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高考回憶錄｜高福：根據時代動態調整，享受“最辛苦”的工作

1979年8月，天氣格外炎熱，山西省招辦整整一層房間都被文件和材料堆滿了，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同志，我家孩子的分數線超過了本科，但教育局的同志説，檔案丟了一部分，只能讀專科……”，説話的是高福的父親高存喜，做了一輩子木匠的他，並不擅長這種場合。在那個電腦和打印機尚未普及的年代，檔案全部靠手寫和油印。

時間倒回幾小時前，一位身穿半舊長褲和白短袖襯衫的年輕人出現在山西應縣的高家門口。“高福同學，你的高考成績上了我們省本科線，但檔案丟了一部分，投檔沒有完成，你或者可以再爭取一下。”這位騎自行車趕來的年輕人，是教育局的“公家人”，他滿臉汗水，氣喘吁吁地説着。高福和父親當天搭汽車、轉火車，輾轉到了太原和榆次，最終在下班前趕到了省招辦，並向工作人員説明了情況。

高福的高考回憶充滿着時代的氣息：“我們考大學的時候，恰逢改革開放，國家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這種全社會對科學的崇尚，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開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國務院決定在全國恢復和增設169所普通高等院校，山西農業大學是這一批新成立的重點高等院校之一。據新華社消息，1979年，全國高校錄取新生達28.4萬，重點院校和高等院校人數為6萬。幸運的是，高福正是6萬人中的一分子。

在招辦的協調下，最終高福於1979年9月被山西農業大學獸醫專業錄取。雖不是自己心儀的學校，也不是感興趣的專業，但他迅速調整心態。大學四年，他打下了堅實的生化基礎，尤其是大一下半年開設的微生物學課程，使他進一步明確了奮鬥目標——從事微生物研究，並一直堅持至今。為了實現理想，在完成本專業任務的基礎上，高福還擠出大量時間學習英語、傳染病學和微生物學。1980年，10元錢再加上助學金就夠一學期伙食費的年代，高福借180元買了錄音機，只為學好英語。最終，1983年他如願考入中國農業大學（原北京農業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並將專業方向調整為微生物學與動物傳染病學。

1991年，高福獲得國家公派留學的機會，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主攻生物化學專業。1994年博士畢業後，他先後在卡爾加里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2001年在牛津大學任教。1997年，國際學術期刊《自然》以封面文章形式正式發表了高福的研究成果——免疫學中兩個最基礎分子間相互作用的模式，目前，該項成果已被多數研究生的免疫學教科書收錄。

2004年，高福學成歸來，被問及為何放棄安逸的生活舉家回國，他説理由很簡單：“父母需要我，國家也需要我。”回國後，無論是禽流感病毒的溯源和傳播機制，還是埃博拉病毒的演化和遺傳多樣性，還是新冠病毒的防控和疫苗研究，高福都作出了突出成績，實現了中國在新發、突發傳染病研究上的自主可控。

2014年3月，一場以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為中心的扎伊爾型埃博拉疫情迅速在西非大陸蔓延，並在8月成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我國政府決定派出公共衞生專家組赴非洲疫情發生地區開展技術支持並提供緊急物資援助。應世界衞生組織號召，時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的高福負責組建移動實驗室檢測隊，趕赴非洲塞拉利昂開展埃博拉出血熱檢測工作。此外，高福將帶着我國自主研發檢測試劑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產移動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車（移動BSL-3實驗室）首次走出國門。

“我同意你們做出（實驗）的結果。我們的結論就是四陽一陰！我對這個結果負責！”高福把自己關進辦公室，認真核對實驗數據，堅定不移地支持中方的檢測結果，而上述五份樣本此前均被樣本提供方標記為陽性。

移動BSL-3實驗室在塞拉利昂正式使用前，要經受世界衞生組織網絡實驗室的考核，若結果出現任何問題，這隻千辛萬苦運來的“獨立方艙”將不被國際社會認可，中國的國際援助能力也將被質疑。

高福代表中方將檢測結果通報給了樣本提供方——南非駐塞拉利昂的拉卡實驗室，對方實驗室謹慎回應稱：“查詢原始記錄後，確認與中方檢測結果一致”，中國移動BSL-3實驗室順利通過大考。中方研製的PCR試劑在世界衞生組織網絡實驗室測試有效，靈敏度高，特異性好。

