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鳩山大學的三位老師

文：殷振志

我是鳩山紅專大學復生後的第二批學員，入校時間大約在1974年4月，我高中畢業剛一年多，在家務農，也作為文化青年在村裏跑點兒事，比如搞科技試驗田、辦專欄等，雖前途渺茫卻也熱情甚高。

有一天，大隊通知我去“鳩大”上學，我很高興。因為那時的青年人雖有學可上，卻無“大學”可學。上大學是青年人的夢想，但要由公社推薦，且指標甚少。我不知道鳩山大學為何物，但好歹有“大學”可上，倒也滿以為自豪的。後來的經驗證明，鳩山大學竟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當時鳩山大學雲集了一批優秀的教職工隊伍，他們都從不同的側面給了我不同的教益。其中有三位老師，在我學習工作的四年多時間裏，他們給我的影響很深，我也最敬佩他們。

“政治家”

張海濱

1974年4月進入鳩山大學後，同學們就在談論着張海濱，説他如何如何了不起。上世紀60年代初期，不知出於何故，鳩山大學被砍掉了。曾經為鳩山大學貢獻過青春和抱負的張海濱，竟然上書中央，直接寫信給康生，為鳩山大學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鳴不平，為此當時的河南省委領導還專門接見了他。

那時自己小，沒見過世面，聽到這些事，覺得這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啊!有時也天真地想，這次鳩大復生是不是與他也有關係呢？

想到此，就更對他肅然起敬了。後來見到他，更覺得只有他才配做這樣的事。那時的他30多歲，風華正茂，長得英俊而儒雅，為人熱情而正直。他很活躍，作為學校領導班子成員，他很善於處理關係，處事穩重而靈活，説話親切而富於情理，寬以待人又不失主見。他不會激化矛盾，卻能將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的髮型、神色和風度有點兒周恩來的影子，頗具政治家的氣度。讓人很願意接近他，但有一絲敬畏。後來聽説了他的一些經歷，又覺得他是為理想可以獻身的人，他的勇氣和膽識也是源於他的抱負。

一次是1958年中國民航學院招生，他作為職工子弟是可以去上學的。但為了鳩山大學，他硬是放棄了去北京上學的機會;另一次是1962年，他去河南農學院深造，由於他的優秀，學校曾想讓他留校工作，但他又一次選擇了放棄，毅然回到了培育他的那塊熱土。當時“鳩大”已經停辦，但他仍存一線希望，他不甘心“鳩大”就這樣消失。所以他才敢於站出來搖旗吶喊，為“鳩大”的生存鼓與呼。當然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和抗拒歷史，但他的精神卻讓人敬仰。當歷史和時代沉澱迂迴、盤旋推進的時候，他又是一個與時俱進順應時代的人。

當鳩山大學面臨改革的大潮又一次歸於虛無的時候，他看到了中國真正的希望。他放棄了曾經的理想，也為自己的理想曾經發出的一絲光輝而欣慰。他無愧時代，也無愧於人生。因為他曾經為他的時代，為他的理想奮鬥過。當我們自鳩大分別再次見面時，那是在1986年，他已在縣委宣傳部工作，後來又去了縣新華書店任經理把一個單位經營得非常好。

“鬼才”

王國亮

國亮老師大約是1974年秋季師專畢業分配到鳩山大學的。和他一起分配去的有好幾位老師，但只有他最精神。留短髮，前額突出，給人感覺他的大腦很發達;兩隻眼睛黑又亮，飽滿而靈活，寒光逼人；説話小銅聲，底氣足，不時“嘿嘿”地笑，有種詭秘的味道。

在他面前，你似乎不敢撒謊，他彷彿可以看透你的內心。他為人嚴謹，處事精明，論道精闢，行動起來有一陣風，既有青年人的朝氣，又有長者的老練他給人的感覺是不即不離的，能讓人生出一絲敬畏。他是學校領導班子成員，既是管理者又是教書者。作為學校領導之一，他處事不露聲色，善於應付局面，有謀士之風。

