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分校、校區、研究院、教學點、醫院……自上世紀80年代延續至今的高校異地辦學形式不斷“翻新”，好不熱鬧。而這股熱鬧勁兒，即將偃旗息鼓。
近日，教育部印發《關於“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要求從嚴控制高校異地辦學。不鼓勵、不支持高校跨省開展異地辦學，特別是嚴控部委所屬高校、中西部高校在東部地區跨省開展異地辦學，原則上不審批設立跨省異地校區。吉林、河北已出台相關政策響應。
隨着這一紙令下，高校異地辦學是否會走向歷史終結？最近一次的高校規模擴張經歷了新建校區、異地辦學，下一個“出口”又將在哪裏？
誰在越界
在異地辦學的問題上，教育部門、地方政府、高校有不同的需求。
從歷史上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當局以高等教育佈局不符合國防發展需要為由，要求西遷的東部高校原則上不回遷，就地轉入西南和西北地區。其中，北京師範大學留在了蘭州，發展成為現在的西北師範大學。新中國成立後，全國劃分為六大行政區，每個行政區的綜合性大學、理工科大學、重點師範大學、重點農業大學、重點醫科大學都有嚴格“標配”。
“把優質高等教育均衡分佈在全國各地，體現的是國家意志。” 中國人民大學評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周光禮説。
而市場往往容易把優質資源吸引到最能產生效益的地區。異地辦學經歷了搶灘深圳和落户蘇州、青島等經濟發展迅速的地級市兩次熱潮。如今，幾乎所有的優質高教資源都在向粵港澳、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聚集。深圳（38所）、蘇州（20所）、青島（17所）成為我國三大聞名的“高校挖掘機”。
在這個過程中，異地辦學出現了“新苗頭”——中西部重點高校的“東建”“南下”。2000年西安交通大學設立了深圳研究院，之後電子科技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蘭州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5所高校相繼在東部建立了研究院或分校區，並且其數量不斷在增加。
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盧彩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廖霞在《我國“雙一流”建設高校擴張模式與區域走向研究》一文中統計，截至2020年4月底，“雙一流”建設高校異地辦學中，西部流向東部20個、東北流向東部13個、中部流向東部15個。
當中，出現了異地校區強過本部的勢頭。如哈爾濱工業大學南下建立深圳校區，其深圳校區的高考分數線事實上已超過本部。也出現了西部某名校每年將上千名專業碩士招生指標幾乎全部投放到廣東的現象。甚至有部分中西部省份辦學中出現了“主校易址”的呼聲，認為這些高校要真正融入大城市，必須把位於省會城市的校區變為本部。
“這些行為已觸及高等教育均衡分佈的底線，高校辦學自主權過於膨脹。高校的辦學地點早在大學章程中就已確定，大學章程相當於高校的‘憲法’。作為公辦院校要服從國家的佈局安排，高校沒有權力改變辦學地點，這是國內外高校一致的原則，即便是美國加州大學辦分校也是服從政府安排的。”周光禮説。
他進一步指出，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如果西部高校“出走”或變相“出走”，畢業生將來大概率會留在東部，而不是去西部做貢獻。從經濟發展方面考慮，西部大開發需要人才，強調當地辦教育、自己培養人才，才能做到與地方深度融合。
加之，多年以來，異地辦學機構權屬模糊、與母體差異甚大、教師分身乏術、經費來源爭議大等問題導致矛盾重重。與其異地辦校區，不如在本地另起爐灶自辦大學，成為很多人的呼聲。
正因如此，政府才做出了“嚴格禁止異地辦學”的強幹預。
從規模擴張到內涵建設
這並不是教育部首次頒佈異地辦學禁令。事實上，2019年教育部便對異地辦學“不鼓勵”“不支持”。此次禁令，相比從前有所升級，如“不審批設立跨省異地校區”“省內異地校區嚴控數量”“對於現存的高校異地校區逐步清理規範”等。
在浙江大學北京研究院副院長林成華看來，異地辦學應從不同階段、不同類型兩個維度解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我國高等教育擴張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第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末的教育“升級”，幾年間我國高校數量由200多所上升為1000多所；第二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為了應對“文革”後產生的人才斷層，我國在三年之內新增了300所大學。第三次是1999年後，為了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依託名校辦民校成為一種潮流，短短几年辦起了近400所獨立學院；與此同時，2000年以來，各地各高校異地建研究院、研究生院、分校區等。在第三次規模擴張中，重點高校是最大受益者。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別敦榮指出，當下，真正有規模擴張需求的並不是“雙一流”高校，它們在前期已基本完成了規模擴張，加強內涵建設是這一階段的要務。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接納更多新生源的應是高職院校、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前者，它們更有規模擴張的理由。”
在西部高教大幅落後的情況下，“東建”“南下”本是西部高校尋求發展、突破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之一。然而，“禁令下達後，已‘東建’‘南下’辦學的高校面臨尷尬的局面，何去何從不僅將影響到異地已辦起來的校區，還將深刻影響整個大學辦學”。別敦榮説。
