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曾經紅極一時。他們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在紅衞兵中活動，呼風喚雨，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許多的大的造反、奪權事件的背後，都有他們的影子。可是，當時的人們、包括他們自己都沒有料到，大紅大紫的他們會於1967年栽了大跟頭，背上了“變色龍”、“小爬蟲”的名聲。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王力、關鋒、戚本禹何許人也?
王力，原名王光賓，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是在學校裏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後被黨組織派往東北軍中做黨的秘密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山東根據地急劇擴大，各方面事業也發展起來，他就被組織調往山東我黨辦的《大眾日報》任記者，用王力的名字發表文章。由於他能力強，頭腦靈活，文筆好，口才也好，受到了當時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的康生的賞識。康生幾次提拔他，不久，王力就擔任了中共山東渤海區黨委宣傳部的副部長。全國解放後，王力調往上海，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宣傳處處長。60年代初，王力被選派赴越南工作，一方面抗美援越，一方面接受鍛鍊。回國後，升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調到中聯部後，參加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談判，曾經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層領導人的重視。王力不光在做實際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筆桿子比較硬，曾經參與寫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決定以林彪的名義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此文的執筆者就是王力，而且，王力是在康生的指導下寫作此文的。林彪早就知道王力，但接觸不多。由於王力寫了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林彪便與王力之間有了一種親近感。從此，王力受到了林彪、康生這兩個中央高級領導人的賞識。在林彪、康生的推薦下，王力在毛澤東那裏掛上了號。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時，王力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關鋒本姓周，原名周玉峯，號秀山，他出生於魯、冀兩省交界的慶雲縣，少年時入慶雲中學讀書。抗日戰爭之前他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裏面幹了許多具體工作，由於他讀過書，有文化，喜歡寫作，組織能力也很強，又在做實際工作中受到了歷練，成績也很突出，因此受到黨組織的重視。在抗日戰爭緊張時期，他曾擔任中共樂陵縣委書記。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於1939年改名為關鋒。1944年，中國共產黨在山東省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得到發展壯大後，關鋒被調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從那時起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他一直在山東根據地做教育工作。1947年任山東回民師範學校校長，受到康生的賞識。全國解放後，關鋒的職務一再被提拔，1950年調任中共山東分局理論教育處處長。1952年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1955年擔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此校是中共中央黨校的基層學校，是培養幹部的重要部門，關鋒以筆桿子見長，他文章寫得好，文筆較為活潑，中央的一些秀才們就知道了他的名字。由於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薦，1956年，關鋒被調到北京來，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筆桿子。當時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有艾思奇、胡繩等要人，可見這個部門的重要性。1958年6月1日，中央創辦《紅旗》雜誌，關鋒被作為中央的幹部調入《紅旗》雜誌社，主要任務是編輯供毛澤東參閲的內刊《思想理論動態》。他編此刊時，寫文章和分析問題深入淺出，筆法也活，深受毛澤東的重視，不久他就被任命為《紅旗》雜誌的編委(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職務，中央一些高級別、理論水平較高的人才能擔任此職一一筆者注)。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把關鋒納入中央的革命派的一員，他很順利地就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