直至高福帶領首批檢測隊回國，移動實驗室檢測隊累計收治留觀病例274例、檢測血液樣本達1635份，佔塞拉利昂全國檢測量的四分之一。

在帶領檢測隊開展檢測、建立留觀中心，與國際援助組織、當地政府建立溝通等緊張的一線工作結束後，高福回到實驗室繼續帶領團隊研究埃博拉病毒的感染原理。2016年1月，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細胞》雜誌在線發表了高福團隊的文章《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結合內吞體受體NPC1的分子機制》，該研究率先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體的機制。最終該成果為學界認識、防控埃博拉病毒提供了新的方向。

高福提倡科研貴在“頂天立地”，科研人員要做與國家需求匹配與世界前沿的“頂天”的研究，也要解決國民經濟主戰場需要的“立地”的問題。他回國後即擔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搭建了自己的實驗室和團隊，該團隊累計發表SCI論文500多篇，近十年來在《Cell》《Nature》《Science》《Lancet》和《NEJM》等國際學術期刊上均有重要論文發表，實現學術大滿貫。

高福院士近期照片，受訪者供圖。

從獸醫學學生“逆襲”成多國院士：人是時代產物，要學會動態調整

新京報：你是1979年參加高考的，當時有不少受時代影響的大齡考生，今年參加高考的考生也或多或少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你當時是如何應對的?對青年學子有什麼建議？

高福：我是1979年考的大學，是恢復高考後第三年參加高考的“新三屆”，之前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我國停止了高考。趕上動盪年代，我能考上（大學）已經相當幸運了。由於家庭影響，我報考的專業都是建築、機械製造等，最終卻被錄取到山西農業大學的獸醫專業，並不是最初想學的。再加上山西農業大學是當時剛由大寨農學院和山西農學院合併而來的，很多同學（因為這些原因）不好好學習，我卻調整好心態，一直努力。

今年的學子們趕上了新冠疫情，大家會受到它的影響。但我們是時代的產物，要跟上時代步伐，也要學會面對現實。當前，你的奮鬥目標是高考，就先把高考的任務完成，選擇合適的大學，讓自己有提升的機會。高考只是人生選擇的一小部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無論現在的學校、專業是什麼，都要認真、理性地對待。

新京報：沒選到心儀的學校和專業，但你通過攻讀碩士重新選擇方向，轉到了相對合適的專業。現在不少學子只要不能去心儀的學校或專業，就去復讀，從你的經驗看，是該復讀還是後續調整？

高福：從我的經歷看，只要大學能錄取，建議大家還是先上一下，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漸調整。大家都知道，動態是最穩定的狀態，如果把它靜下來，其實是不穩定的。從這個角度講，一邊上大學一邊調整，比再回去復讀，重新考大學、考研究生，我認為對心理健康更有好處。

新京報：你是如何與不那麼心儀的專業、學校和解？又是如何完成從獸醫專業，向現在從事的微生物和傳染病方向轉換的？

高福：我父親是做木匠的，加上應縣以木塔聞名，作為一箇中學生，在沒有其他專業影響的情況下，我見到的都是建築、機械、製造相關的（內容），所以更準確地説，當時我是不瞭解被錄取的（獸醫）專業的。但改革開放初期，能考上大學很幸運了，山西農業大學又是當時山西省唯一一所全國重點大學，我就去讀了，並且提前調整了心態。

我的建議是，第一，不管你高考落到什麼樣的學校，趕快做心理調整，調整好後，就能主動適應環境了。第二，你要找到自己最喜歡的東西，總會有一個接口，讓專業和愛好產生連接，就可以沿着這個方向往前走。

比如我學的專業，包括動物疾病的部分，動物疾病裏又包括傳染病，傳染病很多是由病毒、細菌引起的，我當時對這個細分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大學期間有很多業餘時間，我在完成老師佈置的課業且取得較好成績的前提下，留出時間研究自己喜歡的內容，從大學一年級後期、大學二年級就開始讀微生物、病原、病毒相關的書籍。最後通過讀研、讀博，成功轉向了現在的研究方向。那麼，就有了第三點建議，大家要認真學習、多讀書，不斷擴充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信心，這樣即使有1200萬應屆畢業生一起找工作，你也能脱穎而出。

