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涇原兵變為分水嶺，唐代政治再次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唐廷的藩鎮政策。一方面中央不得不以審慎的態度，採取温和的手段對待藩鎮。另一方面唐廷也沒有放棄使用武力，只是在此過程中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了區別對待。同時德宗也在經歷了涇原兵變和李懷光之叛後猜忌之心日益增強，從而導致其為政之風的變化。
暴動者又利用唐王朝內部矛盾，與前來鎮壓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聯軍反唐，迫使德宗再逃梁州，使唐政權重陷困難境地。直至興元元年六月，唐依靠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等人，費了不少周折才收復長安。朱泚被逼北走，企圖投奔吐蕃，為部下所殺，歷時九個月的涇原之變，就此結束。
1、涇原兵卒構成
涇原兵的組成比較複雜，其來源主要有二：一是至德年間由四鎮、北庭開來中原，協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亂的軍隊，他們分別進駐河南、河北、山西的一些地方，最後來到了陝西鳳翔、邠寧一帶，“久羈旅，數遷徙”，“頗積勞怨”。大曆三年（768年）因再徙涇州，“眾皆怨誹”。曾醖釀反抗遭鎮壓之後，才被迫遷來涇州。
一是大曆八年（773年），當時任此州節度使的朱泚，派來涇州防秋的“五千精騎”。第二年，他也又親自率領“步騎五千”入朝防秋。這些兵也分另部署在涇州、奉天、鳳翔至京城一帶。這些防秋兵，“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鬥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因此很少能安心職守、重視敵情的。
由可見，事變的發動者和加入者，多是邊庭赴難的戍卒或來京西防秋的士兵，他們對“久羈旅，數遷徙”，日夜艱苦，戰事不息，“永無休暇之娛”本來就十分“怨誹”。
2、沉重賦税盤剝
德宗時期戰亂頻繁，對外多與邊境之外的吐蕃貴族交戰；對內諸藩連兵，“連年不解甲冑”。軍費開支過大，導致國庫空虛，為了籌措軍費，德宗只能在原兩税法的基礎上頒佈實施一些雜税。
（1）首先是兩税法術身流弊的發展。
建中三年（782年）即兩税法頒佈後的兩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就“請於本道兩税錢每千增二百”，唐王朝不僅認可，而且還“召他道悉如淮南”，在它能控制的州、縣，普遍加税百分之二十。結果，弄得“黎人重困，軸杼猶空”。涇原在長安西北，為關中之要鎮，是唐政權勢力一可及的地方，唐王朝既能調涇原之師以赴援，當然也就更能增該地之税以餉軍，兩税法的這一流弊帶來的痛苦，涇原人民是飽嘗到的。
（2）其次是兩税外的苛斂。
左拾遺沈濟既曾經對德宗説“臣嘗示於天下財，耗之大者唯二事焉”，一是兵費，一是官費用，“其中最多者兵費”。軍士出征或奉調“出其境者”，除了“本道之糧”留給家屬之外，又有“出界糧”、酒肉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政府用這種不同尋常的待遇，誘使應募從軍的百姓去為它們賣命，如此一來，“常賦不能供”，“用益不給”，於是兩鋭之外“敢有加斂，以枉法論”的規定不作數了，新的苛雜一天天地多了起來。
這兩種税實行之後，“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從人心搖動“多入南山為盜”，到天下“囂然”，類似涇原變故的出現，是當時人們預料到的鬥爭發展。
3、京師空虛為兵敗提供了可能性。
唐德宗為了征討河北淮西叛鎮，將西北邊防兵、神策兵悉數調往南北戰場，不僅造成了邊防的空虛，也讓京師沒了守衞之軍。陸贄曾在上奏德宗《論關中事宜狀》中寫道：“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徽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衞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
但是德宗沒有放在心上，畢竟誰也沒有料到涇原兵有如此大的膽子，竟然在天子腳下叛亂。可惜當時由於長期以來制度上的破壞和闕失，白志珍所招募的士兵皆為市井之徒充數，致使在涇原兵卒叛亂的時候，竟然無人救駕。
以上所講的三點，大致是涇原兵卒發生的原因。傳統觀點認為涇原兵卒的叛亂是因為王雄犒賞太薄，是德宗吝於錢財，但這一説法過於表面。通過了解涇原兵變發生的前後史實，可知德宗的主要失誤在於忽視內部叛亂的可能性，陸贄雖然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德宗沒有接受。反而寄希望於集中優勢兵力打敗叛鎮，可惜由於各節鎮之間的不和以及利益爭奪等問題，反而喪失了優勢。
（一）對唐德宗的影響
涇原之變，對於唐德宗而言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德宗執政之初立志解決肅代時期藩鎮跋扈的狀態，力圖重建中央權威，於建中二年（781年）至建中三年（782年）開始了對河朔藩鎮大規模的用兵，並在河北和淮西同時開闢兩個戰場，中央直屬的神策軍幾乎全被調往前線，最終釀成了涇原兵卒的叛亂，唐德宗倉皇逃亡奉天。雖然德宗最後重返長安，但是已經深受重創，自此之後德宗的執政風格一改往日，也放棄了對河朔藩鎮的武力，而是採取了姑息之策；另一方面對羣臣的猜忌之心日益加重，將為政重點轉向內部加強個人權力。