戚本禹祖籍是山東威海市，出生於上海，解放前是高中生。讀高中時，戚本禹就酷愛讀書，也愛寫文章。他接近進步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做了許多重要工作。這一點與姚文元的經歷差不多，區別只在於：姚文元在1948年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戚本禹則在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戚本禹年輕(18歲)，有文化(高中生)，他入黨不久就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團校去學習。他在中央團校學習結束後，被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看中，被選為田家英的助手，做資料工作。後被調到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任科長，行政上是18級。1961年，戚本禹被派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搞調查，回來後，他寫了一篇關於調查研究成災的信，田家英將此信轉呈毛澤東。毛澤東看後很賞識戚的見解，在信上寫了批語，轉發全黨。戚本禹從此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也在中央高層掛了號，在全黨出了名。戚本禹喜歡研究歷史，這一點與毛澤東的愛好相同。戚本禹寫的研究歷史的文章，特別是1963年他寫的關於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並與著名歷史學家羅爾綱展開論戰，更使戚受到毛澤東的賞識。毛澤東曾經稱讚戚本禹的文章寫得好，還在戚的文章旁邊批過字，贊成戚的觀點。當時，康生、陳伯達、江青也對戚本禹十分重視，因此，戚本禹很快就受到重用，被任命為《紅旗》雜誌歷史組的組長。“文化大革命”初期，田家英遇貶、自殺之後，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的地位，成了毛澤東的秘書(也兼任江青的秘書)，擔任中央秘書局副局長、中央辦公廳代主任。1965年12月，戚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此文受到毛澤東的重視。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時，戚本禹成為這個小組的成員。戚在中央文革小組中，也是能寫者之一。1967年《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一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成為攻擊劉少奇的重磅炸彈。在王、關、戚三人中，數戚本禹最接近毛澤東，也最受毛澤東信任。但由於王力的資歷較高，職務較高，他在三個人中，是第一號，是“挑頭的”。
王、關、戚在“文化大革命”中按江青、康生等人的意旨行事，與毛澤東的想法拉開了距離
王、關、戚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央文革剛成立時即進入中央文革了。當時的中央文革直接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書記處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中央文件，中央文革是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署名下發的。王、關、戚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的。但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聽從江青、康生、陳伯達的話，與江青、康生、陳伯達的關係十分密切，總是按照江青、康生、陳伯達的意圖做事。他們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到處呼風喚雨，鼓動造反派造反，他們的許多行為，是超出了毛澤東的想法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出於反修防修的良好願望，而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則是在“文化大革命”搞政治投機的分子，他們是想趁亂掌握更大的權力，滿足個人野心。因此，毛澤東與江青等人是有原則區別的。而王、關、戚出於個人目的，更多地是聽江青、康生、陳伯達的，這是王、關、戚最終得到被毛澤東下令抓起來的命運的關鍵點。
1967年上海發生一月奪權後，全國的動亂局勢更加嚴重。面對如此形勢，毛澤東想到了動用人民解放軍來穩定局勢。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經毛澤東批准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持支持革命左派羣眾的決定》。毛澤東當時認為，這是一個對全國局勢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他説:“黨政部門不行了，只有解放軍出來，擔負這個任務。”(毛澤東在1967年7月14日的談話記錄)。對毛澤東依靠人民解放軍穩定局勢的決策，林彪當時也是支持的。但當時，人民解放軍也受到了衝擊，又讓解放軍通過支左來穩定局勢，這是一個讓人頭痛的問題。1967年1月24日，徐向前到林彪家裏找林彪説:“軍隊許多高幹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的自殺，有些機關已處於癱瘓狀態，有的處於半癱瘓狀態，此次來京開會的幹部，心情都很緊張。”(史料見1967年1月24日林彪致毛澤東的信)林彪聽了徐向前的話後，表示與徐的看法相同，但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林彪沒有表態。