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記清代殿試鼎甲之狀元、榜眼、探花都是哪些人考取的

作者：史遇春

話頭，從科舉考試開啓。

既然要説科舉考試，那麼，這裏先需要澄清兩個差異。

一、科舉考試與現代重要考試的差異

在現代社會的諸多考試中，有兩大重要考試不得不説：

其一，大學升進考試；

其二，公務員錄取考試；

此處，就來看看科舉考試與以上兩種考試的差異：

（一）科舉考試與大學升進考試的差異

後人喜歡將大學的升進考試與科舉考試相提並論，其實，如果認真思索，這樣的類比，是不準確的。

如果僅就通過考試進行人才篩選的形式而言，科舉考試和大學升進考試是一致的。

但是，須知，科舉考試與大學升進考試是有差異的，二者的主要的不同是：

科舉考試的最終目的，是選拔官員，其選拔出來的人才，最後幾乎全部都進入官場、參與皇權專制國家的管理。

大學升進考試，是選拔即將培養的各類專業技術型人員的途徑。這種考試所選拔的人員，須經過一定期限的學習和培訓，學習和培訓結束之後，他們大多數都會以其所學的專業技術和知識作為生存的資本。這些人員之中，最終能進入官場、參與國家管理的人數，在總體參加考試的人數之中，所佔比例是非常低的。

（二）科舉考試與公務員錄取考試的差異

前面已經提及，科舉考試與公務員錄取考試，在形式上，都是通過考試，進行人才的選拔錄取。

僅就這一點來説，大多數的選拔考試，都具備這一功能。

説到二者的差異，首先必須提到的，是考試內容。

簡略而言，在科舉考試的內容中：死記硬背的部分，考的是知識積累的程度；詩賦的部分，會牽涉文化素養與心胸情懷；策問的部分，會涉及對經義闡發議論、對社會實務的分析判斷與對策建議；

在公務員錄取考試的內容中，有一半採用的是西式的所謂心理科學測驗，其內容比較注重的，是所謂的思維能力；另一半是根據材料進行所謂的申論：申論與策論的區別，申論材料不會出自經義；申論分析解決的是細務，所以，對蒐集整理信息的要求較高；策問分析解決的是大政，所以，對見識和眼界的要求較高。

除考試內容之外，科舉考試和公務員考試的最大差別是：

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人員，最後扮演的角色，以管理者為多（類似於某類制度下的政務官）；

公務員考試挑選出來的人員，最後的工作，以辦事者為多（類似於某類制度下的事務官）。

如果按照詞彙學，將“官吏”拆成“官”和“吏”來分別界定，那麼：

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才，多為“官”；

而公務員考試挑選出來的人員，多為“吏”，所謂“吏”，杜甫詩中有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其中的“吏”，即此類。

需要澄清的，大體已經講明，下面，來説科舉考試。

二、科舉考試

之所以稱之為“科舉”，是因為，這種考試製度，是分科取士的。

在唐代時，科舉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

每年分期舉行的考試，稱為常科；

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為制科。為什麼叫制科？這就必須清楚“制”的含義。所謂“制”，指的是帝王的命令。《禮記?曲禮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鄭玄注：“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史記?秦始皇本紀》：“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裴駰集解引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

常科之中，常設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後來漸廢；所以，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進士考時務策和詩賦、文章；明經考時務策與經義；前者難，後者易。

當然，唐代還設有武舉，此處不贅。

唐高宗李治（公元649年～公元683年）以後，進士科尤為時人所重。

唐朝宰相，大多是進士出身。

就是因為進士科的貴重，所以，在普通、普遍的印象中，科舉考試就是進士考試。其實，這是一種以點帶面的不準確的印象。

因為無法面面俱到，要面面俱到小文短章也説不清楚；所以，本文所講的科舉，以進士科為主。

科舉考試最大的優點就是：

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

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會中下層有能力的讀書人，通過科考，就可以進入社會上層，獲得施展才智的機會，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

至於説科舉考試後來產生的種種弊端，不能全部都推到考試製度本身上來，其中權力的自私、思想的禁錮、人性的貪鄙等等，全都在其中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從隋代至明清，科舉制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這其間，到明代時，科舉考試才形成了完備的制度，共分為四級：

