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父母應該每天為孩子未來的離開做準備
每年開學時，父母們賴在校園裏不走，大學管理者不得不動用各種招數進行“驅趕”。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尾時加了一曲風笛演奏——第一曲帶領新生到下一個活動場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長從孩子身邊趕開。佛蒙特大學聘用了“家長驅逐員”，專門負責把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很多學校還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長接待院長”，專門對付難纏的成年人。近幾年有很多文章探討為什麼那麼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拒絕長大，但問題往往不在於孩子拒絕分離和個體化，而在於父母阻撓他們這樣做。
這也許就是麗茲那樣的病人最終會出現在心理醫生面前的原因。洛杉磯家庭心理師傑夫·布盧姆説，“一個孩子應該體驗正常的焦慮，才會有適應性。如果我們希望孩子長大後更加獨立，就應該每天為他們將來的離開做好準備。”
布盧姆相信，我們很多人根本捨不得孩子離開，因為我們依賴他們來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我們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並認為這是最佳育兒之道，”布盧姆解釋道。
去年十月，在為《紐約時報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媽媽瑞內·巴徹描述了送女兒去美國東北部上大學後她的空虛感。巴徹本來想從其他身為人母的朋友那裏得到一些安慰，沒想到人家正忙着給孩子的大學宿舍買冰箱，或者衝回家幫助中學生孩子關電腦。於是巴徹也不時去女兒宿舍，找各種藉口挑剔女兒的室友，以幫忙搬家為由待上很久。
巴徹這樣的媽媽並不罕見。“被愛和被時時監控之間是有區別的，”丹·肯德隆説。他承認甚至連他自己都在糾結。“我馬上就變成空巢家長了，有時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學申請表給燒了，這樣我就有人陪伴了。我們的社區比以前小了——我們成年後幾乎與世隔絕，更多的人離婚——我們真心想與孩子相處更多時光。我們渴望甚至有賴於他們把我們當成知己，而不是僅僅要他們感念我們。當孩子為小事求我們幫忙時，我們不但不生氣，反而鼓勵他們這樣做。”
繁忙的工作加劇了這種現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處20分鐘”，肯德隆問，“你是想因為他沒收拾好房間而跟他拌嘴、讓他生氣呢，還是一起玩個遊戲？我們不再給孩子立規矩，因為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時刻喜歡我們”。
肯德隆還觀察到，由於我們比祖輩生的孩子更少，每個孩子都變得更加珍貴，並且從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過程中，無私(讓孩子幸福)與自私(讓我們自己高興)界限越來越模糊。
“我們希望孩子過着我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個幸福的銀行家，幸福的外科醫生，”巴里·施瓦茲説，儘管那些職業“不一定讓人幸福”。至少對於一部分父母來説，如果孩子在沃爾瑪當收銀員，他們不會那麼高興，哪怕孩子臉上每天都掛着笑容。“他們高興，但我們不高興。”施瓦茲説，“儘管我們説對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們幸福，我們會竭盡所能幫他們獲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該終於何處，孩子的幸福該始於何處，我們並不清楚。”
3 .培養自信卻培養出了不自信
如果孩子參加活動，僅因“努力嘗試”就得到獎勵貼紙，那他永遠都得不到關於自己的負面評價，所有失敗都被粉飾成“努力嘗試”。自1980年代以來，在中學和大學裏，孩子的自我評價指數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變成有害的自我膨脹，和自戀症如出一轍的自我中心和不勞而獲感。事實上，大學生的自戀指數上升速度跟自我評價保持一致。
幾個月前，我打電話給聖迭戈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自戀流行病》作者之一珍·圖文齊。她説，很多病人聲稱自己有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成年後對生活不滿，這一點都不奇怪。當父母為了增強孩子的自信而總説孩子“幹得好！”——不僅僅是孩子第一次學會穿鞋，而是每天早上穿鞋時——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別。
與此同時，焦慮和沮喪人羣比例也在上升。“自戀者年輕時會很快樂，因為他們是宇宙的中心，”圖文齊解釋説，“父母就像僕人，開車帶他們參加各種活動，滿足他們每一個願望，不斷地告訴孩子，他們是多麼特別，多麼有才華。這給孩子一種錯覺，與其他人相比，他們太出色。他們不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覺都好。”
步入成年後，這成為一個大問題。“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會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圖文齊説，“他們不會團隊合作，不知如何面對規則。他們不喜歡上司説他們的工作需要改進。如果沒有得到不斷的誇獎，他們就會喪失安全感。他們成長於這樣一種文化中：凡參與者皆獲獎杯。當你參加真正的比賽或工作，會發現這很可笑，沒有意義。誰會看一場沒有贏家和輸家的NBA比賽？當某些人工作成效卓絕時，難道所有人都應該同薪同酬嗎？他們是生活在泡泡裏的孩子，離開泡泡來到現實世界，就感到迷惑和無助。那些問題總是被他人解決的孩子相信他們自己並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