第二天，即1月25日，林彪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轉述了徐向前反映的情況。恰好當天，林彪又收到了徐向前寫給他的信。徐向前在信中説:“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進行內部的階級鬥爭，因之必須要穩當點才好辦事。否則，軍隊不易控制，指揮失靈，副作用即會更大多了。”(1967年1月25日徐向前致林彪的信)林彪收到這封信後，當天即把徐向前、陳伯達、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找到他家裏來，共同商議，擬出了七條規定。這些規定中最關鍵的是指出:應該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這七條，當天就由林彪派人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這七條之後，十分重視。他對文字進行了仔細修改之後，加上了一條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作為《中央軍委命令》(簡稱“軍委八條”)發出。“軍委八條”發出後，軍隊立即行動，對動亂的地方進行軍管，對一些造反派壞頭頭進行了嚴肅處理，把一些帶頭衝擊軍事機關的壞頭頭抓了起來。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意圖，地方成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時，也以軍隊代表為主。這些措施，降低了造反派掌權和造反派為爭權而進一步打內戰的可能性，全國局勢一度穩定了許多。軍隊穩定局勢的決策，抑制了各地造反派製造動亂的行動，使一些懷有政治野心的造反派頭頭趁亂奪權的陰謀難以實現。加上解放軍在支左的過程中，必然要支持一派組織。對另一些軍隊認為不是左派的組織則不予支持，這就使地方一些造反派頭頭心懷不滿。他們的這些不滿和意見，通過王、關、戚反映到中央文革，又通過中央文革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了這些意見，擔心衝擊過軍事機關的造反派會受到很大壓力，於是，他讓林彪再起草一個對造反派寬大的軍委命令。林彪把這件事情推給了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的江青正想要鼓動造反派大鬧，因此，對此事很積極。她指定王、關、戚起草。王、關、戚早就對造反派受到壓制表示不滿，所以積極落實。他們三人在4月5日僅僅用了一上午就草好了一個《軍委命令》，報送江青，江青立即送毛澤東處。這個《軍委命令》共十條，核心內容是，軍隊對造反派羣眾組織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能隨便抓人，不準把羣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不論對左、中、右組織，都概不追究。毛澤東於4月6日當天就批發了這個文件(史稱“軍委十條”)。“軍委十條”和“軍委八條”是互不協調的。“軍委八條”着重強調軍隊的穩定，並通過軍隊的穩定來穩定全國局勢，而“軍委十條”則強調對造反派的支持，對沖擊過軍事機關的造反派組織也概不追究。這反映了當時毛澤東的矛盾心理:他既要支持造反派奪權，搞“文化大革命”;又要穩定全國局勢。
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心裏十分清楚毛澤東存在這一矛盾心理。他們利用毛澤東的這一矛盾心理，專門強調對造反派的支持，強調對那些搞動亂，搞武鬥，衝擊軍事機關等造反組織概不追究，繼續支持他們造反奪權。從這一點即可以看出，他們存在與毛澤東完全不同的動機。
此時，處在中央文革中的王、關、戚，正在緊跟江青、康生、陳伯達。他們知道，江青等人是搞“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只有跟定江青等人，自己才會有更輝煌的前途。因此，他們唯江青等人的指令是從，而在江青、康生、陳伯達三人中，他們更聽江青、康生的，後來他們連陳伯達的話也聽得少了。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再聽周恩來等老幹部的話了，甚至對老幹部們不理睬了。這對他們的人生來説，是一個重大轉折，發生這個重大轉折的主要因素，還是三個人的政治目的不純，個人野心使他們利令智昏，上了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賊船下不來了，這也是他們變質，最終身敗名裂的根本原因。
王力到武漢去“攪局”
王、關、戚緊跟江青、康生、陳伯達而離開了毛澤東、周恩來，很快就在行動上表現了出來，並闖下了引發“七二0事件”的大禍。
原來，在“軍委八條”發佈後，武漢軍區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但沒有得到軍隊支持的造反組織不高興了，他們和軍隊內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結起來，把矛頭指向了武漢軍區。2月初，這些造反組織強佔了紅旗大樓，接管了《長江日報》社。3月，武漢造反派貼出了“打倒陳再道”，“槍斃鍾漢華”的標語。面對造反派的進攻，武漢軍區並沒有手軟，他們把鬧事的造反派頭頭抓了起來，並宣佈解散“工人總部”等造反組織，同時組織抓革命、促生產，讓大批被打倒的幹部站出來工作，使武漢局勢好轉。但造反派不甘心，他們上北京串連，得到了北京一些紅衞兵的支持。進駐《人民日報》社搞所謂“監督《人民日報》”的北京的紅衞兵組織寫了一個《人民日報》社論稿:《正確對待革命小將》，交給王力審閲，王力對這篇社論稿進行了修改，還加了許多話，影射攻擊武漢軍區鎮壓紅衞兵的造反行動。4月2日，經王力批准，這篇社論在《人民日報》上刊發。《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非同尋常，它代表的是黨中央的態度，對武漢地區影響極大。正當此時，王、關、戚主筆起草、經毛澤東批准的“軍委十條”也下發了，這就使武漢軍區受到了很大壓力。