新京報：聽過一個你早年英語基礎不好，“眾籌”買錄音機的趣事，能否講講你是如何練就一口流利外語的？

高福：我當年認為，不管是聽老師講課，還是自學，大部分課程我都可以學好，唯一學不好的一門課就是英語。我的英語老師非常謙虛，初次見面就介紹説，“我原來是學俄語的，分配後才轉教英語。”他的英語發音會帶有俄語的顫音，一般人模仿不來。因此我決心買一台錄音機，自己練習發音。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家都管錄音機叫“半頭磚”，因為體積非常大，也比較貴。而我的家庭條件不足以讓我買錄音機，也就沒和家裏説，同學、親戚、老鄉，每個人借給我一點錢，最終買下了一台。我一直很感激，一路走來，幫助過我的人。

很多人買錄音機是用來聽音樂、唱歌、跳舞，但我只用來學英語。我知道英語是我未來學習、工作上的障礙，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因為我十八歲才開始認真學，最初連背26個字母都會漏掉一兩個。但現在在同輩人裏，我的英語算不錯的，他們都説我“英語發音比普通話標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難，每個個體在成長中遇到的問題可能也不同，但每個人都要想清楚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再想一想解決問題的路徑，但只要你絕對地想幹成一件事，就一定能實現。

新京報：相當於這台錄音機幫你打開了英語世界的窗户，而英語幫你打開了世界的窗户，後來才會有一系列出國深造的機會？

高福：我是通過中國農業大學（原北京農業大學）的公派留學機會，出國讀的博士，很感謝當時的領導、老師把機會給我，但為什麼他們會把這個機會給我？

那個年代去英語國家留學，需要參加英語水平考試（EPT），我連續考了三次，最後一次遠超了國家公派留學的標準。後面還考了託福和雅思，我的成績也不錯，雅思8分，英國所有大學都能申請。所以我常開玩笑説“掏左兜，我有國家公派留學的英語成績；掏右兜，我有託福、雅思成績，不管去英國還是美國，都不會因為英語‘卡殼’。”

近代微生物學奠基人巴斯德説，“機會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我剛才也提了，個體努力的重要性。年輕人唯一能掌控的就是自己，機會來了，你能做成，再給你增加事，你不怕辛苦，又做成了，這樣不斷地超越預期、超越自我，會收穫意想不到的驚喜。

新京報：你家裏一共考出了九個博士、兩個碩士，其中還有一個院士，能分享一下教育方法？

高福：因為我父親、母親都沒有怎麼上過學，他們沒有機會學習，就鼓勵全家人學習，雖然經濟條件困難，但六個孩子無論男女，上學時候“一個都不能少”。父母親在潛移默化中形成鼓勵大家學習的氛圍，我現在見到親戚、朋友、學生，都會問，“讀書了沒？”、“重要的學術文獻看了沒？”

高福院士（右二）的大學時代，受訪者供圖。

高福院士的大學時代，受訪者供圖。

埃博拉和新冠疫情的“逆行者”：別人認為我在吃苦，其實我很享受

新京報：你曾經在牛津、哈佛求學，後又在牛津大學擔任講師、博導，為何會毅然選擇回國發展？

高福：當時是全球化最旺盛的時代，中美關係、中歐關係、美歐關係、美俄關係等各種關係都在緊密相融。所以，我認為不管在哪裏做科研，都是為全人類服務，因為科學是無國界的，研究地點就不重要了。

當然，那個時候，中國也最需要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研究，這正是我的專業。而且SARS、禽流感等在國內發生，對我而言，是非常好的研究基地，同時，也綜合考慮了家庭、父母的原因，於是在SARS發生的第二年（2004年），決定回國。