“禁止異地辦學的同時，應給予西部高校比市場調控更大的優惠政策。”別敦榮以西安交通大學創新港為例，若沒有國務院相關部門、國家部委在土地、資金、編制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僅憑陝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西安交通大學三方力量難以在短期內將其建成。
令人欣喜的是，相比較前兩次計劃經濟下的佈局，第三次高校規模擴張的佈局多了市場和地方政府的力量。“政府應當學會用市場和政策槓桿來調節高校辦學，為高校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優越的發展環境。”別敦榮説。
林成華提醒道，以市場為導向的辦學，如民辦院校，要允許它們大膽探索市場化辦學道路。如企業員工進修，異地開設教學點可以就地滿足他們學歷提升的需求。“相比一律予以禁止，應是更好的選項。”
“要實現高等教育的整體進步和生態優化，要使民辦和公辦相互刺激，實現二者的共生與共贏。”林成華補充道。
研究院成為“出口”
周光禮指出，從此次發佈的禁令來看，阻止西部高校出走是第一步，不再異地興辦本科教育是主旨。
“未來也不排除政府會採取更嚴厲的做法。”周光禮表示。對於已經選擇了異地佈局的高校如何實現合理“收縮”？在他看來，方法有二：第一種相對温和，此前存在的異地校區平穩過渡。第二種相對嚴厲，此前存在的異地校區整頓清理。比如，讓異地分校或校區與本部脱鈎，成為一所獨立的院校，其過程類似獨立學院轉設。
別敦榮告訴《中國科學報》，國家雖然鼓勵高校去西部地區開展中外合作辦學，但是中外合作辦學主要受市場主導，真正去往西部地區的高校較少。而高校海外辦學的環境受疫情、政治等因素影響，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近年來腳步在逐漸放緩。
與“堵”相對的是“疏”。那麼，下一個規模擴張的“出口”又在哪裏？
在本次採訪中，專家們一致認為，異地辦學的另一種形式——異地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將成為未來高校規模擴張的密集“出口”。單就2021年上半年，北京大學與威海共建的海洋研究院、中國農業大學與呼和浩特共建的內蒙古現代農牧業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學佈局雲南研究院……高校佈局研究院的信息接連不斷。
與前一階段的異地分校、校區相比，研究院有很大的區別。“如果把異地辦分校、校區比作重型坦克，研究院堪比輕型坦克。前者一般規模較大；後者一般規模較小。”林成華打了一個比方。
所謂“小”是相對的。別敦榮表示，它反映的是一個時期的需求，高水平大學的研究生教育規模通常較大，倘若研究院內的教授帶領上百名碩士生、博士生服務縣、市、區，對地方經濟產業發展將會產生巨大影響。
地方政府也有藉助高校科技創新力量、人才力量、文化力量實現城市新一輪發展的動力。這在東部地區顯見。而在中西部省份中，山西省成為引入東部高校辦研究院等機構最主動的省份之一。
“研究院還是未來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的最好載體之一。”林成華強調，它能讓高校與產業更緊密地結合，一些專業學位研究生來自產業的技術骨幹或管理骨幹，有利於提高高校的科研成果轉化率，而且在當地招生、培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成本。“在實踐中學、在學中實踐，是一種螺旋上升模式，更能推動產學研合作。”
“這也提示了政府部門在解決問題時，要疏導與支持相結合。”別敦榮補充道。
形式問題與管理問題要區別對待
圈地、拿政府補助，師資欠佳，招生標準降低，產權不清晰……實際上，近年來研究院的發展也頗為外界詬病。
周光禮告訴《中國科學報》，研究院最初成立的目的是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國家現行政策也鼓勵產教融合，所以允許研究院存在。但從具體的實踐來看，研究院主要從事的是高端培訓和研究生教育，科技成果轉化效應並不顯著。
雖然問題頻出，但在林成華看來，要合理區分形式與管理兩類問題，“要肯定這種形式，同時加強管理、監管，切莫把兩種問題混淆在一起解決”。
林成華指出，研究院的設立與運作要汲取上一階段異地辦學的風險與教訓。
一是品牌稀釋。高端培訓是地方的強需求，如浙江省政府在推進數字化改革進程中，政府官員、企業人士有大量的培訓需求，這樣的培訓需求研究院可以合理滿足。“真正要反對的是，為了經濟利益不注重質量的培訓。”林成華説。
二是師資困境。單靠抽調本部師資會分化原來的師資隊伍，給本部教學質量、管理水平帶來下降的風險。“高校通常會在當地招募新師資，這支隊伍往往是一個混合體。如何激勵混合制師資隊伍也是一個現實問題。”林成華説。
三是論證規劃缺失。高校缺少前期科學合理的論證和設計需求的對接，倉促佈局往往謀求的是政策紅利，追求短期效益和量的擴張。這也正是教育部禁止異地辦學的一個原因。
林成華補充道，對這些問題的考量、解決又會倒逼高校自我改革，如教師評價、工作量認可等內部管理制度的調整，成為高校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生動力。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可以將研究院的發展納入評價體系，出台相關指導性意見，加強引導監管。
對於西部高校“變相出走”，林成華認為，涉及“怎麼去理解新時代大學”這一話題。“如果把大學理解為‘一畝三分地’‘有圍牆的大學’，當中的確有問題；但如果把大學理解為‘沒有圍牆’的開放式大學，問題又不一樣了。”林成華説，“當然，大學首先要紮根當地、服務好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一所好的大學，要在服務全球前沿、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目標方面實現辯證統一。”
禁止異地辦學能否給東西部高等教育差距擴大這一現象帶來改變？對《中國科學報》記者所提的這一問題，別敦榮並不樂觀，“若西部無強有力的政策支持，二者的差距只會日漸擴大”。
周光禮也認為，縮小差距的難度比較大。但是，任何國家的高等教育分佈都是不均衡的，“高等教育的集聚指數維持在0.2至0.3的合理係數即可”。
林成華表示，我國高等教育並非零和博弈、弱西就強東，最終要實現的是東西部共同進步。
記者 温才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