相反，武漢地區的造反組織卻備受鼓舞，他們直接到軍區支左辦去貼大字報，矛頭直指武漢軍區。江青也在人民大會堂發表講話，支持武漢的造反派。在這種情況下，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提出要向中央彙報武漢的情況。4月19日，周恩來在釣魚台主持彙報會，聽取陳、鍾二人的彙報。通過彙報，周恩來瞭解了武漢地區的真實情況，指示中央文革小組要出面做武漢地方造反派的工作。江青原本答應做武漢造反派的工作，但她第二天卻藉口4月19日的會議情況被泄露，不僅不做武漢造反派的工作，反而刁難陳再道、鍾漢華二人，繼續支持武漢造反派與武漢軍區作對。在江青的背後支持下，武漢地區武鬥不斷，造反派們對支左的解放軍進行謾罵、毆打，他們鬧得更兇了。接着，中央文革支持被武漢軍區宣佈解散的“工人總部”，公開責難得到武漢軍區支持的“百萬雄師”組織。6月26日，康生起草、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出的電報，把武鬥的責任推給了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這就引起了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的不滿。武漢地區的動盪、武鬥局勢更加嚴重。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
1967年7月15日，毛澤東親自到武漢去了解情況。王力是聽到毛澤東要去武漢的消息後主動要求去武漢的，也是向毛澤東彙報情況的主要人員。王力在向毛澤東彙報情況時，對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進行了攻擊。毛澤東在武漢聽了彙報之後，做出了一個調和各方面關係的指示：要給“工人總部”平反，要求武漢軍區對“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兩大造反組織都要支持，毛澤東還説:陳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會擁護陳再道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做陳再道的工作，讓他承認在支左中犯了錯誤，但同時表示要保陳再道。經過毛澤東和周恩來做工作，武漢地區的局勢和緩了下來，陳再道等人的心裏也安穩了一些。但王力卻對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樣處理問題心懷不滿，他和江青、康生站在一起，意圖是專門支持“工人總部”。他們心裏也明白:這樣做，會引起兩大造反組織的更大矛盾，甚至發生武鬥，但他們要的就是這個結果。他們就是要衝垮武漢軍區，在足以影響全國的武漢市，製造更大的動亂。進而搞亂全國。
王力是7月13日從成都出發前往武漢的。7月14日，他剛到武漢，就違背了周恩來不准他公開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報，並有意在湖北大學校門口下車，與造反派談話，公開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漢的造反派舉行大規模遊行，稱王力是中央派來的親人，歡迎他到武漢來解決問題。隨後，王力便以中央“大員”的身份，陪謝富治與陳再道等人談話，向陳再道和其他武漢軍區領導人施壓。7月17日，王力還跑到“百萬雄師”的總部去，把“百萬雄師”頭頭的名單弄到了手，並公開指責“百萬雄師”搞武鬥，嚇唬“百萬雄師”，要求“百萬雄師”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別人。這一下，把“百萬雄師”激怒了。7月18日，“百萬雄師”公開貼出了反擊王力的大標語。但王力卻不收斂，反而步步緊逼。7月18日，王力繼續在武漢煽風點火，挑動造反組織之間的矛盾。他於18日晚上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總部，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標。7月19日，王力在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大會上講話，趾高氣揚地訓斥陳再道等人對“文化大革命”一點也不瞭解，“我要像給小學生上課一樣，從一年級的第一課給你們講起。”接着，他從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講起，從下午2點一直講到晚上11點還沒有講完。他在講話中，把武漢軍區説得一無是處。他還説:“百萬雄師”是陶鑄的官方組織(此時陶鑄已經被打倒—筆者注)，是破壞工人運動的組織，而“工人總部”則“造反有理”。王力的武漢之行以及他的一系列活動，完全打破了毛澤東、周恩來做武漢穩定工作的部署，純粹是“攪局”。
武漢羣眾首次喊出了“打倒王、關、戚”的口號，但王力有驚無險。回京後，王力同關鋒、戚本禹變本加厲攻擊武漢軍區
王力講話的消息傳出去以後，“百萬雄師”不幹了。“百萬雄師”立即出動，一部分人在漢口遊行示威，另一部分人分乘數十輛卡車衝進武漢軍區大院，質問軍區幹部:王力憑什麼把擁有120萬人的羣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憑什麼把另外的造反組織封為左派。武漢軍區支左沒有錯，陳再道、鍾漢華為什麼要承認犯了路線錯誤，在這種情況下，武漢軍區領導要王力出面接見“百萬雄師”的代表。可是，王力只是冷笑了幾聲，拒不接見，這就使事態進一步擴大了。