院試（即童生試）；

鄉試；

會試；

殿試。

限於篇幅，院試、鄉試、會試此處不詳説。

本篇，只説一説殿試。

三、殿試及鼎甲

殿試為科舉考試中的最高一段，又稱御試、廷試。

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李治在大殿之上，開科取士，他親自監考選拔人才，這是科舉史上的第一次“殿試”。

此次殿試規模不大，尚未成為定製。

至宋代，殿試始成為常制。

元、明、清沿用宋制。

金朝時，將殿試及第者分上、中、下三甲。

元代時，將殿試及第者分一、二、三甲；有兩榜，蒙古人、色目人為一榜；漢人、南人為一榜。

明、清兩代，沿用元制，殿試分三甲，但不分二榜。

明、清兩代殿試後，所分三甲為：

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通稱狀元、榜眼、探花，合稱“三鼎甲”。

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

明代稱會試第一名為會元，二甲、三甲第一名為傳臚。至清代，則專稱二甲第一名（即殿試第四名）為傳臚。

關於殿試及鼎甲，基本如上。

下面來具體看一看清代殿試鼎甲者的相關情況。

四、清代殿試鼎甲之狀元、榜眼、探花（及傳臚）的出處

從文學類作品中得來的印象，似乎舊時讀書人只要進京參加科舉考試，就很容易考中狀元。

其實，並不是那樣。

這裏，就來説一説清代殿試中得鼎甲者，看一看實際的歷史狀況究竟如何？

自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公元1796年～公元1820年）朝以來，在殿試中，得中鼎甲之狀元、榜眼、探花，大多是由在任的內閣中書以及各部小京官考取的。

所謂各部小京官，就是清代京師中央各部中的低階職官。其品階，滿人自從六品至從九品、蒙古人自從六品至八品、漢軍自正六品至從七品、漢人自正六品至未入流。

所謂內閣中書，也是清代的官名，職責是在內閣之中執掌撰擬﹑記載﹑翻譯﹑繕寫等事務，其定額為滿洲中書70人，蒙古中書16人，漢軍中書8人，漢中書30人，官階為從七品。

清代人認為，內閣中書及各部小京官這兩類人登第是最為有利的。

這種説法，其實是不解本源的泛泛之語。

內閣中書，除了因進士身份授職、舉貢捐納以外，其餘的，都是由舉人考取的，當然，還有一些是召試特用的。須知，召試特用的人員，也僅僅乾隆、嘉慶兩朝有這種情況。

京師各部的小京官，都是各省的拔貢，他們朝考一等，才能被授任此等職務。這也是從乾隆丁酉科（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開始的。

能夠被簡選為中書與各部小京官的人，大多數都工於書法、或者是當時的知名之士。

這些人既然入朝為官，那麼，朝中有事，他們一般都能得風氣之先。而當時殿試讀卷的諸位大臣，要麼是這些人以前的座師（明、清兩代舉人、進士對主考官的尊稱。）、要麼是這些人所在各官署的長官、或者是這些人的同鄉老輩。這些人在京師時，平常就與讀卷大臣熟識，所以，殿試之中所謂的機緣巧合，就不是什麼偶然的事件了。

《安樂康平室隨筆》的作者清人朱彭壽説，自己在內閣任職十八年。

農曆庚寅年［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五月，朱彭壽以舉人的身份進入內閣，成為內閣中書。

到農曆甲午年（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因為襄助校訂平定回、苗叛亂的方略書完成，朱彭壽被給予議敍。

所謂議敍，按照清代的制度，在考核官吏以後，對成績優良者給以議敍，以示獎勵。議敍的方法有二，一是加級，二是紀錄。另，由保舉而任用之官，亦稱為議敍，如議敍知縣之類。

當時議敍的結果是，朱彭壽蒙恩以侍讀身份供職，可遇缺即補，並被賞加四品官銜。

等到農曆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會試中式時，朱彭壽（海鹽人）正好回南方省親，所以，就沒有參加當時的殿試。

農曆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朱彭壽補應殿試。殿試後，他向上呈請，仍歸侍讀原班任職。這一科的殿試，朱彭壽的成績為二甲第十一名。

就是因為朱彭壽之前的內閣中書、侍讀身份，所以，戊戌年殿試發榜後，很多人為朱彭壽此次殿試沒有獲取鼎甲之狀元、榜眼、探花而惋惜。

當然，這種惋惜，一是惋惜朱彭壽沒有獲取殿試鼎甲；二是惋惜朱彭壽沒有直接參加殿試、而是補應殿試。

按照清廷的慣例，凡是補應殿試的人員，會在其卷面上加蓋一個“補”字的紅戳。凡加蓋“補”字紅戳的試卷，在進呈皇帝時，按例是不能列在前十名試卷之中的，這就排除了補應殿試者成為鼎甲的可能。

