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名將為何淪為“三姓家奴”門閥制度害人不淺!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東晉北府將領劉牢之的生平,用“舉一反三”這個成語再合適不過了。當然這裏不是用的成語本意,而是説的劉牢之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件事:一舉成名和三次反叛。其中真正讓劉牢之傳名後世的,是讓他飽受詬病的三次反叛。這三次反叛,讓劉牢之大起大落,迅速達到人生巔峯,轉眼間又跌入谷底。自己將已經得到的一手好牌打爛,不但丟了性命,而且還背上了“倒戈將軍”的標籤,常常被拿來與呂布相提並論,可以説是身敗名裂。
(一)一舉成名
劉牢之出身將門,世代以勇武知名。晉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建武將軍謝玄鎮守廣陵防禦前秦,大量招募勁勇,劉牢之因為驍勇得以應選入軍。謝玄用劉牢之為參軍,率領一部精鋭士兵為前鋒,打仗百戰百勝。這就是後來有名的北府兵,東晉賴以對抗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一支勁旅。劉牢之憑藉率領北府兵在太元初年與前秦作戰的戰功,迅速升遷為鷹揚將軍、廣陵相,人生起步相當順利。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大舉進攻東晉,淝水之戰爆發。謝玄派劉牢之率精兵五千趕赴洛澗,迎擊前秦梁成的兩萬前鋒部隊(《晉書》的説法是兩萬,《資治通鑑》的説法是五萬)。在梁成已經憑據澗水險阻嚴陣以待的情況下,劉牢之率軍徑直渡水攻擊,大破敵軍並陣斬主將梁成,隨即分兵阻斷對方退逃的渡口。敗逃的敵軍爭渡淮水,劉牢之乘勢掩擊,殺獲萬餘人,繳獲敵軍所有器械物資。
北府名將為何淪為“三姓家奴”門閥制度害人不淺!
這一仗極具傳奇色彩,即便按《晉書》的説法,那也是以五千對兩萬,以一敵四,而且對方還佔據險要,竟然大獲全勝,可見劉牢之和他率領的北府兵戰鬥力之強悍。此戰雖然只是淝水之戰的前鋒戰,卻極大提升了晉軍的士氣和信心。後來淝水主戰場前秦軍隊稍微一退便兵敗如山倒,恐怕便有受這一仗影響而心態發生變化的原因,劉牢之則因此一舉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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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反叛
劉牢之第一次反叛是反王恭。王恭出自名門望族太原王氏,是晉孝武帝的大舅子。謝玄死後,孝武帝用王恭掌北府兵,鎮守京口以為朝廷屏藩。王恭此人性情剛直,對看不慣的事常常當面正色批評,絲毫不給面子,得罪了不少人,包括會稽王司馬道子。晉安帝即位後,司馬道子執掌朝政,與同為太原王氏的王國寶等人弄權。王恭對此十分不滿,雙方鬧得水火不容進而互相圖謀。
隆安元年(397年),王恭聯合荊州刺史殷仲堪等勢力,起用此前因與後燕作戰不利而被免官的劉牢之,起兵清君側,迫使司馬道子誅殺王國寶等人。隆安二年(398年),因為對司馬道子任用司馬尚之以及割豫州四郡歸江州等不滿,王恭以全軍委與劉牢之,再次起兵逼宮朝廷。而這次劉牢之被司馬道子之子司馬元顯策反,臨陣倒戈,導致王恭敗死。
事後朝廷兑現承諾,劉牢之如約取代王恭,接管兗、青、冀、幽、並、徐、揚七州及晉陵的軍務,從一名只是帶領偏師作戰的將領,一躍成為手握重兵的強藩,獲得了實質性的重大利益。當然臨陣倒戈這事幹得很不厚道,劉牢之同時被譴責背主求榮也不算冤,但也不是沒有自我辯解或自我安慰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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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王恭畢竟是以下抗上,理上有點站不住腳。劉牢之反叛王恭還可以説成是選擇擁護朝廷的大義,捨棄忠於王恭的小義。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逼迫朝廷,這樣的事不可多為。而王恭幹了一次還來第二次,畫風似乎也有點不對,在朝廷和其他地方勢力看來,已經頗有跋扈的味道。晉室南渡以來,地方勢力威脅朝廷的事屢屢發生,有王敦、蘇峻、桓温反叛在前,王恭手握重兵,一言不合就對朝廷武力相逼,誰知道以後會不會效仿?何況王恭第二次起兵本就過於任性,是被庾楷利用了,除了殷仲堪、桓玄等別有用心的野心家,支持者並不多。劉牢之也勸過王恭,但王恭不聽。
