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微小足以改變命運

（一位視障學生走在三明市特殊教育學校的盲道上。李強/攝）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強

這是個有“紅綠燈”的學校。

紅綠燈裝在每間教室和宿舍的牆角，聽不見鈴聲的孩子依靠它知曉上下課的信號。學校有一條近百米的盲道，看不見路的孩子踩着淡黃色的盲磚，能找到回宿舍樓的路。

三明市特殊教育學校坐落在福建省三明市麒麟山上，241位特殊的孩子正在此接受15年的免費教育。他們大多從三明市的12個縣區來，在視覺、聽覺、智力上存在障礙，還有一些是自閉症兒童。

學校以前叫三明市聾啞兒童學校。現任校長李勤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1989年他還在泉州師範學院念特殊教育專業時，就被告知三明市在籌建“聾啞學校”，希望他畢業後能夠回去工作。

李勤多次向來訪者講過，學校是如何在一片荒坡上建立起來的。

1991年8月，他剛從泉州畢業，和3位同學一起被分配到此，當他們沿着麒麟山的羊腸小道往山上走時，看到的是一間破舊的瓦房和偶有牛羊吃草的空地。

1991年11月，第一棟教學樓蓋起。那年冬天，三明下了一場大雪，天氣很冷。首任校長黃金蓮帶着教師四處招生，從1991年年底，到1992年年初，他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跑了三明市轄的12個縣區，但只招來28人。

“大部分家庭的態度是，‘哎呀，孩子還不如在家裏面幫忙乾點活，有碗飯吃就行。’”李勤告訴記者，在傳統的認知裏，那個年代“殘疾還不是殘疾，是殘廢”。他記得，剛辦學時，有家長帶着孩子從學校門口經過，説“你不聽話，我給你送到聾啞學校去”。

（一位教師正在給聽障班的學生上課。）

很多時候，他們要在閩西山區乘坐各種交通工具，找到聾啞兒童的父母反覆做工作。有一次，他們輾轉汽車、拖拉機，最後步行到永安縣的一個村子，在那裏找到一位12歲的聾啞少年。在田野裏見到孩子父母時，兩位農民既驚訝又感動，竟有老師到地頭上動員孩子去上學。但當得知要交錢時，有些沮喪。

“不一定一下子就交掉，你能交多少交多少。”李勤説，那時候很多孩子靠賒賬上學，“先交十塊，過兩個月有錢了，再交二十。”

1992年5月6日，第一批28名聽障學生入學，小的8歲，大的14歲。那時，算上校長黃金蓮，學校裏只有6位職工，特教老師只有4位。由於師資力量缺乏，老師身兼數課，一位做財務出納的工作人員在學校裏教起了舞蹈。

如今學校員工已增至66人。自建校以來，從“特校”畢業的414名學生裏，25人考上了大中專院校，279人進入企事業單位，110人自主創業。

視障者、特校2001屆畢業生江華，已是三明市華一精誠中醫門診部員工們口中的“江院長”。但1992年的春天，當第一批的28個孩子有機會到學校唸書時，12歲的江華因為青光眼，失去雙眼的視力，也失去繼續在村小念書的機會。

“小學四年級以後就慢慢輟學了。”江華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那個年代）你看不見了，就沒路走了。”

如今39歲的江華記得，父親最後一次帶他去醫院看眼睛是1995年。他們從將樂縣老家的村子出發到福州市，再乘輪船到上海。在上海市的一家醫院裏住了兩個多月，也未能治好眼疾。“所有的錢都花光了。”江華説，是隔壁病牀一位香港的阿姨給了父親50元當作路費。

他的眼睛依靠殘餘的光感尚能捕捉到微弱的太陽光，世界一片模糊。在村子裏那間破舊的老瓦房裏，江華時常一個人扒着窗户流淚。

“不知道將來能做什麼，能靠什麼活下去。”多年以後，江華仍能憶起那種“非常絕望的狀態”，他甚至產生過不想活的念頭。他摸索着做家務，去地裏幫父親收稻子和煙葉，時常弄得滿身是傷。胳膊上至今留有被沸水燙過的痕跡，手被刀切過，也被火燒過。因為視力障礙帶來的生活障礙太多。

“在農村，（盲人）要麼學算命，要麼去要飯。”奶奶説，“你實在不行到村口那廟裏去敲敲鐘，能夠有口吃的。”

（一位視障學生使用助視儀識字。）

17歲那年，他的命運有了轉機。

1997年，“超齡”的他被破格招進三明市聾啞學校，成為“插班生”。上學那天，父親帶着他，從天矇矇亮出發，到太陽快落山時才到三明市。

那時不比現在，視障的學生沒有專門的教室，只能擠在一間宿舍裏學習，也只有少量盲文教材。江華説，自己從早到晚都在學，學盲文要用小錐子在盲文板上戳孔，他的手指無數次被扎流血。

江華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自己晚上學盲文時抱着書睡着了。因為眼睛看不清白天黑夜，醒來後以為天亮了，他摸索着拿書到宿舍外學。後來回到宿舍才知道，他是凌晨12點醒來的。在“特校”，江華用4年時間，打開了盲文的世界。2001年，作為第一批特校畢業生，他考到河南推拿職業學院。

如今的三明市特殊教育學校，開設了屬於自己的盲人按摩班，聽障學生有了屬於自己的教室和宿舍樓。教室裏配了助視儀，供那些尚未全盲的孩子看書，課桌上擺着一摞摞語文、數學等盲文教材。

一個男孩兒把語文課本放在助視儀下後，臉幾乎貼在屏幕上，等一個字放大到耳朵一般大，他開始讀：“小竹排，順水流，鳥兒唱，魚兒遊……”

