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2 年（洪武五年，宣光二年）正月， 烽煙即將再度燃起。朱元璋在京城的武樓上面與諸將聚首，討論如何討伐北元的問題。徐達提到王保保以和林為巢穴，經常出沒邊境，為禍不淺，應該予以剿滅，但須“得兵十萬”才能穩操勝券。朱元璋卻認為十萬兵力過少，他認為出動十五萬人馬分進合擊勝算更大，並告戒道：“卿等宜益加謹慎，不可輕敵。”具體的作戰佈置是把軍隊分三路，分別從東、西、中三個方向北征。
東路軍從東線出發，在李文忠的帶領下經居庸關直趨應昌；西路軍由西線出發，在馮勝的帶領下經金州（今甘肅榆中）、蘭州直趨甘肅；此外，在山西另闢戰場，新建由徐達率領的中路軍沿着最短的路線從雁門關殺向和林。可見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東路軍與西路軍都是配角，而向和林前進的中路軍才是真正的主角。
這時，和林地區已經成為蒙古新的政治中樞，繼承元順帝之位的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自應昌之敗後，經慶州（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西北）繞道奔往和林，與王保保等各路殘兵敗將會合在一起。愛猷識理達臘吸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他摒棄前嫌，儘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重用王保保為相，依靠太保哈剌章與太尉蠻子等人， “延攬四方忠義之士，以為恢復之計”，有效緩和了北元的內部矛盾。他整頓朝政， 在明朝暫時停止戰略進攻的一年時間裏勵精圖治，組建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機構，使漠北政局耳目一新。在此期間，他於1371 年（洪武四年，宣光元年）改元“宣光”，以示中興元朝的決心。
徐達率中路軍於二月來到山西，經雁門關出塞。朱元璋事先制定的策略是要求軍中的將士“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 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這句話的意思是指明軍應該大張旗鼓，擺出一副進攻和林的姿勢，但進軍速度不宜過快，目的在於吸引和林地區的王保保軍隊南下攔截，儘量在距離邊界不遠的地方與之決戰，從而避免過度深入到人地生疏、水土不服的蒙古草原，以致增加作戰的不確定因素。
三路北征示意圖
根據過去的經驗，一貫重視進攻的王保保總是毫不畏懼地來到由徐達選擇的地點決戰——太原之戰是這樣，沈兒峪之戰還是這樣。然而，北元軍隊現在已經“吃一塹長一智”，改變了戰爭的指導思想，放棄了過去使軍隊屢受挫折的戰略進攻，全面轉入戰略防禦，準備利用內線的優勢採取積極防禦的方法來挫敗明軍的進攻。也就是説，他們在戰時會首先採取戰略退卻，用誘敵深入之計把敵軍引至預定戰場，再以逸待勞，舉行反攻，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故此，王保保這次沒有像以往那樣聽從明軍指揮棒的擺佈而輕率與之決戰，他僅是派出小部隊與之周旋，而主力一直隱藏在蒙古腹地沒有露面。
無可奈何的徐達只能改變“守株待兔”之策，率軍離開邊界地區，長驅直入。他以都督藍玉為先鋒，不斷北進，一直來到“野馬川”這個地方時， 才與一小股元軍相遇。明軍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勝利，當追擊到亂山一帶時，又一次擊退反撲的元軍。一路深入到土剌河（今外蒙古圖勒河）的藍玉終於在三月份碰到了王保保的主力，並再次獲勝，馬不停蹄地殺向和林。士氣大振的明軍似乎認定北元小朝廷的滅亡已成定局，誰知形勢突然逆轉，經過休養生息的元軍竟然反敗為勝。原來王保保故意派兵且戰且退，把明軍引到距離山西一千多公里的嶺北之地，然後與老部下賀宗哲會師，在五月份集中優勢的騎兵反攻，最終在和林東南一舉重創了明軍。