二是王恭性情倨傲,不善撫御下屬。王恭門第高貴,雖然倚重劉牢之的作戰能力,但只當作行陣武將對待,視之為走卒,並不太禮遇,劉牢之自然心中不忿。王恭第一次逼宮時,起用王廞為吳國內史,令其起兵響應。然而事成之後便馬上要求王廞解職,有點卸磨殺驢的意思。王廞不服,起兵反抗王恭。劉牢之被王恭派去擊滅王廞,只怕也會感到有些心寒。
鑑於這兩點,劉牢之反叛王恭也不是完全説不過去。當時對劉牢之予以道義上的譴責,恐怕更大程度上是對劉牢之掌握北府兵感到眼紅。荊州方面的楊佺期、桓玄就打着為王恭申辯的旗號,起兵進逼京城建康,威脅朝廷要求除掉劉牢之。劉牢之也不客氣,率北府兵進駐建康附近的新亭,迫使對方退兵,而劉牢之則得以牢牢掌握北府。隨後率軍平定盧循孫恩起義,風頭一時無兩。單純從成敗的角度來看,劉牢之反王恭這筆買賣還是划得來的,決策不算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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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反叛
劉牢之第二次反叛是反司馬元顯。元興元年(402年),桓玄起兵叛亂,沿長江順流而下直逼建康。朝廷任命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徵西將軍,領江州刺史,率軍討伐桓玄。此前一直表現勇猛的劉牢之突然變得畏首畏尾起來,擔心打不過桓玄,又擔心打勝以後功高震主而被掌權的司馬元顯猜忌。桓玄派人一勸,劉牢之居然不顧劉裕以及兒子劉敬宣、外甥何無忌等人的極力勸阻,輕易就向桓玄投降,讓桓玄輕鬆攻入建康,導致司馬元顯及其父司馬道子被殺。
北府名將為何淪為“三姓家奴”門閥制度害人不淺!
這次反叛實在有些莫名其妙,讓人難以理解。劉牢之以建軍元老的資歷掌握北府兵,坐鎮戰略要地京口,挾平定孫恩盧循起義的勝利之威,可謂名聲大振。以此時的地位和實力,桓玄多半不敢輕舉妄動,而朝廷也沒有能力説拿下就拿下,真不知劉牢之的恐懼從何而來。劉牢之完全可以從道義或者利益的角度出發,從容做出決策,主動權牢牢握在自己手裏。其實這應該算劉牢之的絕佳機會,如果當時選擇打起擁護朝廷的旗幟率軍平叛,毫無疑問將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聲望和實力。要是有點野心,那以後恐怕就沒有劉裕什麼事了;沒有野心的話,則可以效仿陶侃,自保也不成問題。
就算劉牢之不幫朝廷對付桓玄,那麼也可以坐山觀虎鬥靜觀其變,突然毫無來由地向桓玄拱手投降,直接就跪了,表現得何其怯懦。與其擔心打敗桓玄以後不為司馬元顯所容,倒不如擔心桓玄過河拆橋。從倒戈王恭之後朝廷並未食言來看,至少司馬元顯有過説到做到的經歷,可信任度總還是比狡詐的桓玄要強。事實上桓玄攻入建康誅殺司馬元顯後便立即翻臉,第一件事就是任命劉牢之為會稽內史,意圖奪其兵權。劉牢之這次反叛讓自己身負背叛惡名,不但沒有撈到任何好處,反而惹禍上身,真是枉作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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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次反叛
劉牢之第三次反叛是反桓玄。這次反叛與第二次反叛前後相繼,嚴格來説,只是停留在策劃階段,並沒有真正實施。桓玄動手收奪劉牢之兵權,劉牢之這才如夢初醒,找劉裕商量,想要到廣陵與女婿高雅之會合,打起匡扶社稷的旗號討伐桓玄。劉裕認為此前坐擁強兵數萬卻望風投降,已導致威望和人情盡失,而桓玄則因此名震天下,此消彼長,已無可與抗,拉着何無忌自行返回京口。
劉牢之隨後召集部屬商議,參軍劉襲當着眾人的面指責劉牢之一人而三反,人品太差,不能自立,與眾多佐吏當場散去。劉牢之信心崩潰,後來又見劉敬宣去京口搬取家人沒有如期返回,以為已被劉襲所殺,絕望之下自殺。
劉裕和劉襲的話可謂五味雜陳,既有惋惜,又有鄙視,還有掩蓋不住的憤怒,並且流露出對劉牢之怯懦表現的極度失望。部屬紛紛拋棄劉牢之,並非是因為劉牢之反覆無常而不可信,而是認為劉牢之太過無能,繼續跟隨劉牢之,不但沒有前途,還會跟着取禍。這完全是從利益角度出發,並不是從道義角度考慮。
