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缺學科：入口出口要暢通

□首席記者 劉志勇 記者 王瀟雨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場大考，在這場大考中，我國醫療衞生服務體系的某些短板、弱項、漏洞暴露出來。這些薄弱環節在未來需要系統補強，其中，人才隊伍培養是一項根本性的基礎工作。針對麻醉、重症、感染、公共衞生、全科醫學等學科，《關於加快醫學教育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加強學科建設、加快人才培養的一系列改革政策。

缺口要儘快摸清底數

未來，我國新增研究生招生規模，重點向緊缺人才傾斜，麻醉、重症、感染、兒科等專業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將大幅擴大。

“緊缺學科、緊缺人才的缺口到底有多大？人才培養規模要擴大到什麼程度？這些都需要國家權威部門拿出具體的量化數據。”北京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醫學部黨委書記劉玉村表示，從最初的“摸着石頭過河”，到深化醫改的有序推進，人才培養已經到了拿出完備頂層設計的階段。“針對人才緊缺學科，現有醫師結構和數量，門診、住院、手術等每年的醫療業務量，區域內相關學科醫療服務的需求量，都可以通過信息化手段得出相對精確的數據。只有底數摸清了，才能有針對性地設計招生規模和層次結構。”

四川大學華西臨牀醫學院副院長、華西醫院副院長王坤傑表示，在適度擴大招生規模的同時，要着力解決部分專業結構性供需矛盾的問題。“隨着全人羣、全生命週期‘大健康觀’深入人心，以及應對重大公共衞生事件能力建設的需要，麻醉、重症、感染、兒科等緊缺專業的招生規模亟待擴大。這將有效引導未來醫學教育和學科建設的佈局和發展方向。”

“四川大學華西臨牀醫學院歷來重視緊缺專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近年來，每年都預留8%左右的研究生招生計劃，向緊缺專業適當傾斜，對個別行業亟須但師資力量相對薄弱的學科採用導師組的形式招生，提升人才培養能力。”王坤傑介紹，該院麻醉學、重症醫學分別自1978年、1992年起，作為獨立專科建設發展並培養人才；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感染病學、兒科學先後獲批建立了碩士、博士學位授權點。目前，該院上述4個專業每年共招收研究生約90人，在校研究生252人，為國家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

劉玉村表示，補齊這些學科短板，不能只是在醫學教育階段“仰望”國家政策，更需要得到醫院“腳踏實地的支持”。“醫院的學科發展絕不能唯經濟效益是取，一個地區、國家需要發展什麼學科，醫院管理者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具有一定的眼界和格局。”劉玉村説，在編制名額、人員待遇等方面，醫院應主動向緊缺學科傾斜，“北大醫院有着非常整齊的麻醉科、‘全國最大’的兒科，這與醫院多年來堅持學科發展密不可分”。

做強公衞要扭轉“重治輕防”

新冠肺炎疫情帶給行業最大的反思，莫過於公共衞生服務體系的薄弱。隨着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國內高校掀起了一股建設公共衞生學院的熱潮，《指導意見》也明確了加快高水平公共衞生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的要求。

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顧問）齊學進認為，在近年來的國內高等教育中，公共衞生專業的地位比較尷尬。“在世界各國綜合類大學中，公共衞生學科與醫學學科大多是平行的獨立學科，而我國則將公共衞生與預防醫學統一歸屬於醫學類。在臨牀醫學‘大一統’的模式下，公共衞生與預防醫學想要得到重視和發展十分困難。”齊學進介紹，根據2018年的相關統計數據，我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663所，其中能培養公共衞生與預防醫學本科生的院校有97所，佔比為3.64%。

齊學進表示，目前，醫學教育領域普遍存在“重治輕防”現象。在學科建設項目等方面，公共衞生與預防醫學學科經常被邊緣化，存在公共衞生專業規模小、人才培養數量少、專業學科結構不合理、師資隊伍力量薄弱等問題，而這又進一步嚴重限制了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此外，公共衞生人才培養尚未形成系統化和規範化的院校教育、畢業後教育和繼續醫學教育的體系。

“公共衞生學科涵蓋的內容很寬泛，包括環境衞生、流行病學、衞生政策等方向。目前，即使醫學專業人員對公共衞生的概念也已不甚清楚，這也在一個側面説明了公共衞生學科的弱化。”劉玉村認為，國內公共衞生學院的數量並不算太少，但有些院校教育已經走偏了，“忽視了流行病學、預防醫學的實踐教學，甚至有些在專攻分子領域的科學研究”。

培養臨牀醫學專業人員的公共衞生意識和能力，也是未來醫學人才培養的着力點。王坤傑表示，四川大學華西臨牀醫學院將全力推動《預防醫學》課程教學改革，適當減少理論講授學時、增加見習學時，進一步優化實習教學計劃，加強與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公共衞生臨牀醫療中心合作教學，增進臨牀醫學專業畢業生對公共衞生體系的理解，增強其公共衞生實踐能力。

全科人才培養重在堅持

近年來，加快全科醫師培養一直是衞生健康領域的一項重要工作。《指導意見》明確，逐步擴大訂單定向免費醫學生培養規模，中央財政繼續支持為中西部鄉鎮衞生院培養本科定向醫學生；3年內推動醫學院校普遍成立全科醫學教學組織機構，加強面向全體醫學生的全科醫學教育，建設100個左右國家全科醫學實踐教學示範基地。

根據中國衞生統計年鑑數據，2009年年底，我國約有6萬名執業範圍為全科醫學的執業（助理）醫師，僅佔執業（助理）醫師總數的3.5%；即使到了2017年，我國全科醫生數量也僅為25.3萬人，佔執業（助理）醫師總數的7.5%，遠低於國際上30%～50%的平均水平。

王坤傑表示，推動建立分級診療制度，需要更多合格的全科醫生來做分級診療的“守門人”。全科醫學教育可以讓學生掌握全科醫學的特徵和規律，同時讓選擇成為專科醫生的醫學生懂得“全科醫生—專科醫生”協同工作的模式和意義，“我們需要吸引更多的醫學生選擇將全科醫生作為未來執業方向”。

2010年，在中央財政的支持下，面向中西部農村地區，我國啓動實施了定向醫學生免費培養項目。這成為現階段為中西部農村基層培養引進高質量全科醫生的重大舉措，定向醫學生的年招收培養規模從約5000人逐步增長到約6500人，增加了近30%。自2010年以來，項目共為中西部地區農村鄉鎮衞生院免費培養了5萬多名本科臨牀醫學生，平均每家鄉鎮衞生院有1.7人。從2018年開始，每年有數萬名全科醫生到農村基層醫療單位履約服務，為廣大羣眾提供醫療服務，對提升基層醫療衞生服務質量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醫學院校和其他普通高校一樣，應該建立完善的基層教學組織，落實課程建設、師資培養、教學質量監控與提升、教學研究與改革等職能，全科醫學作為臨牀醫學下設的一個二級學科也不例外。”王坤傑表示，成立全科醫學的教學組織機構，即全科醫學教研室，對於支撐全科醫學人才培養十分必要。

劉玉村特別強調，無論是臨牀緊缺學科還是全科醫學、公共衞生專業的人才隊伍建設，除了在“入門”的院校教育階段擴大招生規模、嚴把教學質量外，國家更應該在“出門”的就業階段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條件，“打開職業生涯之門時，是春光燦爛還是悽風苦雨，是影響他們能否堅守行業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