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戰場上，子彈是必不可少的，而子彈也是戰場上最方便攜帶且殺傷力最快的利器。1808年，紙火帽被法國人巧妙應用，同時結合了針尖發火的技術。在1817這一年，美國人艾格又想到將擊發藥放置壓入銅盂中，火帽對於後膛裝填射擊武器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並且由此才能將發展的進程提得更快。自此，不管是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具備作戰要求，都會對子彈進行大量的開發，由於現代戰場的先進性及特殊性，可能需要損耗幾十萬顆子彈才能造成一個敵人的傷亡。但是研發的道路是不會停止的，各式各樣的子彈也會相繼生出，且現在很多國家都具備製造子彈的條件，所以他們的供應量是十分足夠的，因為我們都知道一個道理，一旦某件物品可以實現大批量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子彈是不貴的，可是它對一個士兵而言，有時候就是自己的生命。如果以製作流程和步驟來看，有的子彈產量大，有的子彈產量低，它們的成本也就不盡相同。那些一次性生產量很大的彈藥，成本都比較低，雖然全威力步槍使用的子彈，尺寸偏大而且造成的殺傷力也大，但是也達不到10元錢的造價。比較起來，狙擊槍的子彈和步槍不一樣，是專門製造的，價格自然也貴得多，對比全部子彈，其中最貴的子彈，也是狙擊步槍使用的，因為它們的子彈都要求是高精度的，而且是特製的，普通的子彈只需要幾塊或者幾十塊的話，它可能要上百上千，對比導彈，還是這些子彈要便宜點。不過，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子彈的價值更多的應該是金錢以外的東西，拋開造價和成本，你應該想的是，它被射擊後，究竟能創造多少價值。至今最貴的子彈，不是幾千元的狙擊步槍子彈，而是對李鴻章用的那顆，價值難以估計。
現代人對於清朝總是有着諸多的看法，甚至是批判，認為它落後且腐敗，畢竟當時的清政府簽訂了各種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似乎我國的歷朝歷代中，找不出第二個這樣屈辱的朝代了，曾經的大清王朝也曾有過無比輝煌的時期，但後來開始逐漸走向沒落，尤其是晚晴時期，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我們逐漸喪失主權，那是一紙紙屈辱的心酸血淚史，所謂的晚晴時期，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清朝正式滅亡的這段時期，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也都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的，無論是戰爭勝利還是失敗，我們都被迫要簽訂條約。曾經自詡天朝上國的驕傲和自尊，蕩然無存，條約的簽訂涉及雙方，我國這時候勢必也需要有代表人物出面協商並簽字，而這個親自出面協商並簽字的就是為我們所熟知的李鴻章，他也由此成為了晚清‘簽字‘第一人。
李鴻章的外交能力在清朝政府中是數一數二的。在他出現以前，晚清時期的外交代表主要是耆英、桂良、奕忻等滿清貴族，而在外交能力上他們可遠不如李鴻章。李鴻章作為晚清時期的王公大臣其眼界認知與外交能力遠遠的超過了同時期的其他同僚。李鴻章雖然以儒家進士出身而步入仕途的，但他在為人處世上十分靈活，在其主持洋務運動的那段時間裏，他接觸到了許多西方國家的主權觀念以及當時的國際公法等近代理念；並且在一些留學歸來的幕僚，比如説薛福成、馬建忠等人的影響下，李鴻章可以稱得上是同時代的士大夫中最瞭解國際國際公法的人了，是在那個時期清廷數一數二的具有世界眼光的重臣。在當時李鴻章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也非常高，像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曾對其大力讚賞，還説他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晚清時期，清政府因甲午中日戰爭失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之時，李鴻章作為清政府的代表前往日本談判，日本政府在馬關條約的簽訂上可以説是獅子大開口，李鴻章只能在日本提出的要求下為清政府爭取更少的賠款，清政府沒有依照日方提出來的要求，談判便沒有辦法繼續推進。一次，李鴻章從談判地點回驛站途中，一名叫做小山豐太郎的日本人開槍刺殺了李鴻章，在這場刺殺中，李鴻章的臉被子彈擊中了，霎時間鮮血流了下來，這一槍幫了李鴻章的大忙，他直接選擇不簽字。李鴻章捱了日本人一槍，於是，日本不再是一開始高高在上的態度了，不管在什麼時候，兩國的使節都代表了雙方國家，這樣一來馬關條約還怎麼籤？李鴻章在日本受傷，怎麼想都不是一件好事。人已經受傷了，日本政府只能先道歉再説，李鴻章藉着這個送上門的籌碼，立馬要求日本減免一億白銀的賠款，一億白銀聽起來沒什麼，但是如果我告訴你，這些摺合成人民幣大概是1000億左右呢？因此害李鴻章受傷的這顆子彈，它的價值已經不能用價格來衡量，其真正的價值大概就是1000億人民幣吧。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看到自己因為中彈而讓清政府少賠了一億白銀之後，更説出了不如多來幾槍，甚至因此失去生命，都心甘情願，李鴻章的愛國之心也是天地可鑑的，只不過他挽救不了當時已經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府。
不曾想一枚子彈，有一天也能拯救清朝，並未清朝減免了一億兩白銀，但令人悲哀的是，自此以後西方列強就跟中了魔一樣，覺得清朝就是一個軟柿子，好欺負，更加變本加厲的向清政府索要各種土地和鉅額賠款，榨取清政府的價值，對於此時的清政府所面臨的的困境，我們或許只有兩個詞來描述，落後捱打和割地賠款。在6月9日，英國公使竇納樂與李鴻章、許應馬癸會面，在北京正式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歷經一輪輪艱難的談判協商以後，李鴻章對於要求香港只能“租借”99年，一直不鬆口，雖然軟弱的清政府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但當時的李鴻章等人心裏非常清楚，租期99年和租期100年的不同，因為那時的清政府其實早就聽説了國際上有一個通用的慣例，對於一國領土，就算是名曰“事實佔領”，但其實是説如果一個國家失去一塊領土長達100年，那麼100年之後當地居民可不受任何國家的約束，自行選擇自己的未來，這也就是為什麼李鴻章當時在與英國簽訂條約時，始終堅持租期為99年真是因為李鴻章的堅持，讓條約租期只簽訂為99年，這才有了後來香港的迴歸。
時代在不斷的進步，在突破了重重阻礙以後，迎來了新中國的崛起，偉大中華民族終於走向了獨立、自主的時代。那段被欺辱的時代已經成為了歷史，我們不再是其他人口中的東亞病夫，不再是受盡列強欺辱的中國，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中國。一位偉人曾對世人説過，歷史的車輪從未停止前進的步伐。經過漫長的摸索，我們迎來了破曉，哪怕雪災降臨，我們憑藉着堅強的毅力也能抵抗住嚴寒的侵襲。2020是是大步向前的一年，獲得了全面脱貧攻堅勝利的新中國以傲人的身姿，輝煌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認可。萬籟俱寂，共同傾聽這與眾不同的聲音，那是新中國的歡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