回國後，黨和國家對我委以重任，我也做了好多事情，有科學的事情，技術的事情，也有更全面的管理的事務，對我而言，回國工作比留在國外更好。

新京報：都説醫生是“最美逆行者”，你研究新發、突發流行病，更是在埃博拉病毒和新冠疫情，都衝鋒在前，曾經遇到過最危險、最艱難的情況是什麼？如何克服的？

高福：大家都問你怎麼去西非抗擊埃博拉？作為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我是搞傳染病的，是搞實驗室的，當時需要一個懂實驗室的領導去，那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我研究的就是新發、突發傳染病，出現什麼樣的病毒，我去研究也很正常，有時候我們在實驗室研究，有時候我們到現場研究，比如2020年1月初我也去了武漢進行新冠病毒溯源，這些工作都是應該做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就是我選擇的職業，而且真到非常辛苦的時候，也會有學生來幫我，跟我自己做研究的時候相比，已經好多了。真正辛苦的是基層一線的同志，包括大家説的“大白”，他們穿着防護服要待很長時間。但既然大家選擇了這份職業，就要熱愛這份職業，我們都是在完成本職工作。

但我更希望大家喜歡自己的本職工作，一旦你喜歡上這份工作，那麼別人認為是在吃苦時候，其實你是享受的。我是研究病毒的，到一線看看病毒是怎麼回事；我是研究流行病防控的，到前線看看能不能防、怎麼防，這也是一種享受。

人的一生，拿到了什麼並不重要，過去拿工資還可以看看厚度，現在可能就是銀行卡里的一個數字。而住大房子，如果本身並不享受它，也根本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我喜歡把問題想得簡單一點，反而自己“樂呵呵”地活得挺好。

新京報：對於工作，你必須上一線，但對於個人，新發、突發傳染病更多是未知的風險，你或者你的家人，是否恐懼過？

高福：從事我們這個專業的人，（恐懼）已經沒有了。首先，因為我們知道怎麼防護。我也借這個機會，呼籲大家快把疫苗打起來，全球的真實數據告訴我們，疫苗在防重症、防死亡上效果非常好，當然可能在防感染、防傳播、防發病上，現在打了一些折扣。

第二，當你享受一份工作的時候，就不認為它很危險。我研究的是新發、突發傳染病，我特別喜歡這個專業，所以病毒來了，我反而很有興趣，想知道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時候，不去想所謂的“危險”。再退一萬步講，人有生就有死，你去享受每一天、每個過程，不把結果看得很重要時，就什麼都不害怕了。

新京報：以你名字發表的SCI有500餘篇，在這相對浮躁的當代是非常難得的，是如何靜下心來專心科研的？

高福：不能用SCI的論文數量，或院士頭銜來定義做科研這件事，“腦袋裏有沒有知識”才是最重要的。我也有過困惑的時候，早期也有學知識記不住的時候，但經過調整，逐漸走到了這一步。

有人説，我們科研工作者發表的很多文章，被後來者證明是錯誤的，或者是發表論文、觀點時被假象矇蔽了。事實上，“科學求異”，大部分的實驗或者成果是存在偏差、錯誤的，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具有科研領悟力——去偽存真的能力，還有勇於捨棄的能力。

如果科研工作者，經過反覆實驗後推翻假象，那就是作出了貢獻；而如果無意中發表了錯誤的研究成果，也是可以被原諒的，這是科學發現的必經之路；但如果不捨得放棄錯誤的成果，故意發佈，也是學術造假的一種。所以，科研工作者不光要解決“卡脖子”的問題，也要解決“卡腦子”的問題，及時去除頭腦裏的迷霧（Brain Fog）。

其實，大家的集體行為塑造了社會環境，如果每個人都要求自己不浮躁，恐怕社會上的浮躁現象也就沒有了。我們每個人也要嚴格要求自己，學會自律，同時也要學會去偽存真，去除頭腦裏的迷霧。

如何打好新冠防控“持久戰”：打疫苗，配合防疫，防止信息“流行病”

新京報：你在之前的採訪中提到，新冠病毒每個月會有幾個鹼基發生變化，相對比它本來擁有的3萬多個鹼基是比較少的，但從武漢疫情到現在已經兩年有餘，之前研究的疫苗對不斷變化的病毒的保護效力是否會減弱？

