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素萍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剛剛結束，整個國民經濟正處於復甦階段。老百姓雖然吃的仍然是玉米麪、地瓜幹、鹹菜，但足以填飽肚子。我從小學到初中，恰逢“文革”後期。那時的我“少年不知愁滋味”，經常跟着高年級的同學遊行、貼大字報、寫大批判文章。至於為什麼那樣做，自己也不清楚，總覺得熱鬧好玩。我初中畢業那年，“十年動亂”結束。值得慶幸的是，我對學習一直懷有濃厚興趣。
一九七七年以前上高中與上大學一樣都要推薦，全國恢復高考制度後，上高中也必須考試。記得是開卷考試，我光背的參考資料就一大書包 全村考上六個，我是其中之一。
整個高中階段接受的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考上大學跳出農門成了我追求的最高目標。為提高升學率，學校領導和老師，想盡千方百計搞好學習。將學生分成快慢班、組織各種形式的學習競賽活動、弄來各種各樣的複習資料，其緊張程度不亞於現在的高中學生，寒窗苦讀，終於如願以償。
我是一九七九年參加的高考。當年只知道學好數理化，才能考上大學，至於報考什麼，怎麼報考都有班主任老師來處理，自己糊裏又糊塗。只是模糊地記得大中專考試七月七日、八日和九日同時進行，考試的三天都在下雨，真正的風裏來雨裏去。班主任老師讓我報考大學，我就很聽話地報了名，結果以十分之差名落孫山。但我沒有灰心喪氣，而是在老師和父母鼓勵下依然踏上覆讀路。
一九八零年，當老師再一次讓我報考大學時，我婉言謝絕。因為我目的很明確也很單純，那就是借高考這座“獨木橋”跳出農門，走進城市，僅此而已。哪曾想學習過了勁，分數公佈後竟超出中專錄取線50多分，所以也就很順利地走進了山東銀行學校，兩年後回到家鄉縣城的人民銀行工作，隨之而來的就是戀愛、結婚、生子。
由於一九八零年是先報自願後錄取，所以報自願有很大的盲目性。記得大約是在考試結束後的一週，老師通知去學校報自願，我自己不知道怎麼報？就去找在城裏工作的父親拿主意。父親當時正在審訊犯人，值班的武警示意我等會。審訊結束，父親走出辦公室問我咋跑審訊室來了？待我説明來意，父親説咱爺倆先去吃飯。去食堂的路上，我説起報自願的事情，父親説就報省公安專科學校，將來當一名女公安（那時候，公檢法還沒分開），我高興地説當然可以，因為我最喜歡穿警服的女公安了。
吃完飯，父親領我去銀行我二哥那裏再商量商量，正好遇到父親的老朋友，他是銀行的副行長。我喊了聲劉叔叔就去了二哥宿舍，父親去了劉叔叔辦公室。不一會兒，父親讓我與二哥過去，父親説你劉叔叔讓你報銀行學校，我笑笑説還有銀行學校？劉叔叔説女孩子幹銀行工作多好呀，畢業後就來我這裏上班，也好給我洗衣服。我説洗衣服沒問題，只是爸爸讓我報公安學校，再説我自己也喜歡當一名女公安。父親笑了笑説，就聽你叔叔的，報銀行學校吧！哪曾想，分數公佈後竟超出中專錄取線50多分，很順利地被第一自願的“山東銀行學校”錄取。呵呵，後來才知道我的身高不符合報考公安學校的要求，我説父親怎麼那麼快就改變了主意。
我的第二自願是“菏澤糧食學校”，第三、第四自願是濟寧的兩所學校。有一次，我與二哥開玩笑説如果當年被“菏澤糧食學校”錄取，説不準我現在早已下崗，在大街上賣蘋果呢！二哥説那可不一定，也許比現在更好呢！
學校坐落在郊區，僅僅一棟大樓矗立在一片荒涼的草地上，百廢待興。要不是大門口掛着“山東銀行學校”的牌子，很難看出這是一座學校所在地。
當時的條件很差，全校就一台電視機，每晚放在樓前，供全校師生看。那時候，正值中國女排爭奪世界盃三連冠，當聽到“冠軍，中國”時，全校師生無不歡欣鼓舞，整個校園沸騰了，同學們高興地近乎瘋狂，用桌子腿敲着臉盆走上街頭慶祝中華民族的又一次勝利。
由於當時的升學率很低，不到20%，作為農村長大的我（我的同學90%來自農村）實在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所以，我與我的同學們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學習的勁頭不亞於高考前的備戰狀態。十年“浩劫”，致使我們金融系統人才青黃不接，出現斷層。高考制度的恢復，不僅拯救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同時也給金融系統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主力軍。
80年代初的學生生活，哪有現在這麼浪漫、豐富多彩和充滿詩情畫意。既沒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更沒有校園小路上的成雙成對。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除了孜孜不倦的學習，就是令全國人民高興的那場排球賽了。
由於“文革”中斷招生，銀行學校停辦，致使金融系統人才處於青黃不接狀態，我們這些恢復高考初期的大中專學生，畢業後陸續充實到祖國建設的各行各業，如今，基本上都成為了骨幹力量，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建功立業，實現了人生抱負，體現了人生價值。
不管怎麼樣，我要感謝高考制度的恢復。一個高考自願，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路，讓我成為一名銀行職員。
作者簡介：劉素萍，筆名泉魂江韻，山東人在武漢。中國金融作協會員，濟寧市作協會員，《山東金融文學》編輯，文章散見於報刊雜誌及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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