江華畢業後回三明市做盲人推拿，如今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三明市盲人協會主席。2020年10月，當他穿着印有“20週年再相聚”的短衫，與其他首批畢業生回到母校時，這裏已經改名“三明市特殊教育學校”。

與江華同年畢業的學生劉明，是一位聽障學生，先天性失聰。2001年憑藉在美術方面的才能，他考入長春大學，如今是三明“特校”的美術教師。

“其實像劉明、江華這樣的，還是比較少。”李勤坦陳，“我們畢業了414個學生，僅有25個上大學，其他的要麼在工廠打工，要麼自主創業。”拿首批畢業生來講，20年後，他們中有開批發部的，有做汽修噴漆的，有在賓館後廚幫廚的，也有在紙巾廠、物業公司、彩印廠、紡織廠、助聽器廠打工的。

“我們就希望他們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能夠養家餬口，不是社會的負擔。”李勤告訴記者，“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這從學校的課程設置上看得出來，學校會教他們美容美髮美甲、酒店客房服務、沙縣小吃、盲人按摩、手工皮具、洗車、縫紉、烘焙、剪紙、串珠等等。

（培智班的孩子學做沙縣小吃芋餃。）

在此教學28年的語文教師黃曉鳳知道其中的不易。

1992年建校時這兒只開設有聽障班，視障班是1995年增設的，2010年開設培智班，2014年開設自閉症班。他們遇到的學生和問題也越來越複雜。剛辦學時只有九年義務教育，2006年增設職業教育，2012年增設學前教育。用校長李勤的話説，這是15年一貫制的全託教育。

但這羣教師需要面對的是一羣“沒法從四面接受陽光”的孩子，黃曉鳳如此形容。相比於“普校（普通學校）”，這裏“成長”會更緩慢。教師們需要用時間去換時間，需要更多的“愛心、耐心、信心”去教育、服務、陪伴他們。

首任老校長黃金蓮把自己的後半輩子託付於此，多年來一直住在學生宿舍裏，和學生們一起生活，孩子們會叫她“校長媽媽”。黃金蓮從1991年一直幹到2015年才退休。現任校長李勤已經48歲，他19歲就到這所學校，工作了29年，他總是對來訪者略顯驕傲地説：“我們教師的簡歷上只有一行。”

很多教師其實是陰差陽錯才來到這裏。有人起初只是想當一名教師，但沒想到分到的是“特殊教育”。不少教師在最初接觸特殊教育時都經歷過迷茫、無力、不耐煩，後來帶着或多或少的不捨、欣慰與成就感留下。

這裏一位教縫紉的男教師和一位教美術的男教師，都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學手語，才解決溝通上的障礙。校園裏常能聽到教師的嘶吼，並非在吵架，是教師在上聽障班學生的課，他們用手語授課的同時，還希望讓尚存一絲聽力的孩子能夠聽到聲音，哪怕很微弱。

在“特校”的烘焙室裏，外聘來的沙縣小吃廚師説，上週剛教過培智班的孩子包芋餃，一週之後他們就把學的還回來了。她只好在旁邊一遍遍地重複，言語温和。

“重複”幾乎是每位教師都必須面對的，而改變看上去總是“微不足道”。

有人總無法糾正用袖頭擦鼻涕的行為，有人吃飯像撒種子弄得到處都是，有人被叫名字時不理不睬。“很多普通人看來很簡單的事，他們可能很難做到。”黃曉鳳説，“對這羣孩子來説，很多改變都是微小的。”

“聾生理解形容詞非常困難。”黃曉鳳説，“比如‘鮮豔的’，他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只有不斷地舉例，鮮豔的五星紅旗，鮮豔的裙子……他們才會慢慢理解。”

一個女孩身形瘦小，她除了存在聽力障礙以外，左手殘疾，總是耷拉在左側褲邊上。“這隻手基本上沒什麼用。”手工課教師鄧秀蘭説，上手工課時，她鼓勵她多用左手，最開始只是把左手抬起來，幫右手壓着繡花線板，再後來可以配合右手穿針縫皮具，左手的力量一點點找回。

“她要花的時間會比別人多好多倍，不是説一倍，兩倍。”鄧秀蘭告訴記者。

“其實都是特別微小的改變，普通人忽略不計的東西。”李勤説，“對自閉症兒童來説，對他們的改變可能是個溝通開始的，也可能是培養了一個生活技能。比如刷牙、洗澡、整理內務。這個過程要分解成很多步驟。普通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李勤接觸過一個10多歲的自閉症少年，剛入學時被叫名字像沒聽見一樣。後來有一次他在食堂吃飯，這個孩子主動把碗裏的肉挑出來問李勤：“你愛不愛吃，這個我送給你吃吧。”李勤哭了。

自閉症的治療仍是世界難題。但在這裏，教師們並不抱怨，只耐着性子一點點對抗孩子身上的“孤獨”。雖然李勤心裏清楚，很多自閉症兒童與培智班的孩子最終很難迴歸正常人的生活，但“能聽指揮，會去勞動，就是一個巨大的改變”。

這羣孩子也總給李勤帶來很多驚喜。王國偉是培智班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在打乒乓球上表現出獨特優勢，2019年9月的全國第十屆殘疾人運動會上，他拿下乒乓球16-21歲組男子雙打金牌、單打銅牌。一個視障的孩子在彈鋼琴方面表現出極強的天賦，完全根據聽覺，學會了不少樂曲。有一位智力缺陷的孩子在識別各國國旗上有近似“過目不忘”的本領。更多的時候，校長李勤強調的是：“我們不跟其他人比，只跟自己比。”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