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死了大媽還活着?
有一段時間，因為瑣碎無聊的辦公室工作而煩悶，為了安慰我，@李松蔚老師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故事是這樣的：
從前有個有志青年，不幸當了公務員，做了瑣碎無聊的辦公室工作。他對面坐着一個大媽，非常熱情，每天都跟他聊家長裏短股市行情新聞八卦，聊得生龍活虎神采飛揚。他理也不是不理也不是，心煩意亂，只有打開電腦自帶的掃雷或撲克遊戲，才能抵禦大媽的氣場。
有一天，他遇見了一個禪師，就向禪師求教：
“大師，我怎麼才能脱離這瑣碎無聊的辦公室生活呢?我真怕有一天自己會變得像大媽一樣。”
禪師就跟他説：“小夥子，你還需要不斷修煉啊，你的修為不如大媽啊。”
“啊?”青年很不服氣，“大媽有什麼見識?我可是博古通今、胸懷大志、心裏藏着更大世界的人啊!”
“可是”，禪師説，“在辦公室裏，你是死的，大媽是活的。”
這個故事説的是，上班是一種修行。松蔚老師説，如果你覺得上班很疲憊呢，還要好好修煉，等道行深了，自然就活過來了。
我信以為真，就照着修煉了一段，可還是很疲憊。於是我就問他：
“你怎麼知道大媽是活的?萬一大媽年輕的時候也是在修煉，修煉着修煉着，給修煉死了，她卻以為自己還活着呢?説不定她還以為自己得道了呢。”
“大媽當然是活的”，他説，“你沒聽説過活在當下嗎?”
啊?原來這就是“活在當下”的意思啊。
松蔚老師的説法其實挺有理論依據的。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經引用過《荒野的實踐》作者，長期居住荒野的詩人蓋瑞. 施奈德所説的一段話：
“我們都是‘現實’的門徒，它是一切宗教的先師。在寒風凌厲的早晨，在佛堂裏守着青燈古卷，和將孩子們趕進車裏送他們去搭校車一樣難。兩者沒有好壞之分，都是一樣的單調枯燥，都體現了重複的美德。
雜務瑣事並非麻煩一堆，別以為我們一旦逃開，就可以開始‘修習’，步上‘道’途——其實這些瑣事就是我們的道。”
我經常在思考，為什麼我經常處在雜務瑣事中，卻沒有修行上道呢，難道是我修煉的方式不對?後來我想到了，他們這麼説，因為他們的心是自由的，所以在哪裏、做什麼其實都一樣。你在哪裏，你就在這裏。就像這段話的作者蓋瑞.施耐德，年輕的時候到處流浪，求仙問道，過了很多年梭羅似的生活，人到中年，迴歸了世俗社會了，才有“哪裏都是道”的領悟。在毛姆的小説《刀鋒》裏，主人公拉里拋棄上流社會的生活和美麗的未婚妻去流浪，在印度修成正果後，也是到紐約去當了一名出租車司機。他們並不對無聊瑣事失望，相反，心自由了，他們對什麼樣的生活都充滿熱情。
這些自由人，他們不急着去什麼地方，也不急着做什麼。瑣事跟他們的關係特別平等而單純。他們不是被迫做這些瑣事——瑣事不是壓迫他們的老闆。他們也不是選擇做這些事——他們也不是瑣事的老闆。他們只是和這些瑣事“遇見”了，然後只是在“做”這些事。他們並不輕慢瑣事，而是尊重瑣事，莊嚴待它。而莊重的態度本身，就藴含了禪意。他們哪裏也不去，卻反而自由了。而那些想要逃離的人，卻到處看到囚牢，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逐漸演變成了壓迫和反抗、控制和逃離、意義感和無意義感的撕扯。
蓋瑞説“佛堂枯坐”跟“送孩子搭校車”沒有好壞之分，這是“不評價”。不去評價一件事很難。日常生活中的事，你總會賦予它“好”、“壞”，“重要”、“不重要”的價值判斷。它能幫助我們升職加薪嗎?能夠幫助我們快速成長嗎?如果不能，那做這些事有什麼意義呢?
評價並不總會帶來“意義感”，卻經常帶來“無意義感”。“無意義感”的意思，大概是，我們總想去更多地方，見識更大的世界，擁有更多的可能性。可瑣事不僅沒法帶我們去，還阻礙我們去。當我們回顧一天的工作，發現自己什麼也沒做時，疲憊伴隨着失望自然就升起了。
評價和對意義的想象，把生活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痛苦的，另一部分是快樂的;一部分是瑣碎的，另一部分是神聖的;一部分是忍受的，另一部分是享受的;一部分是交錢的，另一部分是收貨的。交錢總是痛苦的，收貨總是幸福的。所以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脱離前一部分，得到後一部分。而瑣事不幸被我們看作了前一部分。
如果“瑣事”是個人，估計他也得叫屈：憑什麼你把我當作工具，去追求別人?你這麼看輕我，我自然要報復你。於是你越想逃離，瑣事把你箍得越緊。這麼説，就有點像是夫妻吵架的家庭肥皂劇了。
所以你看，對待瑣事的態度，其實就是民主態度，説眾生平等，也得説“眾事平等”，不能因為它是瑣事而輕慢它，尊重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我們對生命的態度，除了沉下心來體驗，還能做什麼呢?
大媽最懂生活，她就在那裏，安全又自在，當然是活的。
有一天早上，我去佛學院上課，結果佛學院的門給鎖上了。那天天很冷，又下着雨。我在門口等了十幾分鍾，開門的同學才匆匆趕來。我正想抱怨幾句，那同學説，老師，你看風景多美，抬頭一看，雨後的遠山煙雨濛濛，宛若仙境。如果不是我剛剛急着等開門，也許我多了十幾分鍾欣賞美景。那一瞬間，我覺得我悟到了什麼。我悟到了什麼呢?
大概是，要想心態好，還得風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