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疑是一個“論文生產”大國。暫且不論發表在中文期刊上的論文，2018年大陸學者光是發表在SCI收錄期刊上的論文總數就超過39萬篇，SSCI收錄期刊論文總數超過2.5萬篇。而且，這個數字一年比一年高，猶如不斷膨脹的宇宙！這裏不禁要問：我們需要發表這麼多論文嗎？
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同樣存在於國外。丹麥知名記者夏洛特·佩爾森等人2017年在一篇名為《基礎研究中的危機：科學家發表了太多論文》的報道中指出，在全世界範圍內，科學論文發表的數量日益增長。對一個學者來説，論文發表多多益善，它們不僅是獲得工作的入場券，而且是獲得科研基金、成為一名愉快的老闆的敲門磚，因為大學基金往往是根據大學教師的科研發表情況而分配的。但是，這一趨向導致大學教師在論文發表中對數量的重視超過質量。為了儘可能增加發表的數量，不少學者會把某一研究的結果拆分成不同的短文章進行發表，即所謂的“意大利香腸科學”。此外，為了更多地發表，大學教師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那些容易出、很快就能出文章的領域。其負面後果是：科研質量的下降，大量不必要的重複，以及造成其他同事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閲讀、甄別相關領域的研究文獻。
同樣，國際著名比較教育專家菲利普·阿特巴赫2018年在一篇名為《太多的學術論文被髮表》的文章中指出，現在學術界的科學發表呈爆炸性增長態勢的同時，整個學術界也面臨着巨大的論文發表壓力。背後的主要原因包括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全球排名的興起、社會學的制度同形理論、博士生不斷被要求在學術雜誌發表論文。這種發表論文的壓力，催生出各種問題，如投稿評審系統的癱瘓、以收錢為目的的“不良刊物”的大量增長、輕教學重科研的取向等等。在他看來，大部分出版物沒有存在的必要，完全可以把它們砍掉。因為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系統中，研究密集型大學只能是少數，大部分屬於教學型或應用型大學，它們應明晰自身的定位，大力獎勵好的教學和服務，而不是科學研究。更何況按照歐內斯特·博耶的多元學術觀，學術卓越並不要求出版。
一個特殊性的環境
既然沒有必要發表那麼多論文，那麼為何學界還是前赴後繼？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一是大學向上的強烈衝勁。國內的頂尖大學多以世界一流大學為辦學目標，國內的普通大學又多以國內重點大學為模仿對象。最近國內實施的“雙一流”建設，也有可能成為這股向上的動力。如何向上，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發表論文，尤其是在高水平期刊上發文，因為無論在哪種評價體系中，論文都佔據着核心的位置。
二是大學工分制的績效管理模式。在絕大多數的大學管理中，活生生的人被當作“經濟人”來看待，大學教師的工作量，尤其是論文發表，都換算成“工分”，並以此確定薪酬。在中國大學，一篇論文往往根據其發表刊物的檔次，會賦予不同的金錢獎勵；篇數越多，等級越高，科研獎勵金額越高，甚至數倍於年薪。
三是大學存在一種要求“人人發表”的文化。在中國，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高校，上至北大、清華，下至普通的職業院校，教師大都被要求發表論文；無論是哪一種類型人員，從輔導員到普通行政人員，甚至學校後勤有編人員，他們在晉升時通常都要求有論文公開發表。此外，中國龐大的博士生、碩士生都有發文的需要。
過於追求論文發表，除了帶來常見的論文質量下降、教學與科研失衡等問題外，中國大學的以下幾個負面影響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是大學青年教師身心健康堪憂。青年教師是科研的主力軍，他們面臨着巨大的科研壓力，尤其在部分已實行“非升即走”制的高校。許多大學教師是沒有下班概念的，而只有永遠在路上。長期超負荷工作，直接損害了教師的身心健康，甚至導致一些優秀的教師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二是學術不端、造假行為層出不窮。學術不端是全球學術界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中國也不例外。隔三岔五我們就可以看到類似於如下的新聞：有學者因學術不端/造假，多篇論文被某學術出版集團或學術期刊撤稿。學術不端為何如此之多？無疑跟我們過於追求論文發表數量的導向以及背後關聯的各種名利緊密相關。
三是研究論文缺乏現實解釋力。為了儘可能地發表論文，尤其是在高水平期刊上發文，我們往往會迎合雜誌和評審專家的取向，用各種數學模型分析問題。這種論文雖然顯得“高大上”，但卻使得科學研究日益象牙塔化，淪為一種“精緻的平庸”，忽視了真實的世界。北京大學教授朱蘇力就指出：“喜歡簡化變量，喜歡按照邏輯或模型分析，而社會生活強調的是細節，是周到。”
四是學術人員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忽視。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服務於人類，但在我國，諸如此類能解決現實社會問題、“接地氣”的研究還是少。原因何在？對此，清華大學副教授楊軍指出：“這方面的研究發不了SCI，更不用提Nature、Science和PANS等高影響刊物……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員要麼轉向細胞分子，要麼分析氣候變化、全球變化的影響，儘量向高大上的方向靠攏，結果是SCI文章發了許多，但城市生態建設實踐的問題卻是越來越多。”
一場系統性的改革
2018年10月24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門聯合發文，要求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運動，改進人才評價制度。在這“五唯”之中，“唯論文”無疑是核心，因為其他“四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換言之，政府部門也意識到論文發表太多的問題了，因為“唯論文”必然帶來論文數量的激增，二者是一脈相承的。那麼，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全局性、系統性的問題，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太多，這裏提出三條建議：
首先，重新定位大學的辦學使命。當前，分類辦學的思想已經很明確，例如有些高校定位為研究型大學，有些定位為教學型大學，有些定位為應用型大學。然而，這種定位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也不具有強制性。不論怎樣的定位，大學大都傾向於追求更多的論文發表、更高的辦學層次、更高的社會聲譽。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做好頂層設計工作，重新釐定不同類型大學的辦學使命。
最後，調整大學教師的薪酬體系。當前，大部分中國高校的薪酬體系分為兩塊：基礎性工資 績效工資，且後者往往佔據着大頭。而在績效工資裏面，論文獎勵又是重中之重。“重獎之下，必有勇夫”。我們可以發現，有些教師拼命“灌水”“刷論文”，就是為了獲得學校的科研獎勵。鑑於此，我們非常有必要調整大學教師的薪酬：一是大幅提升基礎性工資，以讓教師安心教學和科研；二是降低論文發表獎勵，既不能簡單地以篇數來獎勵，也不能對發表在高影響雜誌上的論文過度獎勵。有些高校對教師發表在Nature、Science等高影響刊物上的論文獎勵額度高達50萬，這有違科學研究的初心。
以上改革的方向，目的是創造一種寬鬆的外部環境，鼓勵教師開展非常規性的、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最關鍵的還是取決於大學教師的內心追求。當一個大學教師把學術研究當作獲取名利的工具，自然會成為投機者和營利者，並儘可能多地發表論文，甚至不惜造假；當一個大學教師把學術作為“志業”或“天職”，他自然更有可能“甘坐板凳十年冷”，做他認為真正有意義、創造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