第一、 陸贄罷相之後，德宗不再任相
第二、 以宦官來統領禁軍
自魚朝恩罷免之後，不再以宦官為禁軍之首。德宗時，以軍權委白志貞，但是涇原兵變起，德宗詔之競無人救駕。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賊，競無一人至者。”相反，“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
（二）對唐朝政治的影響
（1）地區獨立性加強
涇原兵變使中央政府權威遭受重大打擊，宣告了中央政府削藩之策的失敗，唐廷不得不停止東戰場的戰鬥，聽從陸贄的建議，於明年正月頒佈了興元赦書，下詔罪己。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納之罪，對於朱滔，若能孝順朝廷，也給他改過的機會，唯朱溉因為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故而不在赦免之列。可見，赦書是德宗的妥協之書，但是地方節度也因此得到喘息的機會，河北重新回到了之前擁兵自重的局面。
李懷光覆滅之後，河北藩鎮基本又恢復到戰前狀態，田悦、朱滔、王武俊等相繼死去，但是繼任者仍是桀驁不馴，唐中央能夠直接控制的區域仍然只有京師西部以及東南的一些藩鎮。對於節度使的任免，一方面，地方尤其是河北仍是自主選擇，中央政府雖也過問，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都採取了默認，行軍司馬的設置雖然是出於中央的意志，但是變數很大，地方將帥的用力仍然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士兵之手：“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敕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僚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
一些聰明的藩將就會採取一種靈活的策略，在前任節度使死的時候，仍然向朝廷求節，但卻是象徵性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假象。對於那些囂張的藩鎮節帥，德宗還是毫不留情地出兵打擊，但是幾次出兵均失利，這再次動搖了德宗的意志，增長了地方的獨立性。
（2）免除苛捐雜税，鼓勵軍民生產
涇原之師的暴動，給了唐朝統治者沉重的一擊，迫使他們“賦斂無度”的罪惡行涇，不得不有所剋制，不得不實行一些緩和剝削、發展生產的措施，使社會經濟很快得到一定程度的復甦。
首先減免苛捐雜税。
其次取消了對“胡客”的供給。
所謂“胡客”，就是在這以前留在長安的外國使臣，約計四千人，自從吐蕃佔據甘肅河西走廊一帶以後，他們“歸路既絕”，其人馬給養，長期以來都由唐王朝安排近畿府、縣負擔，“長安市肆不勝其弊”，這些人，留京師時間不短，有的超過四十年，都有家小、田宅，並放高利貸，誰也不願意歸國。唐政府遂停止其給養，按他們的情況，分別委任充當將卒，如此一來，“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再次，鼓勵軍民生產。
貞元二年（786年），命令各地選揀耕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户”，分給有地無牛的百姓以耕牛，並確定“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第二年又按宰相李泌的辦法，收買耕牛、冶鑄農器、蒐集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唐王朝扶植農業生產的此類措施，在邊鎮特別在關中是起了較好的作用，《舊唐書·食貨下》記載，自藩鎮連年戰爭以來，“凶荒相屬”，但是到了貞元三年（787年）之後，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一斗米的價格，只是興元時期的百分之十五。邊鎮通過鼓勵生產，也“頗有積儲”，涇原、隴右兩地，主將“皆帥卒力田”，幾年來“軍食充羨”，涇隴一帶也出現了安定局面。
涇原兵變是唐代中葉政治的分水嶺，兵變之前，唐廷試圖扭轉先朝時期藩鎮林立，跋扈不臣的局面，但是，由於唐廷舉措失當，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最終釀成了涇原兵卒的譁變。涇原兵變不僅也對德宗本人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德宗對武臣將相的猜忌之心加重，另一方面最終導致了德宗陷入一種極端的權力控；更重要對中唐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對待藩鎮問題上陷入了矛盾和極端化。一方面中央政府不得不以一種審慎的態度對待藩鎮； 另一方面， 面對河北藩鎮，中央又無奈之何， 又不得不採取了姑息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