7月20日凌晨，“百萬雄師”2萬餘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分乘27輛大卡車和8輛消防車，湧進武漢軍區大院，高呼口號，並質問王力為什麼説“百萬雄師”不是革命組織，如不答覆，明天全市罷工，“百萬雄師”要在軍區呆一個月。20日上午7時，“百萬雄師”羣眾衝進謝富治的房間，把王力抓走，拉到武漢軍區大院4號樓，要求他回答問題。接着，“百萬雄師”調出200多輛汽車，出動數萬人，在武漢市遊行。武漢軍區、湖北省軍區、武漢市人武部和獨立師近千人也乘車並架起機槍參加遊行，公開和“百萬雄師”站在一起，遊行隊伍高喊口號:“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打倒王力”“王力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當天下午，“百萬雄師”召開七萬人大會，向王力示威。7月21日、22日、23日，又連續舉行示威遊行。遊行羣眾在後幾天還喊出了“毛主席受矇蔽”，“打倒王力”“打倒關鋒”“打倒戚本禹”“江青靠邊站”等口號，貼出了類似標語，矛頭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羣眾也舉行示威遊行，支持武漢的“百萬雄師”。這件事，史稱“七二0事件”。
王力在武漢支一派壓一派，直接點燃了“七二0事件”之火，攪亂了毛澤東、周恩來要安定武漢的大局，而此時王力在哪裏呢？原來，他被羣眾抓走之後，就被軍隊要了回來，後來，按周恩來的指示，被武漢空軍的劉豐保護起來，於7月22日派飛機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後，江青等人為了表示對王力的支持，也為了樹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組織了許多人到機場迎接王力。迎接王力時，關鋒和戚本禹也去了。三個在“文化大革命”中紅極一時的人物相互擁抱、握手，表現出很深的“感情”來。同類相憐，三個人在機場談了許多。接着，在武漢被嚇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擺出一副英雄的樣子，在機場以“凱旋者”的身份，乘車回到了釣魚台中央文革辦公的地方。
王力回北京後，並沒有安分，他和關鋒、戚本禹一起，多次接見紅衞兵和各造反組織，介紹“七二0事件”，把責任都推到了陳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紅衞兵對陳再道的義憤。王、關、戚在此後的各種講話中，還把“七二0事件”説成是“陳再道搞兵變”，是“反革命暴亂”，並指使紅衞兵到各地去串連，貼傳單，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立即喊出了“打倒陳再道”的口號，貼出了同樣的標語。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這樣一搞，使北京和各地的軍隊也不明真相。7月22日，海軍駐武漢部隊也表態，要打倒搞兵變的陳再道。東海艦隊還發表《嚴正聲陰》説:我們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亂。空軍部隊也表示:武漢軍區出了大問題，有鬼。武漢軍區的29師則宣佈脱離武漢軍區。王、關、戚還到處演講，宣傳陳再道搞兵變。他們向林彪寫了一個材料，説武漢有發生兵變的危險。林彪聽後也相信這一説法，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派邱會作飛往武漢，讓毛澤東迅速離開武漢。陳再道到北京開會時，被王、關、戚指使造反派圍困在京西賓館，北京的一些軍隊造反派也衝進京西賓館，要找陳再道“辯論”。後經周恩來指示傅崇碧保護陳再道，陳再道才免除了被造反派和北京部分軍隊抓走的危險。一時間，軍隊內部發生了種種猜疑和矛盾，使軍隊出現了混亂的跡象。
王、關、戚還嫌亂得不夠。他們三個人一同去向江青彙報，要在北京找陳再道辯論。江青聽後，馬上去找周恩來，逼周恩來召開一次讓王、關、戚與陳再道面對面辯論的會議。周恩來沒有辦法，只好在7月26日召開了一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請陳再道和鍾漢華在會上談一談。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沒有讓王、關、戚參加這次會議，但他們已經沒有必要參加這次會議了，因為經過他們造謠、鼓動，北京的許多造反組織和一些部隊都認為陳再道要搞兵變了，陳再道已經有口難辯，處於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這次會上，大家對陳再道的質問集中在兵變問題上。有的軍隊高級領導人還指責説陳再道是鑽進革命隊伍中的蔣介石，武漢軍區是漢奸窩，“七二0事件”是反革命叛亂。當陳再道進行辯解時，他的領章、帽徽被撕掉，討論會變成了批鬥會。第二天，陳再道、鍾漢華被撤銷了職務。
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卻一直在做穩定局勢的工作。毛澤東從武漢飛往上海後，經過兩天的獨立思考，認定陳再道不是搞兵變。他在7月24日同楊成武進行了一次談話。毛澤東在談話中問楊成武:你過去認識不認識陳再道，這個人怎樣，楊成武回答説以前不認識，解放後才認識的。這個人不錯，我們關係也很好。毛澤東又問楊成武:你對武漢的事情有什麼看法，他會反對我嗎？楊成武回答:主席，誰也不會反對你，老紅軍、老幹部、老黨員、老百姓，都把你當成大救星，軍隊裏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幹革命的。毛澤東説:是啊l我也是這樣想啊，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如果陳再道、鍾漢華要整我，我們從武漢也出不來啊。接着，毛澤東指示楊成武:告訴周總理，把陳再道、鍾漢華等接到京西賓館去，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承認，二是注意學習，三是注意安全。(參見《楊成武將軍自述》289,290頁)7月25日，毛澤東代中央起草了給武漢軍區黨委的覆電。毛澤東在電文中稱陳再道為同志，只這“同志”兩個字，就保住了陳再道和鍾漢華。
