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作《碧血劍》替大明督師袁崇煥抱冤叫枉，痛斥崇禎朝廷的黑暗與無恥。
在金庸先生的筆下，崇禎帝實在是一個可憎、可恨、可惡、可斥、可悲復可憐的反面角色。
説崇禎帝可憎、可恨、可惡、可斥，是因為他貪婪成性，敲骨吸髓，狠加賦税，盤剝百姓，導致天下大亂，清軍叩關，民軍遍起。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崇禎帝還是長舞於將傾之廈，清歌於漏水之舟，自毀長城，殘殺可挽狂瀾的大英雄袁崇煥。
説崇禎帝可悲復可憐，是他最後眾叛親離，只好孤零零地在煤山歪勃子樹上終結了罪惡的一生。
金庸先生還用皮裏陽秋之手法寫了一個細節：崇禎帝最寵最愛太監曹化淳，結果，李自成兵臨北京，曹化淳首開城門，迅速迎接李自成入城。極大地揶揄了崇禎帝的顢頇和昏憒。讀者讀起來非常解恨、非常過癮。
説起來，“曹化淳打開城門迎闖王”的情節並非金庸先生虛構。
蔡東藩先生寫的《明史通俗演義》以及解放後大學歷史系的教材都是這麼寫的。
這麼寫，到底有無史料依據呢？
有的。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就記：“賊攻西直門，不克，攻彰義門，申刻門忽啓，蓋太監曹化淳所開。得勝、平子二門亦隨破。”
不過，《明季北略》乃是私家著史，屬於野史，所記之事不一定確。而《明史》對此事無載，曹化淳其人甚至未入《明史》“宦官列傳”中，此事比較可疑。
北京城陷時的大明宮中侍衞王世德於明亡後著《崇禎遺錄》，書中則説：“（北京）外城西南隅，地名煙閣，皆回回所居。（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賊攻廣寧門（彰儀門）急，羣回倡亂開門，外城遂陷。次日，賊自東直門角樓緣城而上，大城遂陷。野史雲，閹官獻城，非也。”完全否定了宦官開門獻城之説。
實際上，曹化淳早就在崇禎十二年上疏告假回鄉了。崇禎十七年甲申之變，曹化淳已經在武清故鄉退休5年之久，根本就不可能“開門獻城”！
《武清縣誌》明確記載有曹化淳的生平：
曹化淳，祖籍江蘇省徐州宿遷縣，明永樂二年遷居順天府武清縣王慶坨。曹化淳12歲淨身入宮，陪侍當時還是信王的崇禎帝朱由檢。崇禎帝即位後，曹化淳曾任司禮監大司禮，負責平反魏忠賢時期冤案，共處理了兩千餘件。還曾代皇帝兼管過北京地區的軍事防守。崇禎十一年，曹化淳任司禮秉筆太監、東廠提督，到了人生的顛峯。但崇禎十二年，曹化淳上疏告假回鄉。現在，王慶坨曹氏宗祠還保存有崇禎帝親筆御賜“公清直亮”匾額一方。
真正給李自成開門獻城的，乃是兵部尚書張縉彥。李自成兵迫北京城下之日，張縉彥自忖大明朝已不可保，為了改換門庭，投靠新主子，命人打開正陽門，迎接劉宗敏部入城。
對曹化淳來説，大明王朝雖亡，但一直不忘故主。
滿清入關，定鼎中原後，曹化淳還赴都向順治帝請求妥善處理崇禎帝后陵寢。
清廷恩准，專門委內官監冉肇總理其事。
但是，有關“曹化淳開門”的流言已經四處散佈，並廣為文人士大夫口傳筆錄。到了今天，“曹化淳開門”的謠言仍被當成事實廣泛收錄在《流寇傳》《國榷》《痛史本崇禎長編》《崇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等各種古籍中
曹化淳有口難辯，跳進黃河洗不清，臨終之前作《感懷詩》感慨其事：
報國愚忠罔顧身，無端造誣自何人?
家居六載還遭謗，並信從前史不真。
曹化淳自稱“報國愚忠罔顧身”，的確，在報效大明朝諸工作中，他都是兢兢業業，全力以赴。
這裏，特別説説他代皇帝兼管北京地區軍事防守的一件事。
原本，大明朝的軍制中有一支直屬於皇帝、由內廷負責指揮的禁軍，稱騰驤四衞，選拔的士兵全都是虎背熊腰、身強力壯之輩。嘉靖年間，騰驤四衞被改編為勇士營和四衞營，由御馬監管理。
曹化淳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時，兼御馬監印務總督勇衞營。他看到這兩支軍隊戰鬥力已經下降嚴重，便大力整頓，精心網羅忠誠勇敢之士入伍，日日進行高強度訓練。
數年時間下來，勇衞營中湧現出了諸如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等等傑出人才，勇衞營也成了為一支虎狼之師。
崇禎九年清軍入塞寇邊，勇衞營脱穎而出，首戰建功。
崇禎十年，起義軍進入河南，聲勢浩大。勇衞營請戰出征，連戰連捷，成為 “剿寇”戰場上戰績最佳的軍隊。
崇禎十一年，清軍再次入塞。勇衞營北上抗清，在各部明軍紛紛避戰之時，一支獨秀，與清軍大戰於吳橋。
清軍入寇，起義軍復起。崇禎十二年，張獻忠重新起義，明軍在戰場上屢戰屢敗，連秦良玉的白桿兵也全軍覆沒。但勇衞營卻在豐邑坪大破羅汝才，成就了荊湖戰場上的第一功。
不過，明軍在整體的失敗使勇衞營的處境也越來越艱難。
崇禎十五年，勇衞營大將孫應元與起義軍激戰於羅山，孤援無助，力戰而死。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順軍東渡，沿途明將降者如雲，唯有周遇吉堅決寧武關不去，與李自成所率領的大順軍反覆較量，硬是以四千人阻止李自成聲稱的“百萬大軍”十數日，最終彈盡糧絕，壯烈犧牲。
即使北京已經陷落，大明王朝已經滅亡，勇衞軍的另一大將黃得功仍不遺餘力地為南明小朝廷效死力，在銅陵大破左良玉叛軍，並在荻港迎戰清軍中含恨捐軀。
勇衞營的輝煌屬於每一個勇衞營的將士，但也不應該忘記曹化淳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