劉牢之此時的狀況確實非常被動,但也不至於到了劉裕説的大勢已去的地步,劉裕誇大其辭,恐怕也是為自己的離去找個合適的理由。劉襲等人既然打定主意拋棄劉牢之,直接明説跟着你乾沒有出路,也有見利忘義的嫌疑,而指責劉牢之不忠誠當然就是極好的藉口。就像現在要跳槽,如果老闆為人厚道,多少還會有些愧疚;但要是老闆本就刻薄摳門,棄之而去自然不會被人指責,自己也不會有心理負擔。
即便是劉襲等人離開後,也還沒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從劉牢之自殺後將吏還收葬其遺體歸喪丹徒來看,還是有一定的力量。以北府兵的戰鬥力,奮起一搏,未必便輸。然而劉牢之最終居然選擇自殺,心態已脆弱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如果説之前拱手投降堪比曹魏末年高平陵政變時面對司馬懿訛詐的曹爽,此時自殺則堪比東漢末年拱手讓出冀州後面對袁紹恐嚇的韓馥。回想劉牢之當年率領北府兵在洛澗臨險衝擊前秦軍隊的勇氣和膽略,簡直懷疑這是不是同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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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第一次反王恭,劉牢之賭贏了,單車變摩托迅速上位,拿到了一手好牌。第二次反司馬元顯則完全是昏招,一張牌打錯,局勢瞬間反轉。第三次雖有反叛的想法,自己卻沒有信心把這局牌打下去了,最終自暴自棄。
劉牢之的失敗,關鍵在於第二次反叛的決策失誤造成局勢逆轉,導致失去了眾人的支持。而眾人拋棄劉牢之,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劉牢之多次反叛,而是認為劉牢之怯懦而不能成事,不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是眾人趨利避害的現實選擇。換句話説,劉牢之不是敗在人品,而是敗在能力。只是剛好人品上出現了反覆無常的硬傷,又與傳統的道德觀相違背,於是替能力上的不足背了鍋。
至於劉牢之為何突然變得如此怯懦,大好局面下突然腦袋短路,可能與其深受門第等級觀念影響形成的的自卑心態有關。
自東漢以來,門閥制度經過長期發展,到東晉時期已經登峯造極,門第等級觀念根深蒂固。高門面對低門有着理所當然的心理優勢,鄙視是存在於骨子裏的。像太原王氏這樣的高門,甚至連陳郡謝氏這樣的大族都看不起,認為是新出門户。龍亢桓氏也算士族,在代表人物桓温權傾一時的情況下,太原王氏的王述仍蔑稱其為“兵”,拒絕嫁女到桓家。即使經過南北朝以來皇權不斷打壓,門第等級觀念的影響力依然不可小視,到唐代時唐文宗都還忿忿不平,自家兩百年天子,門第居然還不如崔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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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牢之雖不是寒族,但最多也就算低級士族,何況還出身歷來被士族看不起的將門,在鄙視鏈中只能排在比較靠後的位置。即使打仗再厲害,掌權的高門大姓也只是毫不客氣加以利用而已,能給予多少尊重是談不上的,王恭的態度就足以證明。
總之,連貴為皇室都得屈服於門第等級觀念的環境下,劉牢之他無力擺脱思維定勢,面對高門大姓自覺氣短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甚至懷疑劉牢之反叛王恭屬於一時衝動,是受到王恭慢待積累的怨氣,加上朝廷許以的重利,兩方面因素合力造成的非理性行為。若是當時頭腦冷靜,只怕懾於太原王氏的名望,未必便敢倒戈。而後來面對桓玄,既沒有長期的積怨,也沒有重利的誘惑,有的就只有骨子裏對高門大姓的畏懼,選擇投降也就好理解一點了。
與劉牢之相比,劉裕則是徹徹底底從最底層起步,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反而能夠不拿門第等級當回事。沒有劉牢之的心理陰影和思想顧慮,劉裕敢於向士族階層發起挑戰,聚集北府兵殘餘力量,毫無懸念地打敗已然徒有虛名的士族階層,取而代之也就是必然的了。而劉牢之不能突破這一層障礙,則連自保都做不到,更不用説改變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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