但王、關、戚卻總覺得沒有把陳再道置於死地，不過癮。同時，他們更感到不把軍隊內一大批人打成走資派，達不到天下大亂的目的。8月1日，王、關、戚共同策劃，由林傑起草了一篇《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一一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週年》。這篇社論中歷數了軍內走資派，並把揪軍內一小撮當作“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大方向。這篇社論發表後，毛澤東於8月12日在上海看到了。此時的毛澤東正想通過人民解放軍來穩定全國，他不能允許再把解放軍搞亂了。因此，他看了這篇文章後十分生氣，在文章上面批道:“大毒草”，“還我長城！”毛澤東的批示傳到北京後，王、關、戚等人要把陳再道置於死地的陰謀沒有得逞，他們心中驚慌了一陣。但他們心裏想，他們是江青、康生信任的人，有驚無險，於是又大肆搞起製造動亂的活動來了。
衝擊外交部，王、關、戚的行動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注意
早在毛澤東寫上述批示前的8月上旬，王力就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製造動亂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們覺得周恩來直接領導、陳毅任部長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時，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關、戚的策劃下，組成了千人的“揪陳大軍”，要揪鬥陳毅，並且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8月7日，王力約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動他們奪外交部的權。王力在談話中説:“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現在外交部還是原班子人馬，原封未動……還是三結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為主體。”他在講話中還煽動説，要打倒陳毅，封閉外交部黨委、政治部。他還説:“外交部嚇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部就這麼難，我看處理紅衞兵內部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衞兵就不能幹外交？”“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威風”“文革小組對革命造反派總是支持的。你們有什麼過火，我沒有看出有多少過火的地方。”誰都知道，當時在王、關、戚三人中，王力是挑頭的，王、關、戚三人是連在一起的。王力的講話代表了他們三個人。不光如此，王、關、戚的意見，在當時也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因此，王力的話，煽動性極大。在王力的煽動下，外交部的造反派衝擊並砸了外交部，宣佈奪了外交部黨委的大權。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紅衞兵衝擊並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引起了英國的抗議，造成了極壞的國際影響。
王、關、戚此時的行動，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想法和行動已經越來越遠了，二者之間已經在本質上不同了。此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在努力做穩定局勢的工作。毛澤東在1967年8月16日同兩位外國專家談話時就設想，“文化大革命”搞三年總可以夠了，到第三年就是掃尾了，因此，要穩定局勢，到1968年至晚1969年，就要實現全國的全面穩定。為此，毛澤東在9月4日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指出:要發出一個不許搶槍的命令。要解放一大批幹部。他還批評説:有的“四大”搞得很慘，“何必那麼搞？”(1967年9月4日毛澤東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的講話記錄)9月9日。毛澤東同楊成武、張春橋、餘立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指出:‘大聯合”是解決各省問題的關鍵。他要求做穩定局勢的工作。他擔心，“文化大革命”如果搞得不好，會出現辛亥革命以後那種全國混亂的狀況，長期分裂。他還説:紅衞兵把老幹部揪多了，奪權奪多了。他説:對幹部整得過分了，搞噴氣式、罰跪、捱打、掛牌子。他説:“要告訴造反派的頭頭:你們現在正是犯錯誤的時候。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育他們。”“現在有點嚴肅、緊張有餘，團結、活潑不足。要講團結。在一個工廠裏都是工人，為什麼要分兩派，我想不通。”他還説:“在武漢開會，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談話時，王力好凶啊，好凶啊！”此時，周恩來也在努力做穩定局勢的工作。在武漢時，周恩來就盡全力做羣眾組織的工作，以促進團結，當王、關、戚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要把陳再道置於死地時，周恩來親自把陳再道保護起來。當王、關、戚鼓動外交部造反派揪陳毅時，周恩來親自出面保護陳毅。
而王、關、戚的行動，已經與毛澤東、周恩來的行動背道而馳了。這必然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的注意，也使毛澤東與周恩來開始對他們進行重新審視了。