這裏，就把清代自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公元1723年～公元1735年）朝以來歷科得鼎甲及傳臚者中那些曾經任中書或各部小京官者（當登第時，小京官多有已轉主事者，此從其初言之），匯記於此，以見殿試鼎甲及傳臚的情況。

五、清世宗雍正朝以來歷科殿試鼎甲之中書、各部小京官大體情況

清世宗雍正癸丑科（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榜眼田志勤（考取中書）。

清高宗乾隆丙辰科（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狀元金德瑛（考取中書）；

丁巳科（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榜眼林枝春（考取中書）；

己未科（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榜眼塗逢震（考取中書）；探花秦勇均（考取中書）；

壬戌科（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探花湯大紳（考取中書）；

乙丑科（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狀元錢維城（考取中書）、探花王際華（考取中書）；

戊辰科（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狀元梁國治（考取中書）；

壬申科（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探花盧文弨（考取中書）；

甲戌科（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狀元莊培因（考取中書）、探花倪承寬（考取中書）；

丁丑科（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榜眼梅立本（中書）；

庚辰科（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狀元畢沅（中書）、榜眼諸重光（考取中書）；

辛巳科（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榜眼胡高望（中書）、探花趙翼（中書）、傳臚蔣雍植（召試中書）；

癸未科（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榜眼沈初（召試中書）、探花韋謙恆（召試中書）；

丙戌科（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傳臚陸費墀（召試中書）；

辛卯科（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狀元黃軒（中書）；

壬辰科（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狀元金榜（召試中書）；

乙未科（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狀元吳錫齡（中書）、榜眼汪鏞（中書）、探花沈清藻（中書）；

戊戌科（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狀元戴衢亨（召試中書）、探花孫希旦（中書）、傳臚邵自昌（考取中書）；

庚子科（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傳臚關槐（召試中書）；

辛丑科（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探花汪學金（中書）；

丁未科（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探花董教增（召試中書）。

清仁宗嘉慶己未科（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狀元姚文田（召試中書）；

乙丑科（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探花何凌漢（拔貢小京官）；

甲戌科（嘉慶十九年?公元1814年）：狀元龍汝言（召試中書）、傳臚裘元善（中書）；

丁丑科（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狀元吳其浚（中書）；

庚辰科（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榜眼許乃普（拔貢小京官）。

清宣宗道光壬午科（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傳臚陳嘉樹（中書）；

丙戌科（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狀元朱昌頤（拔貢小京官）；

壬辰科（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傳臚趙德潾（中書）；

辛丑科（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狀元龍啓瑞（考取中書）；

乙巳科（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探花吳福年（考取中書）；

丁未科（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狀元張之萬（拔貢小京官）；榜眼袁續懋（考取中書）。

清文宗咸豐癸丑科（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傳臚黃鈺（拔貢小京官）；

丙辰科（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狀元翁同龢（拔貢小京官）；榜眼孫毓汶（考取中書）；

己未科（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榜眼孫念祖（考取中書）。

清穆宗同治癸亥科（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榜眼龔承鈞（拔貢小京官）；

乙丑科（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榜眼於建章（拔貢小京官）；

戊辰科（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探花王文在（拔貢小京官）；

甲戌科（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探花黃貽楫（中書）。

清德宗光緒丙子科（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狀元曹鴻勳（拔貢小京官）、榜眼王賡榮（拔貢小京官）、傳臚吳樹梅（考取中書）；

丁丑科（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狀元王仁堪（考取中書）、榜眼餘聯沅（中書）、探花朱賡颺（拔貢小京官）；

庚辰科（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狀元黃思永（拔貢小京官）、傳臚戴彬元（貢小京官）；

庚寅科（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狀元吳魯（拔貢小京官），榜眼文廷式（考取中書）；

壬辰科（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狀元劉福姚（考取中書）、探花陳伯陶（考取中書）；

甲午科（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傳臚吳筠孫（考取中書）；

甲辰科（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榜眼朱汝珍（拔貢小京官）、傳臚張啓後（拔貢小京官）。

本文四、五兩部分，依照清人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卷二中的一節寫成。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