作為教書者，他富有學養和才華，經常寫劇本，有作家之夢。為此，他煙癮很大，一天兩包黃皮許昌煙，一根接一根地吸，以刺激他的思緒和才情。那時他的月工資大約是29元，而一包黃皮許昌2毛5分錢，一天5毛錢，一個月就需要15元，光吸煙就佔他每月工資的一半多。作為學生，那時我們連一頓5分錢的菜都不捨得吃，而他竟如此奢侈，如此藐視金錢，覺得他生活得很詩意，很瀟灑，有種魏晉人的放達。

然而，最使我欽佩他的是靈性。有一次和他閒聊，不知怎麼聊到了字典上，他説最不好查的是四角號碼字典。起初他也不知道怎麼查，也沒請教過別人，就自己有意無意地翻。有一天，翻着翻着，突然就會了。聽到這裏，我頓時森然，覺得這個人不一般，似有仙人之體。

時間延續到了1977 年。高考恢復後，鳩山大學招進了首批師範生。國亮老師教語文，主攻的是魯迅專題，這是現代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中最不好講的課題之一。但他思接天地，旁徵博引，講魯迅竟也別開生面，新意迭出。那時的他躊躇滿志，辛勤耕耘，經常見到他挾着厚厚的書本健步穿梭的身影。他潛心於治學和教學，對自己的研究充滿自信。有一次，他説自己所熟悉的一位教授用10年工夫研究魯迅，他準備用20年時間，不信研究不出成果來。

這時的他，言談舉止中竟有學者氣派。後來，鳩大師範撤往漯河，教師分流。他調到縣教育局，從一般職員幹起，一步步竟幹到了紀委書記的位置。2002年，我到縣紀委工作不久，他即卸職，賦閒在家。隨後聽説他研究《周易》，且能應用自如，頗有心得，他能將八卦、六爻課、四柱、梅花易數、奇門遁甲結合起來看，還真讓我會心一笑。從知道他頓悟四角號碼字典的那一天起，我就深知他有發幽探微的本領。現在，他閒下來了，破解天地之機，徜徉於玄學詭道，正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大丈夫”

金盛才

金盛才老師是文殊繩李村人。他身上故事多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是一個追求真理的理想主義者，其精神操守常人難以比及。他有魯迅的硬骨頭精神，浩氣凜然，蔑視名利和權貴。他一生經歷無數風雨，甜少苦多，有耶穌擔荷人類罪惡的悲劇色彩，其甘願自我毀滅的勇氣讓人撕心裂肺。

他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有民胞物與的悲憫情懷，像山一樣的堅韌和沉穩。他有哲學家的素養和氣質，看問題尖鋭而深邃，説話低沉舒緩，富有邏輯，有一種不容置疑的自信和肯定。他有軍人氣概，將才之資，無論得失榮辱，你都不敢小看他，他是那種可以默默無聞但在人的內心仍然可以倚重的人。

約在解放初期，他在許昌高中就讀。畢業後參加高考,在高考分數未公佈時，軍隊院校來許昌高中，要特招一批學生到部隊院校深造，當時他就報了名，通過考試體檢後，他考入當時的瀋陽陸軍學院。剛到校不久，北京農業大學也下達了錄取通知書。他把這些情況向院校領導作了彙報，院校領導説，為了他本人前途，願走願留尊重他本人意願。他當時表態，為了支援軍隊建設，他願意留在軍隊院校繼續深造。後因空軍急需一批知識型青年，他又被派到空軍院校學習，後被分配到北京空軍第四航空學校任雷達教員，以後又當過《戰士報》記者。

“文革”開始時，他被派到北京無線電一廠作軍代表，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衞兵時，他曾在天安門前值勤，並見過毛主席這是他一生感到的最大幸福。後來，他回原單位。當時北京空軍第四航校的校長是少將梁軍(系林彪死黨，因林彪事件被捕)。當時軍隊兩派鬥爭十分厲害，梁軍為拉攏一批勢力保自己，就委任他做航校印刷廠的廠長兼黨支部書記。而他也沒辜負梁軍的期望，率領廠裏的員工極力保梁軍。通過一段交往和觀察，他發現了梁軍的一些劣跡，隨後又反戈一擊，造了梁軍的反。為此梁軍找他談話，説自己很器重他，並私下裏封官許願，而他竟不為所動。