周恩來最先認定王、關、戚是壞人，毛澤東親自做出對王、關、戚抓兩個、看一個的重大決策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王、關、戚是壞人。前文已經提到，王、關、戚都曾經受到毛澤東的賞識。當時，毛澤東曾經批評過王力，他説:“在武漢，我同你們談話時，當時王力的態度就很兇。我們有個錯誤，第一天到武漢就應找陳再道做工作。”他還説:王力“沒有先做好部隊的工作，然後再去做好兩派的工作。沒有好好進行調查研究，下車伊始就哇裏哇啦地叫，這種人沒有不犯錯誤的”。他又在一次談話中説:“前一次王力他們解決百萬雄師就是不聽我的，不先同部隊講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羣眾中去表態，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個馬蜂窩，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們搞得太兇了。”毛澤東那時只是認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對，並沒有認識到王力以及關鋒、戚本禹三個人是壞人。
後來，王、關、戚的本質進一步暴露了，這就使周恩來對他們有了新的認識。周恩來是通過王力在8月7日約見外交部造反派的講話中認定王、關、戚是壞人的.8月7日，王力在約見外交部造反派時的講話內容，很快就被整理成文字，送到周恩來處。周恩來看後，認定王、關、戚居心不良，他們是想搞亂國家的壞人。但周恩來知道江青、康生、陳伯達與王、關、戚的關係，知道中央文革的地位。同時，周恩來當時還不瞭解毛澤東對王、關、戚到底是個什麼態度。因此，周恩來沒有急於表態，他還在看。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關、戚的鼓動下，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的行動，更堅定了周恩來對王、關、戚的認識。8月25日，周恩來單獨找楊成武談話。他在同楊成武談話時，談了他對近來全國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還特別談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談話，談了關鋒起草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所提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他説: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後來説過，他當時已經認定王、關、戚是壞人，他們這些“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機會，來操縱羣眾運動，分裂羣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83頁)周恩來還把王力8月7日講話記錄稿交給楊成武，要他送給毛澤東看。
8月25日，周恩來同楊成武談話之後的當天上午，楊成武就飛赴上海，向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的意見，並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聽了楊成武的彙報之後，雙眉緊鎖。他讓楊成武去休息，説自己要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把楊成武找來，對他説:“你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楊成武安排好飛機後，回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喝了一口茶，説:“我考慮好了，我説你記。”楊成武準備好筆和紙後，毛澤東説:“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毛澤東説完，把楊成武的記錄拿過來過目後，説:“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當楊成武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説:“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史料見楊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43-45頁)這就是毛澤東親自做出的對王、關、戚抓兩個、看一個的重大決策。
在特殊情況下，周恩來親自佈置，迅速而巧妙地解決了王、關、戚問題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即乘飛機飛往北京。當天到北京後，立即趕赴釣魚台，單獨向周恩來彙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聽後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周恩來當時的考慮是：王、關、戚還是中央文革成員，抓他們不是一件小事;同時，王、關、戚深受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任，他們會保護王、關、戚的，如果只由周恩來單獨行動，抓王、關、戚，江青、康生、陳伯達會鬧事。只有通過開會的辦法，在會上把毛澤東的指示説清楚，才能動手抓王、關二人，並讓戚停職檢查。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就不敢鬧事。周恩來又考慮到，可以事先爭取一下陳伯達。因為周恩來知道，由於王、關、戚過於接近江青和康生二人，與陳伯達已經面和心不和了。於是，周恩來預先在釣魚台單獨和陳伯達談了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決策。這樣，就把江、康、陳三人分化出一個，處理王、關、戚就會順利一些。
做好這些事情後，周恩來讓秘書通知:中央要開一個小型碰頭會，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然後，周恩來讓秘書在釣魚台安排十幾名中央警衞局的警衞守候在會場外，準備執行帶走王、關二人的任務。執行這個任務，有十幾個警衞已經足夠了。這一切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
