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趣聞:婉拒皇帝額外賞賜,君子之交該爭則爭
富弼,字彥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北宋名相、文學家。
宋仁宗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富弼舉茂才異等,歷授將作監丞、直集賢院、知諫院等職。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奉命出使遼國時,以增加歲幣為條件,據理力爭,拒絕割地要求。任樞密副使時,與范仲淹等共同推行慶曆新政。新政失敗後,出知鄆州、青州等地。任內救助數十萬災民。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拜相。宋英宗即位,召為樞密使,因足疾解職,進封鄭國公。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再度為相,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判亳州,拒不執行青苗法。後以司空、韓國公致仕,退居洛陽,仍繼續請求廢止新法。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富弼去世,年八十。累贈太師,諡號“文忠”。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配享神宗廟庭,宋哲宗親篆其碑首為“顯忠尚德”。為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今存《富鄭公集》。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利用自己對宋、遼、西夏三國關係的透徹瞭解,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但晚年力抵變法,又勸宋神宗“願二十年口不言兵”,被認為是鋭氣盡喪的表現。
富弼少年成名,時人目之以“王佐之才”。這樣的名聲並非炒作,而是此人少年老成,具有極佳的儒雅風度。富弼年青時,有一次走在洛陽大街上,從後面匆匆趕上來一個熟人,好事的攛掇他説:“有人在背後罵你。”“是嗎?那一定是在罵別人。”“就是在罵你,而且指名道姓。”富弼想了想説:“不對吧,那一定是和我同名同姓者。”看熱鬧的好事者,聞之氣沮,而後面罵人者聽到富弼的話後,大為羞慚,心服口服向富弼道歉。富弼用他的君子風度折服對手,像這樣的口舌之爭,對於心胸寬廣的富弼來説,算不了什麼,誰人背後不説人,誰人背後不被人説,如果錙銖必較,富弼也就不會成為一代名相了。
宋英宗剛剛登上皇位後,就迫不及待的將父親遺留的東西賞賜給眾大臣,當然,新主子上位,犒勞巴結大臣也是人之常情。在一片謝主隆恩中,眾大臣告退,宋英宗唯獨把富弼留下,又格外的賞賜給他一些器物。富弼先是謝恩,然後,態度堅決的婉拒,宋英宗不高興了,質問富弼:“又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為什麼不給面子?”富弼不慌不忙地回答:“東西雖然不貴,但問題是這些是額外之物,我怎麼能要?假如陛下以後做出了什麼額外之事,我又怎能直言相諫?”英宗無奈,只得作罷。作為臣子,誰不想得到皇帝額外賞賜,那代表高看你一眼,可是富弼不,堅決不予配合,這是原則問題,也是不能妥協的道義之爭。
富弼剛直不阿,嫉惡如仇,敢於仗義執言。有一次,他被任命為赴契丹的全權談判代表,可是,宋仁宗口傳聖旨卻與到手的詔書內容不同,這豈不是出爾反爾,這外交使節還怎麼當?他隨即掉頭飛馳進宮,面見皇上,直抒己見:“若政府執意而為,臣死不足惜,可是卻有失國體,有損國事。”負責起草詔書的呂夷簡,輕描淡寫的分辨道:“不會吧?如果錯了,改過來就是了。”宋仁宗又徵求晏珠意見,晏珠説:“呂夷簡肯定不會更改,可能會誤事。”如此事關國家的大事,負責起草詔書的重臣卻視同兒戲,到現在還在推諉扯皮。富弼怒了,説了一句晴天霹靂的猛話:“晏珠是奸佞之臣,與呂夷簡合為同黨,欺瞞陛下,禍亂朝政。”氣得晏珠差點背過氣去,要知道啊,晏珠可是富弼的岳父老丈人,當初還是范仲淹保的媒,而富弼正是晏珠的乘龍快婿,可是卻在事關國體,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富弼一點都不給泰山老大人留面子。
