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老師能教什麼老師能教學生什麼？韓愈曾在《師説》中界定“師者”的職能，主要是“傳道授業解惑”這三項。
一般所謂的“道”，既有為人處世之道，也有為學求知之道，而“道”又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內容。老師可能喜歡課堂上聽話老實的學生，可人們説這樣的孩子沒有個性，創造力不強。有人説考試成績好的學生，可能只不過是會考試而已，可社會上對老師的評價，卻依然是升學率這一硬指標。
説到“授業”，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學術分工也越來越細，很多人窮其一生，才可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裏小有所成。至於其他專業領域的問題，則應了“隔行如隔山”的老話，只能承認自己是“某盲”了。如果韓愈生在我們這個時代，他也該慨嘆“授業”之難了。
至於“解惑”，在信息渠道多元化的今天，估計學生們有“惑”時，大多會先到百度或知乎上去求解，而且他們遇到的難題，也像“道”和“業”一樣隨時代而不同，老師們按照老黃曆給出的答案，學生們可能還不買賬呢。
作為老師，有時候會覺得社會賦予的使命有點多。“人脈廣”的老師比“宅”字型的老師更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在學生找工作時提供幫助；當社會上有不公之事時，人們希望老師能挺身而出，伸張正義；底層的互害與歧視，似乎也要由教育和老師負責，彷彿社會上的許多壞人壞事，皆源於教育的缺位和教師的失職。
對於個人的成長而言，學校教育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老師也是人，自己也有難解的“惑”，老師是在教書過程中與學生一起成長的，即便智慧如孔子，也要主張“三人行，必有我師”。
最近讀到美國法學家盧埃林於1929—193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演講集，其中有一篇《法學院提供了什麼》，説的是法學老師能給學生提供什麼。他提到法學院設置課程的目標之一，“是使你們有能力勝任法律執業”。為此，要選一些看起來特別“有用的知識領域”，也即“每一個法律人都需要了解的知識領域”，在美國主要就是與程序和證據有關的領域。其次是“人們必須對這些知識非常熟悉，才能像法律人一樣思考，才能對某種情況進行評估，才能讓自己在各種法律部門之間遊刃有餘。此外，法律人還需要一些可以直接用於執業實踐的知識，例如合同法、侵權法、信託法、公司法、財產法、衡平法，等等”。
掌握了這些知識，它們會變成一種學習工具，所以這些知識對於法律人來説非常重要。然而，法學院設置的這些課程所提供的知識，無論如何不能涵蓋和滿足執業中所有領域的要求，這時候就必須求助於“書”了！於是，認真讀書，甚至持續閲讀，也就成為法律教育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的法學院是一所需要用全部時間投入學習與工作的法學院”“你們必須用全部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法律學習之中。你們要咀嚼法律，談論法律，思考法律，暢飲法律，甚至在你們睡覺時夢囈法律與判決……”
當然，法律又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對於學生的法律實踐來説，“預測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們做出恰當的預測，委託人會向你們支付費用；如果你們預測錯誤，委託人也會付費給你們。當然，就不會有第二次了。”在演講中，盧埃林還給學生提出瞭如何學會“像律師一樣思考”的建議。
這裏長篇大段地複述《法學院提供了什麼》中的內容，並非故意跑題，而是筆者想借此説明，在一個專業的學院裏，學生能學到什麼，老師可能或應該教給學生什麼，相當於我們的“授業”和“解惑”吧。很多老師喜歡説“你在學會做學問前，先要學會做人”，可是在盧埃林的演講中，教師要教給學生的，是未來執業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而學生在法學院的幾年時間裏，即便是把全部時間都投入到學習中仍似乎不夠用，哪兒還有時間做別的事？老師可能長於自己的專業領域，至於學生如何“做人”，靠學校教育是遠遠不夠的，也是不少老師力所不逮的。
我們每個人都受過多年的學校教育，也經歷過許多老師的教誨，有時老師在某個特殊情境裏説過的一句特殊的話，當這句話正好契合了學生的心理時，就能很好地起到“解惑”的作用，那種醍醐灌頂後的豁然開朗，可能使學生受益終生。多年以後，當師生聚首，學生當面表達對老師的謝意時，“師者”可能早已忘懷，這種説者無心而聽者有意，正是教育“潤物細無聲”的最好詮釋。
上個月底，筆者上高中時未分文理班之前的班主任王老師去世了，大家在同學羣裏表達懷念與哀思。據在老家張羅葬禮的同學説，王老師在他七十三歲生日時，就為自己寫好了輓聯，“終身執教嘔心瀝血育人桃李天下，天賦耿直磊落誠實處事無愧人間”。讀後不禁大慟。除了知識外，老師能教給學生的，應該就是後面的這一句，而這一點則有賴於老師的言傳身教，更有賴於學生個人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