準備停當後，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頭會準時在釣魚台召開，周恩來主持會議。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來參加會議了。雖然不久前有毛澤東批評《紅旗》雜誌社論中“揪軍內一小撮”的事情發生，但王、關、戚並沒有感到有太大的壓力。因為他們把責任都推到了林傑身上，覺得自己是沒有問題的，所以，這一段時間以來，他們照樣鼓動造反派們搞動亂，絲毫沒有收斂的跡象。他們不知道，這一天是他們政治生命結束之日。會議開始時，周恩來説: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定。接着，周恩來照楊成武記錄的毛澤東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讀。隨後，周恩來一字一板地宣佈: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讓他們“請假檢討”，戚本禹停職寫檢查。“請假檢討”，是周恩來經過考慮之後發明的一個詞。周恩來考慮了各方面的關係，特別是王、關、戚的特殊身份，用這個詞來代替“隔離審查”或者“關押”的用詞，比較合適。聽到周恩來宣佈之後，王、關、戚臉色大變。江青、康生的臉色也大變，他們都好半天説不出話來。但是，由於周恩來宣佈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們誰也不敢反對。此時，在會場外的中央警衞局的戰士走進屋子裏，把王力、關鋒帶到他們“請假檢討”的地方去了。
王力、關鋒“請假檢討”後，戚本禹整日心神不寧。他心裏清楚，王、關、戚三個人是捆在一起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三個人一起上竄下跳，許多壞事都是他們三個人共同乾的。王、關被“請假檢討”，他自己的日子也好過不了。但他還抱着一線希望。他想，毛澤東對他很賞識，此時，毛澤東可能會出面保他一下。但是，他想錯了。毛澤東此時雖然為了分化王、關、戚，採取了抓兩個、看一個的策略，但毛澤東肯定是要把王、關、戚的問題一起解決的。而且，毛澤東確實已經對戚本禹十分不滿了。
在“文化大革命”那種特殊環境下，中央也無秘可保，很快，全國各地造反派，特別是北京的造反派組織，都知道了毛澤東決定把王力、關鋒抓起來，並且對戚本禹已經十分不滿的消息。這個消息在1967年底傳遍了北京大街小巷。於是，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組織，特別是對王、關、戚不滿的造反派組織，在12月底，把“打倒戚本禹”’“戚本禹滾出中央文革”的大標語貼滿了大街小巷。早就對戚本禹不滿的陳伯達也順水推舟，於12月在《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談話説:在《紅旗》雜誌，除了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外，所有人的問題都可以揭。這等於暗示《紅旗》造反派打倒戚本禹。北京打倒戚本禹的口號聲日益多了起來，江青也保不住他了。1968年1月14日，中央又一次開了一個小型碰頭會，會上決定:對戚本禹實行“請假檢討”。接着，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在各種紅衞兵的傳單上，在各地的街頭標語上，都出現了“打倒王、關、戚”的口號。當時，許多紅衞兵小報上，把王、關、戚稱之為“變色龍”、“小爬蟲”。“王、關、戚事件”迅速傳遍全國，這對處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中國政壇，發生了重大影響。影響之一是:中國許多有政治頭腦的人開始對極左那一套產生了懷疑，他們產生懷疑的理由很簡單:中央文革裏也出了壞人了，那麼，過去在中央文革指導下的一切造反行動，就值得懷疑了，而且，搞“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機關也不可靠了。影響之二是:那些過去聽從王、關、戚指揮的紅衞兵及各地的造反組織，看到他們過去的“老師”出了問題，在行動上也有了一定的收斂。影響之三是:過去被王、關、戚指揮紅衞兵和造反派所打倒的老幹部出了一口惡氣，他們中間有人敢於站出來説一點話了。影響之四是:相對來説，軍隊穩定了，外交部門穩定了，因為王、關、戚就是由於衝擊軍隊和外交部而被抓的，從那以後，造反派們不再敢衝擊軍隊和外交部門了。這兩個部門的穩定，保證了動亂中的中國沒有走到分裂的地步，中國的外事活動也能進行了。
但是，王、關、戚畢竟只是江青等人的手下干將。他們倒了，但江青一夥還在活動，還在繼續製造動亂，他們篡黨奪權、亂黨亂軍的行動並沒有停止。中國從那以後，又走過了一段漫長的曲折道路。
有意思的是江青、康生、陳伯達在“王、關、戚事件”中的一些表演。王、關、戚本是江青、康生、陳伯達的親信，是他們手下的干將，但當王、關、戚翻了船後，江青卻多次在羣眾大會上説:王、關、戚是壞人，是我最早看出來的，是我把他們揪出來的。康生則更為陰損，他來了一個落井下石，直接給他自己過去親自提拔、推薦的王、關二人扣上了“國民黨特務”的帽子，給戚本禹扣上了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陳伯達在中央解決王、關、戚問題前，從周恩來那裏知道了毛澤東的決策後，厚着臉皮，跑到王力那裏，把他以前給王力寫的對子“十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要了回來。在後來批判王、關、戚的會議上，江青、康生、陳伯達把過去在中央文革指揮下乾的一切壞事、出的問題，一股腦兒，全推到了王、關、戚的身上，從他們的這些行為上，也可以看出他們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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