此時，他的家人已到了隨軍年限，妻子兒女幾個人的户口已遷到了北京。但他思前想後，又勸家人把户口遷回農村，並説根據當時的形勢發展，他要和梁軍鬥到底，並隨時準備着復員回農村。果不其然，後來隨着鬥爭的深入,他們這一批反梁軍的院校教員，統統被集體復員。復員後他被分配到許昌五中教書，對此他不感興趣，當時和家人商量，他要回村當黨支部書記，要改變家鄉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他這種想法立即遭到了全家人的極力反對，並對他有諸多埋怨。

林彪事件後，他慶幸的對家人説：“當時我在部隊反梁軍是反對了，我如果跟梁軍走，現在也被列入梁軍死黨入獄了，那可真是死有餘辜了，看來是爬得越高跌得越慘。”當時第四航校是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抓的一個點，和金老師同事的幾個教員，由於死保梁軍，都被提拔為團、師級幹部，林彪事件後都被審查，有兩個還隨梁軍入了獄。

在許昌五中教了大概2年的書，他一心二心想着回禹縣，後來正值鳩山大學恢復，他就回到了鳩山大學。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大約40歲左右，一看就氣度不凡，像是見過大世面的人，言談舉止堅毅而從容，使人很想靠近他、依賴他。他教政治課，對哲學尤其精通，他對大學裏的哲學講義並不贊成，曾遺憾自己沒做個哲學教授。他不是學校領導成員，但總覺得學校很倚重他，而他似乎並不是太合作，常有齟齬的事情發生，有時弄得還很激烈。

我不知道這其中的內情，也無意評價他們之間的對錯是非，但我寧願相信他們之間的不愉快更多的是人格與見識的差異，是他那魯迅式的氣質和天生的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他藐視那些政治伎倆，把真理和真誠、崇高和奉獻、清白與無私似乎看的更高更重。後來的一件事，他又一次讓人見識了他的驚人之舉。

他的兒子也在鳩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並很快被轉為當時禹縣的首批“亦工亦農”，有了正式的工作和工資。這在當時是很多人想辦都辦不到的事。但他認為這是學校在照顧他，一個黨員幹部不應該搞特殊，年輕人的路應該自己走，鳩山大學就是培養農村人才的，應該從哪裏來還到哪裏去。當時政治鬥爭中有反資產階級法權一説，於是他就從自身開刀，衝破來自學校、社會、家庭的重重阻力，毅然勸兒子辭去工作，返鄉務農。

這在當時是多麼地不可思議啊！當人們都珍視美好的時候，他又一次將美好撕毀給人看。是憨，是傻，是計謀，是邪惡，是深謀遠慮，是未卜先知?任由世俗評説。但有一點現在看來他是做對了。80年代初期，除廠礦企業，所有機關、學校、事業單位都在清理“亦工亦農”。這樣，金老師的兒子即使當時不回去，事後還得回去。而事後回去很悲涼，提前回去悲涼中帶有壯烈，讓人間久久迴旋着他那股英雄氣。

兒子走了，他在“鳩大”的一台大戲也唱完了，他也該走了。於是，沒到鳩山大學又一次被解散，他就提前回到了本地的學校教書。他的人生從城市到鄉村、從高潮到低潮、從上坡到下坡，也算滾到底了，從此他過着深居簡出的生活，即使這樣，他仍然力所能及地接濟和幫助別人，而很少顧到自己的家庭和兒女。

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義無反顧，在弱小眾生面前卻又菩薩心腸。他常想將自己的一生寫成自傳，將自己的心靈撕裂給人看，但由於種種原因而沒成行。到了晚年，他思索更多的是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宇宙的本相，他一生都在尋求答案。後來，聽説他在研究基督教，按南懷瑾的説法，宗教信仰乃大丈夫之事，非帝王將相所能為。

因為超越自我，跨出世俗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決心啊！他一生仰不怍於天，俯不愧於人，晚年的他又一次做了回大丈夫。他是我一生最敬重的人之一。

(來源：禹州市三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