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罪惡終歸是犯下了，我們至少得對自己承認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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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出生於1894年的俄羅斯庫爾斯克州卡利諾夫卡，赫魯曉夫在接班人的淘汰賽中上位成功，面對斯大林的巨大功勳，深知要風光必須走反向道路一鳴驚人，不然只能一輩子在斯大林的陰影下，當初蘇聯幾個接班人都是以斯大林衞士的姿態才能進入接班半決賽的的，赫魯曉夫論資歷論與斯大林關係不佔優勢，而他沒有斯大林對國內外大勢瞭如指掌的治國才能。

斯大林對於列寧理論尤其新經濟有看法，但他和列寧一樣對沙俄恨之入骨，理解列寧推出新經濟的背景，在列寧簽訂《佈列斯特和約》時只有斯大林堅定站在列寧一邊。在赫魯曉夫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期間，他從根本上否定斯大林，此後實施去斯大林化政策，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蘇聯的各領域均為活化，尤其是文藝獲得解凍。

赫魯曉夫回答説：“如果你們考慮到我們黨是以民主集中的原則作基礎的，那麼我們作為黨的領導人就沒有權利不知道已經發生的事情。我們之中有些人對許多事情不知道，那是因為我們形成了這樣一種制度，即人們只把要你知道的事情告訴你，別的事情你一概不必多管。於是我們就不聞不同。

但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處於這種地位。有些人是知情的，有些人甚至在這件髒事中插了手。可是，儘管我們各個人對這些事情應負責任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作為17大以來的一箇中央委員，準備向黨承擔我的一部分責任——即使黨認為在專橫的做法被強加於黨的那一段時期內所有領導人都應受到責備，也在所不辭。”

這時，一直在旁靜觀的莫洛托夫開口了，他説：“你可知道將會帶來什麼後果？”伏羅希洛夫仍爭辯不休，説赫魯曉夫的設想是沒有必要的，而且如果這樣做，必然遭到黨對主席團成員的憤怒。他反覆他説：“是誰要我們這樣做的？誰説我們應該告訴代表大會這些事情？”

赫魯曉夫回答説：“沒有一個人要我們這樣做。可是，罪惡終歸是犯下了，是不是？我們至少得對自己承認這一點。人民將會發現那些事情，那是必然的；如果我們閉口不説，他們以後問起我們那些事情來，那他們就已經是在審判我們了。我不願意發生那樣的情況，我也不願意那樣被動地承擔責任。我寧願自己提出這個問題。”

最後，經過協商，雙方作了妥協。主席團決定：赫魯曉夫不是在正式大會上，而是在非正式的內部會議上另作一個專門報告，專門報告不以赫魯曉夫個人的名義，而是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赫魯曉夫同意不在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公開批判斯大林搞個人崇拜，而在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後，作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第二個報告。

2月24日深夜11時至25日凌晨，在克里姆林宮大廳舉行了一次未列入議程的內部會議，外國代表團沒有被邀請參加（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團長、黨中央書記貝魯特，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代表團團長、黨中央第一書記拉科西被邀請參加，這是例外）。出席會議的人員中有100名在30年代遭受迫害，現已恢復名譽、重返工作崗位的早年黨的活動分子，這份名單是由赫魯曉夫親自審定的。

大會由赫魯曉夫親自主持，並以第一書記的身份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這個報告即著名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在報告的開始時説：“現在我們要談的問題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形成的，它怎樣在一定的階段變成了一系列極其嚴重地歪曲黨的原則，歪曲黨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必須向黨的第20次代表大會報告一下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講了五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集體領導是蘇聯共產黨領導的最高原則，斯大林破壞了這一原則。赫魯曉夫説，集體領導是列寧為黨制定的布爾什維克原則，“斯大林與列寧不同。他不是耐心地對人們進行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依靠集體從思想上影響的辦法，而是用強迫的辦法。他拋開了列寧的説服教育的方法，從思想鬥爭走上了強迫命令的道路，走上了大規模鎮壓和恐怖的道路”。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濫用權力，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卻不徵求中央委員、甚至不徵求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第二個問題是個人崇拜的最大危害是破壞革命法制，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們遭受迫害。赫魯曉夫講道，當蘇聯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剝削階級基本上消滅、黨的思想敵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況下，斯大林採用了“人民的敵人”這個概念。“凡是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或者只是被懷疑有敵對打算的人，或者僅是受到誣衊的人，都可以被加上這個罪名，對他們橫施鎮壓，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都遭到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