，又是給他挑選參考資料，讓他集中精力，盡平生所學，洋洋灑灑寫就政論文章。然後，又舉薦富弼，拿着文章讓仁宗皇帝過目，富弼因此而被皇帝特召，並漸漸為皇帝所賞識，從此順利進入北宋政壇，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沒有范仲淹，就沒有富弼。除此之外，范仲淹還作媒，讓富弼娶了當時政壇大佬文壇領袖晏珠的女兒。可是，富弼卻因政見不同，屢屢與范仲淹爭執。有人勸告富弼：“範公可是你的大恩人啊，你這麼做是不是太過分了？”富弼回答：“我和範公是君子之交，他舉薦我，並不是因為我時刻與他意見相同，而是因為我有主見，敢於獨立發表自己見解，我怎麼能因報答他而放棄自己屈附於他呢？”范仲淹聽後，高興的説“富弼不同流俗，這就是我之所以欣賞他的原因”。
富弼第一次出使契丹時，恰巧女兒得病死了，他把悲傷深深藏在心裏，既沒向朝廷請辭，也沒有告訴任何人，而是以國事為重，義無反顧的出使契丹，憑藉着其高超的談判藝術，不辱使命，順利達成合作意向，使兩國休養生息。第二次出使契丹時，他妻子為他生了個男孩，接到家人書信後，他沒顧得上看一眼孩子就啓程了。到了契丹後，家中書信不斷，一封又一封，他看也不看，而是悄悄放入囊中，隨行人員大惑不解，問他為什麼不拆封讀讀家書，他卻説“國事焦慮，無暇以顧，拆了後，徒添煩惱耳”。富弼一心為公，在契丹贏得了極大尊重，當契丹發動重兵與西夏交戰時，宋朝懷疑契丹人會聲東擊西，襲擊大宋，富弼卻説不會，事情果如富弼所料。
富弼為樞密使後，因受石守道案牽連，被貶河北青州，當時朝廷上讒言不斷，大傢伙都為他捏了一把汗。時逢河北大飢，災民遊離失所，遷徙到青州者數十萬之眾，富弼不顧自身尚處在輿論的漩渦之中，而是當機立斷，下令張榜招納遊民，並積極為其謀劃出路，勸民務農種糧，併為此專門劃撥出若干田地，廣蓋經濟適用房，置辦糧谷藥物，一時遊民雲集。有人勸告富弼，當心為小人所誣告，聚眾圖謀不軌，禍及全族。富弼凜然不懼，傲然回答：“我怎麼能以一己之命而枉顧六七十萬人之生計？”此後加速實施安撫流民政策，第二年，河北糧食大豐收，民皆滿載而歸。富弼曾不無自豪的説：“在青州兩年，能救活數萬老百姓，遠勝沽名釣譽者，亦足慰平生矣。”
自唐朝以來，宰相是國之重臣，所得到的禮遇和殊榮無與倫比。凡百官見宰相，無論老少都要行禮以示尊重，而宰相則直立，由侍從低眉蹙首扶立，接受百官禮拜，這即所謂官越大，架子越大的具體體現。而宰相送客時，不用走下台階，如果客人坐久了，旁邊的侍從就會提醒“宰相尊重”，旁人就會侷促不安的提出告退。到了富弼這兒，規矩改了。無論是官職大小，還是普通老百姓，富弼一視同仁，以平等的禮節來對待客人，和顏悦色的與前來拜見的人對話，客人走時，他必定要送到門口，看到客人上門或入轎後方轉身回府，上行下效，自此官場風氣煥然一新，各位大臣，尤其是宰相們都效仿他，大宋官場中，官越大越在乎自己是否平易近人，成為衡量氣度與名臣風範的一個不成文的標準。
富弼晚年，與一幫洛陽縉紳結成老年團隊，遊山玩水，詩詞唱和，極盡風雅 ，悠哉樂哉，好不愜意。最後十年，富弼就閉門謝客了，當時有好多人都想拜見富弼，富弼以身體不適，統一作答”一個都不見”。有人問他，這是為何？富弼從容回答“對待別人不能區分貴賤賢愚，當一視同仁，我世居洛陽，親舊數千人，若有見與不見，豈非違揹我做人原則，若人人都見，非我衰老所能應付。”某日，富弼轎出天津橋，世人隨之圍觀，居然萬人空巷，人人爭睹其容。
另有一則趣聞，富弼晚年，朝廷多有旨請復，富弼以年老體衰為名堅辭不就，忽一日，富弼前去參加法事，朋友邵雍問他：“聽説皇帝請你復出？”富弼説：“你看我這樣子，起身都困難，怎能再出山？”邵雍説：“皇上請你復位，你説你卧牀不起，法會你怎麼就能去了？”富弼恍然大悟，此後更加警覺。老人執政，是為國之大忌，富弼多聰明的人，此前都不貪戀權位，更別説年事已高時還摻和朝政。
有人説富弼晚節不保，原因在於他從一個改革者，范仲淹“慶曆新政”的積極參與者，晚年變成了一個思想守舊的保守派；這個説法值得商榷，他極力抵制王安石的變法，內中原因很多，我們不能以現代人來揣度古人，從歷史上留下的史料來分析，富弼無愧於賢臣名相。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