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給學生上鋼琴課——李叔同的早期鋼琴教育實踐
作者:李依桐,單位:北華大學
李叔同生於1880年,1942年去世,享年62歲。他在藝術上成就卓著,在詩詞歌賦、美術樂曲等領域都頗負盛名。“中華老大帝國,非變法無以圖存。”這是18歲的李叔同發出的感慨。年輕時他就是心繫祖國命運的青年。1901年,李叔同考入了南洋公學,由蔡元培擔任總指導。提倡民主,宣傳新學的進步思想時刻影響着李叔同,他也被認為是蔡元培的得意門生之一(其他人還有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等)。1905年,他東渡日本求學,在日本上野美術學校學習油畫,同時也在其他藝術學校學習鋼琴,成為早期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
目前文獻記載我國學校設立的鋼琴科最早能追溯到19世紀末期。當時南京的學校首次設立鋼琴科。隨後,上海中西女塾建立,將現代音樂教育作為主要教學內容。據記載,當時“鋼琴是音樂教學最為重要的樂器,在整個院校當中,選修鋼琴的學生超過一半,學琴時間一般不少於12年”。故此,真正能夠順利獲得結業文憑與鋼琴學習文憑的學生少之又少。鋼琴教學的方式多種多樣,不僅有七天一次的對外音樂會,而且有每月一次面向全體學生的中型鋼琴交流課,還有每學期一次學生家長可參與的大型音樂交流課。部分完成學業的學生也可以在全社會範圍內舉辦私人音樂會,所演奏的曲目多為國外經典音樂曲目。
19世紀末期,維新運動失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只有學習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科學與建立強大的軍隊才可挽救落後的中國。在這種背景下,新式學堂相繼創建、現代化報社開始成立、各式各樣的文化社團呈現出新氣象。
在這當中最受關注的則是新式學堂所設立的樂歌課。由西方引進的鋼琴更是成為課堂音樂教學不可或缺的工具,學生利用鋼琴進行演奏。一時間西洋鋼琴文化成為社會的潮流。20世紀初,浙江師範學校設立的音樂專修科令鋼琴在我國的影響力進一步加深。據記載,這所學校“擁有當時中國最先進的鋼琴教學條件,專門為學生配備百颱風琴,每一個課程都使用五線譜,培養出大批享譽中外的藝術人才。其中最知名的就是豐子愷”。
1912年李叔同留學歸國後,先後擔任北京高等業學堂、上海城東女學等學校的音樂教授,積極推動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1913年,李叔同出任浙江師範學院的音樂教師,之後又在其他學校兼職教員。他上鋼琴課時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格,並且每次上課時都要向學生教授西洋樂器知識,日積月累,他發表了《西洋樂器種類概説》這篇論文。學生每星期“還課”的時候,他會在本上標記“佳”“尚佳”或“尚可”等字。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之中,他都認為任何一種教育行為的開展都應該以人為本,這樣對學生的尊重才可以被體現出來。他的學生在回憶他的時候,這樣形容他:
他從不威脅學生,從不嚴責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成敬;他對待學生並不嚴厲,而是非常和藹可親;他的受人崇敬,不僅是為了上述的態度的緣故;他的受人崇敬使人真心的折服,是另有背景的。背景是什麼呢?就是他的人格。
在鋼琴教學中,李叔同非常認真執着,他總是會把新課先彈一遍給學生聽,然後讓學生課後自己練習,務必一週後彈熟給他聽。學生最害怕的就是每星期的“還課”:
我們的同學們説起還課都害怕,我每逢到還琴的那一天,飯總是吃不飽的。我在十分鐘內解決了吃飯與盥洗二事,立刻攜了彈琴講義,先到練琴室內抱了一下佛腳,然後心中帶着一塊沉重的大石頭走進教室,我們的先生他似乎是不吃飯的,早已悄悄等候在那裏。
對於每一位學生的彈琴進程,李叔同十分熟悉,他可以在學生一進琴房的時候就立刻把譜子翻到學生學習的那一課。豐子愷回憶:
我坐在大風琴旁,悄悄地抽了一口大氣,然後就開始彈奏了。先生不逼近我,也不監督我的手指,而是斜立在離開我數步的桌旁。……但我卻知他的眼睛是不絕的斜注我的手指的,因為不但遇到按錯一個鍵的時候他知道,用錯了一根手指時,他的頭便急速回轉,向我一看,這一看便表示不通過。先生指點樂譜讓我從某處彈起,有時重彈幸而通過了,但有時越是重彈,心中越是慌亂而錯誤就越多,這還課便不能通過。先生用平和而嚴肅的語調低聲向我説“下次再還,”於是我只得起身離琴,仍舊帶着心中這塊沉重的大石頭而走出教室,再去加上刻苦練琴的功夫。
以上的這些回憶形象再現了李叔同上課時的樣子,展現了李叔同高超的鋼琴造詣和認真的教學態度。李叔同意識到鋼琴數量少導致學生缺少練琴的機會,阻礙學生鋼琴技藝提升,故此他千方百計説服校長採購更多的鋼琴,終於讓學校又添購了幾台鋼琴。
古人説:“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嚴師出高徒”,李叔同的嫡傳弟子和再傳弟子後來都為我國的音樂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如劉質平、吳夢非、豐子愷,再傳弟子有江定仙、孫繼南、唐學勇等。李叔同在教學實踐中,將自己所掌握的藝術技巧全部教給學生,並將五線譜運用於教學之中。他更是自己編纂了一本講義,專門講解自己對於音樂的認識。他的某些音樂教育理念可能已經不適合當今社會,但是他“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的音樂教育思想至今也有着現實意義。
李叔同不僅自己在諸多藝術領域有着高超的造詣,而且為中國的音樂教育事業嘔心瀝血。他“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教學理念,為鋼琴藝術的本土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至今仍能從中得到一些啓示。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24日 16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