高福：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們在研發疫苗的過程中，病毒就變了，病毒和人類的關係就是貓鼠遊戲。理論上講，貓是可以消滅老鼠的，但它沒有，而人類有沒有消滅過病毒？人類把天花病毒、牛瘟病毒消滅了；但也有病毒比人類還厲害的，比如艾滋病毒、結核病毒都沒有消滅，還天天“騷擾”着我們；人類也有控制得很好的病毒，比如乙肝、小兒麻痹。

回到新冠病毒，現在奧密克戎來了，我們一開始研究的疫苗，確實在防感染、防傳播上打了折扣，但還是有用的，大家應該先打起來。現在全球的科研機構都在加緊研究、思考這個病毒為什麼會這樣，但還有好多未知的問題回答不了。

記得2019年有記者問我：“會不會出現SARS？”我説，病毒到處都是，隨時都會出現類似SARS的，但不會出現“SARS事件”。“SARS事件”就是這個病毒出現三個月了，還搞不清楚它是什麼，但新冠病毒出現不到一週，就搞得清清楚楚，而且還有了科學武器。

歷史上，我們只知道人類征服了幾次瘟疫，但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新冠病毒長什麼樣，有哪些變異。今天我們的防疫策略一直在動態調整，全球的（防疫策略）都在動態調整，是因為我們仍在認知病毒的道路上，也仍在不斷總結經驗和思考，最後再對自己的防疫策略進行調整。

新京報：在你看來，我國在從2019年底到現在的防控策略是怎樣動態變化的？

高福：我們國家過去兩年總體的策略是“外防輸入，內防反彈”。2020年4月8日，武漢疫情被徹底控制，到5月初又有幾例陽性。從那以後，中國本土就沒有新冠病毒了，一直都是境外輸入進來的，飛機、陸路口岸等。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本土沒有，外邊進來的也要壓下去——動態清零、社會面清零，我們今天還在堅持這個原則，同時我們還在思考，也在一步步調整，今天的防疫政策和武漢當時的防疫政策就是不一樣的，大家的心態也不像2020年初那麼壓抑了。

面對這樣的公共衞生事件就是三層方案.第一層，要科學為基礎，我們要堅持不斷地向科學要答案。第二層，公眾理解、公眾參與、公眾基礎非常重要，公眾不理解，就多了好多額外的措施。第三層，強力的行政政策，我們國家強力的行政決策，贏得了兩年時間。

這兩年時間讓公眾有心理準備；讓我們有藥物準備，包括中醫藥、一些進口的西藥、我們自己的西藥，排着隊研究；全民打疫苗，我們現在是全球疫苗覆蓋率最廣的國家。所以通過這種策略，讓我們贏得了時間。

現在我們有了足夠的時間，足夠的疫苗，關鍵是能不能打下去。還是利用這個機會，我要強調，重點人羣、老年人羣趕快把疫苗打起來，因為老年人是最易感的人羣，全球真實世界的數據告訴我們，重症、死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羣，而且是集中在未進行免疫接種的老年人羣，這並不是實驗室數據。

新京報：你剛剛以“持久戰”來評論新冠防控，但經歷了兩年多的防控，可能很多民眾都比較疲憊了，這場“持久戰”於個人、於國家應該怎樣準備？

高福：第一，趕快把疫苗、把加強針打起來。第二，依託各種防控措施，一起把防疫工作做起來。第三，不信謠、不傳謠，每個人都要提升信息甄別能力，防止信息“流行病”傳播。

新京報：有很多讀者想請教，我們打了加強針，還要不要打第四針、第五針？

高福：因為人類第一次遭遇新冠病毒，大家一開始判斷打兩針、三針，抗體會持續很長時間，現在看來，抗體衰減速度很快，要不要打第四針、第五針，我覺得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比如流感，我們每年都要打疫苗，人類雖然努力了，但沒拿到廣譜的流感疫苗。現在，我們希望能研製出廣譜的新冠疫苗，但現在還沒有，還是給科研人員留點時間。

高福給青年學子的手寫寄語。受訪者供圖

人物簡介

高福，1961年出生于山西省應縣，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大學存濟醫學院院長，主要從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傳播、感染機制與宿主細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衞生政策與全球健康策略研究。

1983年、1986年、1995年先後在山西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原北京農業大學）、牛津大學取得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201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後相繼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非洲科學院院士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院士。

新京報記者 白金蕾 編輯 陳莉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