上個月，我和一名原先在首府華盛頓做少年足球教練的投資家通話。他告訴我，少年足球隊的一條規則是：不計比分。他當時感覺十分荒唐。他自身的運動員經歷彌足珍貴，因為他不得不應對失利。“我想，要是不計比分的話，孩子們都會變成嬌氣包兒。”
後來他明白了這種規則的意義，因為有些孩子如果輸得太慘，會悲痛欲絕。教練説，每次他們輸掉比賽，他都必須找到正面的因素，讓孩子們扭轉沮喪的心情，否則會損傷他們的自我評價。足球季結束時，每個孩子都得到獎盃，“最佳精神獎”贈與那個從不聽講總是説話的淘氣包，“最佳進步獎”贈與那個“毫無運動天賦卻十分努力”的孩子。即便遊手好閒的孩子也得了獎盃，“用什麼名堂呢？總不能説‘最守時獎’吧？所以我們乾脆取名‘教練獎’。”教練説這是強調團結合作的教育手段，而他成長過程所經歷的是做一名富於競爭性的運動員，“把我們這一代培養的比較自私、只顧自己。”
我問温迪，這種温柔的教育手段是否會讓孩子不那麼自我中心？她説恰恰相反：父母保護孩子不接受準確評價，反而讓孩子認為他們應該得到特殊待遇。“一位小學校長告訴我，一名家長要求老師不要用紅筆判作業，因為她認為，孩子看到滿篇紅字會難過的。這就是以保護孩子自我評價為名義的自大自滿自私自利。”
4 .選擇的自由與安全感
當我們給孩子提供無數選擇時，向他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他們有資格過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學家丹·肯德隆所言：“當他們感覺一點不爽，就會有另外一種選擇擺在面前。”莫格爾説得更坦率：父母用豐富的選擇造就了焦慮而又有優越感的孩子，她稱之為“殘廢的皇族”。
和許多父母一樣，我一直以為給孩子多種選擇可以培養他們的力量感，讓他們覺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茲的研究表明，太多選擇可能會使人更加沮喪，更加失去控制。
自我評價無法預示一個人將來會感到多滿足，特別是當自我評價來自寬容和不斷表揚，而不是來自真正的成就。研究表明，能預示一個人將來是否充實和成功的，是堅持不懈、靈活適應和接受現實考驗的能力，具備了這些品性，才能順利過日子。
但現在，很多孩子沒有機會學習這些品性。幼兒園老師珍妮對此深有感受，比如，一位母親送孩子來上學，她的孩子先拿到卡車，但另一個孩子把它搶走了。兩人爭吵了一會兒，那個孩子拿了一輛舊卡車扔給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勝無望，就接受了這種安排。
孩子沒事，但媽媽不幹了，説“這不公平”。“你看，孩子本來沒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適應性，但她破壞了這一切。我們的確教孩子不要搶玩具，但孩子需要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再例如，如果有那麼兩個孩子在淘氣——罵人、爬桌子、扔沙子——她直覺的反應就是喊一句“嘿！你們不許這樣！”但如果她真這麼説，她就會被炒魷魚。她必須去和孩子們談心，找出他們當時的感受，並幫助他們找到合適的方式表達這種感受，而不必罵人或扔沙子。
“我們如此關注在訓育孩子時使用正確的語言，以至於我們忘記了到底為什麼教訓孩子！”她説。“等我們把一切都‘談妥’時，孩子們早就不想玩兒了。但5分鐘之後又會故技重演，因為他們闖過了一關。‘不許做’很管用，因為孩子們知道這麼做不對，信息準確而清晰。”
另外一位從教17年的幼兒園老師兼母親則説，這些年來，父母越來越多地阻礙孩子的發展。很多父母，自以為設立了規則，事實上卻搖擺不定。當孩子纏着要買冰淇淋，家長先説不行，今天不買，星期五買。孩子糾纏、談判，家長可能認為談判意味着“尊重孩子的意見”，於是説“好吧，今天買，但明天不需要！”“每年都有家長找到我，問‘為什麼孩子不聽我的話？為什麼她不能接受拒絕？’我會説，‘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絕，是因為你們從來不拒絕。’”
在一項研究中，施瓦茲將孩子隨機分成
兩組畫畫
。第一組孩子可以從3支油性筆中選1支，第二組則可以從24支中選1支。當一名不知情的幼兒園繪畫老師對作品進行評價時，被列為“最糟”的多是第二組孩子的作品。然後，研究者讓孩子選擇一支筆作為禮物，孩子選完後，再試着説服他們歸還這支筆，換取另一個禮物，結果第二組孩子放棄起來容易得多。施瓦茲認為，這表明選擇更少的孩子不僅更專注於繪畫，而且更容易堅持他們的選擇。
那麼，這跟育兒有什麼關係？施瓦茲説，它意味着，當選擇更少時，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慮。較少的選擇幫助他們專注於某事，這正是日後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顯示，專注於某項工作給人更大滿足感，那些總是需要很多選擇並且有退路的人，常常被甩在後面，”施瓦茲告訴我，“我的意思不是説別讓孩子嘗試各種興趣或者活動，而是應該理性地給予他們選擇。很多父母告訴孩子，‘你可以做想做的事，可以隨時退出，如果不是非常感興趣，可以去嘗試其他。’難怪他們長大後以同樣的方式生活。”
父母的焦慮之下潛藏着一種信仰，那就是：如果我們做對了，孩子不僅會成長為快樂的大人，還會成為讓我們快樂的成年人。這是一種誤會，養育雖然重要，卻不可能完全勝過天性，而且不同的養育方式適用於不同的孩子(因此同一屋檐下的手足會有迥異的童年經歷)。我們可以讓孩子接觸藝術，但不能教給他們創造力；我們可以保護他們迴避卑劣同窗、糟糕成績、各類拒絕、自身侷限等等，但最終他們會親身遭遇這些事情。
(作者為美國作家兼心理學諮詢師洛利·高特列，郭豔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