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長假一眨眼就過去了，一年一度的“國考”也即將來襲，引發眾多考生關注。自科舉制度確立以來，通過讀書考試獲取改變人生的機會便是莘莘學子的奮鬥目標，而你知道嗎，在清代，參加“公務員”考試也是要收費的！
那麼，當時潮汕的物價究竟如何，尚未考取功名之前所繳的這筆費用對於窮書生來説又算不算負擔呢？
科舉考試離不開試卷。在清代，考生於試前須交納一定的試卷費，這筆費用就叫做“卷價”。
光緒《海陽縣誌·建置略三》[學校]雲：“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禁革應試童生卷價。”童生，指參加生員〈秀才〉資格考試者，不論年齡大小，皆稱儒童、文童。
科考時不收試卷費，朝廷豈不是要增加一筆不小的支出？亦許是在各省學政的請求、“點撥”下，近期正在幾套熱播清宮劇裏被稱為“大豬蹄子”的乾隆皇帝恍然大悟，馬上收回成命，重作規定。“八月，諭學政：考試卷價自雍正十一年經部議定，每本價值三分，令提調自行辦置。嗣後童生府、州、縣以及院試卷價，令依部例。”
對應試者而言試卷，“每本價值三分”，意味着要承負多大的負擔？
清代的童試，包括縣試(由知縣主考)、府試(知府主考)、院試(由省學政到各府主考)。每一級考試，都要考二日共五場。也就是説，如果能順利參加各級考試，一共要考15場，交納卷價合計白銀四錢五分。
這裏有必要看看當時潮州的物價。韓文公祠中有一方立於乾隆二十七年的《太守丁公配享碑記》，其末段開列了每年祭祀韓文公及左右各位神龕(包括遷建韓祠至筆架山的丁允元即“丁公”)的祭品規格：“共豬四口，每口淨重四十斤，定銀三兩。羊四隻，每隻淨重二十斤，定銀一兩五錢。席六桌，每桌定銀四錢，要豐盛……”以此換算，白銀四錢五分可買豬肉或羊肉各24斤，可辦一桌“很豐盛”的祭席。
咱們再看看，當時潮州的“食皇糧”者收入又是什麼情況——
乾隆《潮州府志·卷22·經費》中有頗為詳細的記載。此處掇錄數例以見其概況：海陽縣知縣，年總收入銀103.49兩(含俸銀、薪銀、心紅紙張油燭銀、迎送上司傘扇銀四項，閏銀7.79兩另計)，月均8.624兩。
縣衙中的庫書、倉書(即檔案、倉庫管理員)，歲支工食銀12兩，月均1兩。而門子、皂隸、馬快、民壯、燈夫、禁卒、轎傘扇夫等，歲支工食銀僅7.2兩，月均6錢。
學教諭、訓導(即縣學正、副主管官員)，年收入各銀31.52兩，月均2.626兩。
縣學中的書辦、門子，收入同縣衙內雜役；齋夫(各“齋”即班級的生活管理員)月均收入銀一兩；膳夫(炊事)歲支工食銀20兩，月均1.67兩，康熙十四年以後裁減，月均只有銀5.56錢。
由此可見，即使是在“康乾盛世”，四錢五分的卷價，對教諭、訓導來説，要佔其月收入之17.1％，也是不菲的支出。而對月收入只有銀幾錢的下層人士，更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康乾盛世
何況，4.5錢的卷價還僅僅是“部例”，各地在執行的過程中，肯定又會找出種種藉口來層層加碼，特別是到了吏治日壞的清末，卷價越來越高，於是，童生與官府的矛盾亦日趨尖鋭、激烈，以致要釀出許多“事端”來。對此，上引《海陽縣誌·學校》中，就有一段明確的記載：
同治十年(1871)，海陽文童因卷價遞增滋鬧，經道、府、縣嚴定章程，文童卷價：府、縣試及院試，一律每場每本價值錢七十文。
文末註明“據採訪冊修”，可知該段記載屬實錄性質。其時卷價遞增至什麼價位，文無明載，我們當然難以推知。但事情既然已發展到能使“文童滋鬧”並驚動了縣、府、道三級長官的地步，卷價之高，肯定已大大超過了一般的童生家庭的經濟承受力。而在“嚴定章程”後，卷價仍定為“每場每本價值錢七十文”(摺合白銀七分，比雍正“部例”高出一倍多)，童生在報考秀才時所面臨的經濟壓力，顯然仍十分沉重。
通過科舉以搏取功名，是封建時代士子的唯一“正途”。為了能僥倖走過這座“獨木橋”，以期“封妻廕子、耀祖揚宗”，他們心甘情願地皓首窮經，在自困於八股文、死鑽精神牛角尖的同時，還要忍氣吞聲地接受卷價等苛雜費的盤剝。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科舉制度、推行新式學校教育以後，封建士子這種可悲復可嘆的命運，才出現了一線改變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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