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起唯才是舉，大家首先想起的是否是曹操？
曹操以善用人才、降將、不問出身等為人所知，但大家往往忽略的是，曹操本就不是唯一這麼做的人。其實三國君主，甚至其他諸侯都有過不問出身、不計前嫌或不忌諱降將等等作為。
劉備、孫權手底下這樣的人更多到不勝枚舉，可是很多歷史評論或書籍都只過於強調曹操一人，導致大家認為好像曹操才是最愛人才的人，而唯才是舉也彷彿變得是曹操專利一樣。
那要如何解讀曹操的“唯才是舉”呢? 其實不管是學界，還是民間對曹操的求賢令解釋都有千萬種，小巖也想試着解釋自己所理解的“唯才是舉”，看能否激發一些各位看官的想法，並提供一些意見做反饋討論。
除了曹操外，劉備、孫權有沒有善用各方人才，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這邊我們從“不問出身”與“不講求品行”兩個觀點分開來看。劉備的用人
出身方面，關羽、張飛等劉備起事的老夥伴，大概除了劉琰外出身都不高，關羽甚至是個亡命之徒。
其後劉備東奔西跑，也難以真正與人才市場，以及地方勢力結合，但他的勢力成形後，劉備破格提拔行伍出身的魏延、賞識老將黃忠、很可能是蠻人出身的馬忠、收劉封為養子、收降人王平等等。
品行方面，喝酒誤事的蔣琬、不治縣的龐統、“睚眥之怨，無不報復”的法正、棄城而逃但不被追究的廖立等等也都是例子。
出身方面，呂蒙出身貧賤、闞澤“家世農夫”、“寒門”周泰、出身小吏的呂岱等等，都是孫權看中能力而逐漸提拔的。
品行方面，“性嗜酒”且愛打人的胡綜、“粗猛好殺”的甘寧、“性護前，恥為人下”的朱桓、“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的呂範等等，孫權也多因其才而予以寬容，並將他們擺到適當的位置上。
所以這裏要表達的是，“唯才是舉”本來就不是曹操專例。只是因為曹操的求賢令發佈出來，這句過於響亮的話，使得大家忽略了其他例子的存在，至少鼎立天下三家君主也都含有這樣的特質，曹操並不見得在這方面特別突出。曹操用人是否在乎品德？
把這個標題放在前面即是要先説，其實曹操用人還是會在乎名聲或德行的。王烈、崔琰、鄭渾等等人，都是曹操慕其德行打算闢用的。
王烈：.……以義行稱……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
鄭渾：……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
崔琰：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闢之。
這就跟劉備用許靖一樣，對道德名聲的要求都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而曹操在203年的時候，就已經説明“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這就表示曹操也認為自己勢力穩定下來後，對人才的需求也逐漸開始講究德行。
所以曹操就曾對崔琰強調德行的重要性，希望崔琰以自身德行影響他人：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
而在毛玠傳裏，就記載了當時毛玠與崔琰(他們負責舉用人才)的選人標準：
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附帶一提，“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應可解讀為享有這樣“清正”之名的人是否真的名副其實。
從這邊也可看出曹操並非不在乎人才德行，某種程度上他還是照着遊戲規則的框架在走，就連殺孔融的時候，一樣搬出了許多違反儒家道德的罪名。求賢令
第一次求賢令的背景：我們所熟悉的“唯才是舉”是出自於曹操的第一次求賢令，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求賢令是發佈在建安十五年，此時已經是赤壁之戰後兩年，連南郡之戰都打完了。所以此時的曹操地盤已穩，並非如很多文章所説，因為曹操出身不高而沒人願意投靠，或強調曹操為了與袁紹對抗所做的求才辦法。
小巖強調此點即是要説，曹操發佈此令不單純是為了向天下求賢。小巖認為，曹操除了一方面有意打擊“偽飾以邀譽，釣奇以驚俗”的後漢風氣，另一方面亦有其政治目的。
三次求賢令的目的：小巖認為，曹操在赤壁之敗後改為強化內部權力，並很可能開始野心膨脹，開始積極的架空漢朝前的過渡期，所以此時曹操需要開始區分內部人員“忠漢”與否。陳寅恪先生認為，曹操此時的求賢令重點在打破儒家框架的金科玉律，一方面是可以拉高自己可能不相稱的出身、與合理化之後可能的篡漢行為，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拉近親曹一黨的人才。
而沒過多久，同年曹操卻又發了一篇《讓縣自明本志令》，一方面似乎要對親漢人士説明自己的無奈，另一方面卻也還是點出了自己絕對不可能回收權力，並意有所指的點出了“萬安”之計，然後給了自己的三個兒子五千户侯。
而建安十七年時，曹操晉魏公，並陸續把獻帝諸子轉封在外；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一步復九州制擴大自己領地。
建安十九年曹操更殺伏後一族，後沒多久他追加第二次求賢令，此令強調人才不須德行而需要“進取”，這裏的進取是什麼意思就很值得玩味。
所以到後期等曹操政權穩固下來，要士族轉為對自己忠誠的話，自然又要重拾儒家風格。所以唐長儒先生在曹操後期的求賢令(第三次求賢令)標註，認為曹操後期的確要求才，而且是優先要求“至德之人”；何夔向曹操建言應篩選有道德名聲之人，曹操也十分贊同。
.…… 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敍，無相逾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 太祖稱善
但曹操的第三次求賢令最後仍補了一種人才：“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等於曹操仍給了自己後續行為留了解釋空間。
當然如今對曹操求賢令的解讀眾説紛紜，小巖的這篇文章也不過是一種解讀方式而已，看官自行斟酌。而曹操後續高壓對待親魏士族，以及為何曹丕需要九品中正制，則又是另一個故事了。結語
儘管曹操用人之道的確有其獨到之處，也的確沒那麼講究人才的出身與品德，但我們應避免過度解讀。這篇文章即是希望闡述三件事情：
1. 用人“不講出身和品德”這件事三國君主都有在做，只強調為曹操本人優勢，有過度解讀之嫌。
2. 曹操對於“不講出身和品德”是看時機點的，不一定是金科玉律，當然其實其他君主也是如此。
3. “唯才是舉”此語本身應有其他政治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