徐達受挫之後臨危不懼，盡力收容潰散的官兵，然後帶着他們撤回塞內。而跟隨徐達出征的湯和於同年七月亦在塞外的斷頭山（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一帶被元軍擊退，部隊受到一定的損失。《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此役明軍總共“死者萬餘人”。就這樣，經過太原、沈兒峪兩次失敗之後的王保保終於在嶺北的決戰中擊敗了被朱元璋譽為“開國功臣第一”的老對手徐達，第一次打破了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耐人尋味的是，各種明人撰寫的史料均對王保保擊敗徐達的詳細過程含糊其辭，大概因為這畢竟是一件有損國威的事，而蒙古人流傳下來的史料又過於離奇，比如《蒙古黃金史綱》記載愛猷識理達臘依靠巫術召來大雪而殲滅了來犯之敵，類似的傳説顯然難以盡信。
反倒是朱元璋於兵敗兩年之後給李文忠的一封詔書之中透露了一點線索，他説：“王保保若見我馬軍，好歹退一退，佯走一走，等我軍離了步軍時，他卻來戰，再説王家這小的只是用‘枴子馬’熟，更別説還有伏馬。”從朱元璋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對王保保曾在和林之戰中使用過的誘敵戰術存在很強的戒心，提醒前線將領要保持警惕，以免重蹈覆轍。更令人關注的是， 詔書中還特別提到了王保保的“枴子馬”。“枴子馬”的典故出自於宋金戰爭期間金軍的一支號稱“枴子馬”的騎兵，《宋史·岳飛傳》給這支與眾不同的部隊下了一個定義，稱其為“勁軍”，説其軍中人人“皆重鎧， 貫以韋索， 三人為聯， 號‘枴子馬’”——也就是説這支騎兵人人皆披重甲，用牛皮帶子連接，三人為一組，像一座移動的牆壁那樣一齊向前推進，破陣能力很強。自南宋之後，抗金名將岳飛大破“枴子馬”的故事早已經家喻户曉，而“枴子馬”也漸漸成了重裝騎兵的代名詞。《宋史》的記載雖然有點誇張，也許存在某些爭議之處（當代學者鄧廣銘先生認為“枴子”一詞是北宋時人的習慣用語，包含有“左右翼”與“兩翼”等意思，而“枴子馬”的解釋可能是“左右翼騎兵”），但難以否認的是，由於約定俗成的緣故，朱元璋口中的“枴子馬”就是用來比喻王保保的重裝騎兵的。
綜合朱元璋的言論與相關史實，可以推斷王保保在嶺北之戰中之所以能打勝仗，是因為騎兵起了關鍵的作用，他預先埋伏好騎兵，再派出輕裝的小部隊誘敵，將急起直追的明軍騎兵引過土剌河，致使其與步兵脱離，失去了協同作戰的可能性。接下來，他指揮重裝騎兵反撲，力求將對手各個擊破。在這場騎兵大決戰中，整體作戰能力獲得提高的北元軍隊戰勝了依靠少數精英將領打仗的明軍騎兵。幸虧經驗豐富的徐達及時集中一部分步兵，建成堅固的營壘收容潰卒，才避免進一步的潰敗。
明軍曾僅僅依靠騎兵就在太原之戰中戰勝了王保保的騎兵，但沒料到過了四五年，王保保的重裝騎兵就顯得和以往截然不同，不但恢復了察罕帖木兒掌軍時期的作戰水平，而且在戰場上的精彩表現幾乎可以比肩全盛時期的蒙古重裝騎兵。來之不易的勝利與天時、地利、人和有關：天時，是指王保保的騎兵已經在蒙古腹地生活了一年時間，比起初來乍到的明朝官兵更加適應漠北的氣候環境，無形中佔了先天優勢；地利，就是和林周圍有著名的“阿察脱不罕”等優良草場，這些地方歷來是元廷直屬的牧馬之地，有充分的條件讓王保保久戰疲憊的騎兵養精蓄鋭；人和，就是這支在過去屢受挫折的隊伍經過嚴峻的鍛鍊和考驗，淘汰了大批動搖份子，剩餘的是大浪淘沙保留下來的精華，因此提高了內部的凝聚力。
王保保的重裝騎兵雖然不再懼怕明軍騎兵，但對明軍步兵有着很強的戒心，特別是裝備了長槍、砍馬刀與盾牌的步兵，這類步兵正是剋制重裝騎兵的有利兵種， 因而王保保在作戰時總是想辦法誘使明軍的騎兵與步兵脱離，然後再出動重裝騎兵打擊衝鋒在前的明軍騎兵。嶺北之戰的明軍騎兵失敗之後，徐達在緊急關頭正是依靠訓練有素的步兵才得以在敵軍鐵騎的虎視眈眈之下撤回，史稱“故徹侯功臣無死者”，也就是隨軍的重要將領沒有一人戰死，可謂不幸中的大幸。
圖文節選自《霸者逐鹿——明蒙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