范仲淹對富弼可謂恩重如山,當初,富弼中進士後被閒置在一邊,范仲淹眼見皇帝求賢若渴,要親自選拔天下英才,急忙把富弼叫到自己身邊,又是為他準備書房,又是給他挑選參考資料,讓他集中精力,盡平生所學,洋洋灑灑寫就政論文章。然後,又舉薦富弼,拿着文章讓仁宗皇帝過目,富弼因此而被皇帝特召,並漸漸為皇帝所賞識,從此順利進入北宋政壇,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沒有范仲淹,就沒有富弼。除此之外,范仲淹還作媒,讓富弼娶了當時政壇大佬文壇領袖晏珠的女兒。可是,富弼卻因政見不同,屢屢與范仲淹爭執。有人勸告富弼:“範公可是你的大恩人啊,你這麼做是不是太過分了?”富弼回答:“我和範公是君子之交,他舉薦我,並不是因為我時刻與他意見相同,而是因為我有主見,敢於獨立發表自己見解,我怎麼能因報答他而放棄自己屈附於他呢?”范仲淹聽後,高興的説“富弼不同流俗,這就是我之所以欣賞他的原因”。
富弼第一次出使契丹時,恰巧女兒得病死了,他把悲傷深深藏在心裏,既沒向朝廷請辭,也沒有告訴任何人,而是以國事為重,義無反顧的出使契丹,憑藉着其高超的談判藝術,不辱使命,順利達成合作意向,使兩國休養生息。第二次出使契丹時,他妻子為他生了個男孩,接到家人書信後,他沒顧得上看一眼孩子就啓程了。到了契丹後,家中書信不斷,一封又一封,他看也不看,而是悄悄放入囊中,隨行人員大惑不解,問他為什麼不拆封讀讀家書,他卻説“國事焦慮,無暇以顧,拆了後,徒添煩惱耳”。富弼一心為公,在契丹贏得了極大尊重,當契丹發動重兵與西夏交戰時,宋朝懷疑契丹人會聲東擊西,襲擊大宋,富弼卻説不會,事情果如富弼所料。
富弼為樞密使後,因受石守道案牽連,被貶河北青州,當時朝廷上讒言不斷,大傢伙都為他捏了一把汗。時逢河北大飢,災民遊離失所,遷徙到青州者數十萬之眾,富弼不顧自身尚處在輿論的漩渦之中,而是當機立斷,下令張榜招納遊民,並積極為其謀劃出路,勸民務農種糧,併為此專門劃撥出若干田地,廣蓋經濟適用房,置辦糧谷藥物,一時遊民雲集。有人勸告富弼,當心為小人所誣告,聚眾圖謀不軌,禍及全族。富弼凜然不懼,傲然回答:“我怎麼能以一己之命而枉顧六七十萬人之生計?”此後加速實施安撫流民政策,第二年,河北糧食大豐收,民皆滿載而歸。富弼曾不無自豪的説:“在青州兩年,能救活數萬老百姓,遠勝沽名釣譽者,亦足慰平生矣。”
自唐朝以來,宰相是國之重臣,所得到的禮遇和殊榮無與倫比。凡百官見宰相,無論老少都要行禮以示尊重,而宰相則直立,由侍從低眉蹙首扶立,接受百官禮拜,這即所謂官越大,架子越大的具體體現。而宰相送客時,不用走下台階,如果客人坐久了,旁邊的侍從就會提醒“宰相尊重”,旁人就會侷促不安的提出告退。到了富弼這兒,規矩改了。無論是官職大小,還是普通老百姓,富弼一視同仁,以平等的禮節來對待客人,和顏悦色的與前來拜見的人對話,客人走時,他必定要送到門口,看到客人上門或入轎後方轉身回府,上行下效,自此官場風氣煥然一新,各位大臣,尤其是宰相們都效仿他,大宋官場中,官越大越在乎自己是否平易近人,成為衡量氣度與名臣風範的一個不成文的標準。
富弼晚年,與一幫洛陽縉紳結成老年團隊,遊山玩水,詩詞唱和,極盡風雅 ,悠哉樂哉,好不愜意。最後十年,富弼就閉門謝客了,當時有好多人都想拜見富弼,富弼以身體不適,統一作答”一個都不見”。有人問他,這是為何?富弼從容回答“對待別人不能區分貴賤賢愚,當一視同仁,我世居洛陽,親舊數千人,若有見與不見,豈非違揹我做人原則,若人人都見,非我衰老所能應付。”某日,富弼轎出天津橋,世人隨之圍觀,居然萬人空巷,人人爭睹其容。
另有一則趣聞,富弼晚年,朝廷多有旨請復,富弼以年老體衰為名堅辭不就,忽一日,富弼前去參加法事,朋友邵雍問他:“聽説皇帝請你復出?”富弼説:“你看我這樣子,起身都困難,怎能再出山?”邵雍説:“皇上請你復位,你説你卧牀不起,法會你怎麼就能去了?”富弼恍然大悟,此後更加警覺。老人執政,是為國之大忌,富弼多聰明的人,此前都不貪戀權位,更別説年事已高時還摻和朝政。
有人説富弼晚節不保,原因在於他從一個改革者,范仲淹“慶曆新政”的積極參與者,晚年變成了一個思想守舊的保守派;這個説法值得商榷,他極力抵制王安石的變法,內中原因很多,我們不能以現代人來揣度古人,從歷史上留下的史料來分析,富弼無愧於賢臣名相。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