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出生的蔣逸雯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奇怪”的小孩，她很難把自己塞進尋常的軌道。
小學三年級，她從四川轉學到廣東，課上老師講粵語，她聽不懂，會直接舉手説“能不能説普通話？”初二暑假，她給班主任打電話，大段陳述自己不想補課的理由，把老師説得“腦子嗡嗡”，成了班裏唯一沒補課的人。高中，她在班裏穩居前3名，但總在考試時哭。
“只要學不死，就往死裏學”的標語、隨處可見的排行榜、不斷播放的鈴聲，都讓她難受。她説話慢條斯理，動作也慢，但學校裏幹什麼都要趕時間。宿舍8個人共用一個浴室，每晚共有40分鐘洗澡時間，別人用5分鐘可以洗完，蔣逸雯要用近10分鐘，室友為此告到了班主任那兒。
在那所“當地最好的”高中——資陽中學，自習課上攝像頭轉動，一旦小動作被捕捉到，全班都要多上一節課，原本單週只有一天的假期又少45分鐘。因此，高中同桌李玥陽很難扭頭去關注蔣逸雯在幹什麼。除了哭，蔣逸雯總在寫日記，休學後回去那段日子直接寫“很想死”。初中同學李美琪每週都會接到她從學校電話亭打來的電話，一説就是半小時，話題越來越集中——她倆都不想上學了。
2017年6月15日，在經歷了休學、轉文科後，蔣逸雯還是無法適應。那天晚自習下課，她在課桌上給老師留下一封信，混在走讀生的隊伍裏，心情平靜地離開了學校。
“人是不一樣的，不是嗎？讓他們捲入同樣的模式，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他們，是不公平的。”“我不奢望老師能夠理解我”“僅僅是接受它的存在就好了”。
母與女
詹敏在出差途中接到了女兒來電，女兒説，在給學校的信裏留了詹敏的電話。詹敏説：“你既然為自己作了這麼大決定，就不該留我的電話。”蔣逸雯解釋：“老師會覺得家長的話比較有分量。”詹敏説：“那你就應該告訴他們，你家長的話沒有分量。”
這就是詹敏和蔣逸雯相處的方式。她們常籤書面協議，規定雙方權利義務，例如零花錢要怎麼花。詹敏對孩子發了脾氣會道歉，從不逼她學不喜歡的東西，買來書，也只是“鼓勵”她讀。蔣逸雯從小就養成了維護自己權益的習慣。課上舉手詢問老師是否能説普通話，詹敏覺得很自然，因為她一直是這麼教的。
詹敏是個特立獨行的媽媽，她生於1975年，中專畢業後進了國營化工廠做機牀維修，工廠倒閉後進光盤廠打工，自己花錢去學攝影、英語、計算機。2003年她就買了台式電腦，那時候論壇很火，2004年她在中國光盤論壇發帖，發起一個“為鄉村失學兒童捐款”的倡議，得到幾十人響應。詹敏就此開始了公益生涯。她聯繫起這些人，拿到捐款，聯繫助學機構，資助鄉村孩子讀書。再後來，詹敏和另一位創始人一起發起了“麥田計劃”，又發展成麥田教育基金會。剛做公益時詹敏收入比在工廠裏低，而且那時把公益作為職業的人“少之又少”。幾乎同一時期，她和蔣逸雯的爸爸離了婚。
在蔣逸雯記憶裏，五年級後，媽媽就不再做飯。她初中時，一個月裏有20天詹敏都在外地出差，週末蔣逸雯不想回家，拿着200元零花錢在城市裏遊蕩，去電影院、咖啡館、茶餐廳泡着。為了有人陪伴，她總是花錢請同學吃這個、玩那個，有時甚至會找自己不喜歡的人玩。
李美琪蹭了她不少飯。她每次和蔣逸雯一起回家，都覺得那“不像個家”，很冷清，東西亂糟糟擺放着，廚房裏也沒有開火必備的鍋碗瓢盆。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是，她們兩個小孩打算在蔣逸雯家做蛋花湯，拿出一個雞蛋，最後做得很難吃。“很慘那種感覺，像兩個乞丐”。 蔣逸雯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性格。“缺愛這個話題，從我們認識就在聊。”李美琪説。
但是，蔣逸雯“站在媽媽的肩膀上”，獲得了超越同齡人的見識。詹敏身處公益圈，身邊有很多“不走尋常路的人”，40歲還保持着單身的女性、大學退學的公益人。蔣逸雯和詹敏不夠親近，卻喜歡詹敏身邊有思想的朋友，很小的時候就和他們討論哲學問題。這些成年人很尊重蔣逸雯，一直用平等的姿態和她對話。
詹敏工作能力快速提高，成為別人眼裏的“女強人”，“麥田”發展成一個在90多個城市有志願者團隊的公益組織。做公益的人收入不會太高，她們至今沒有房子，但蔣逸雯在高中前已出過國，參加過徒步旅行、公益籌款，認識國內外的大學生朋友，説一口流利的英語。初中時她對李美琪説要學泰語，李美琪覺得新奇，“從來沒聽説過”誰要學泰語。蔣逸雯記得小學四年級時第一次跟着詹敏來到安徽農村，這裏新成立了一所麥田小學。她記得，志願者從大巴車上下來，“所有人都認識我媽，所有人也都知道我”。
有同齡人羨慕她有這樣開明的母親。但李美琪的媽媽不想讓女兒和她玩。有次她們出去，這位母親在背後偷偷跟蹤，李美琪發現後，和她大吵一架。
“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聽説蔣逸雯從學校逃走，她高一時的班主任“生氣極了”。這位老師很年輕，蔣逸雯是他帶的第一屆高中生。蔣逸雯高一在理科班排100多名，按照資陽中學往年的升學情況，如果保持住這個排名，她能被一所“985”高校錄取。他曾評價蔣逸雯“太淘氣了！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但蔣逸雯那封措辭工整、言辭懇切的信在傳遞，這不是一個青春期少女的短暫出逃，她做好了承擔代價的準備。除了母親手機號，她留下家裏的電話號，並附文“明天我會盡量全天候在家等電話”。
詹敏的工作是資助貧困少年兒童完成基礎教育，自己的女兒卻沒讀完高中。有同事言語間表達不理解，“不上學怎麼行呢，還是要上學啊”。但詹敏最終接受女兒退學的理由是，女兒學習能力很強，只是不喜歡傳統學校。她提醒過蔣逸雯，家裏沒有條件讓她出國，“這會是一條比別人的路更難走的路，我沒有任何資源能給你。”
真實的世界向這個17歲的女孩徐徐展開。
休學後她先去上海待了一陣子，在麥田教育基金會的辦公室住。起初她對金錢沒有概念，辦公室其他工作人員做飯，她也跟着吃，沒掏過錢。直到有一天一個叔叔跟她談話，説她在這裏住着，吃也不用掏錢，住也不用掏錢，家務也不主動做。蔣逸雯才意識到，這些小事都有成本。
正式退學後，她想去“環境好、有文化底藴”的小地方定居，最後“很隨機”定在了香格里拉，“覺得這裏夠偏僻了”。她把行李寄過來，找了客棧、酒吧做義工，可以管食宿。
一來到香格里拉，她就感覺舒服多了。“這裏的人、生活方式、空氣，都讓我覺得，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地方、這樣的生活啊。”前現代和後現代的元素在這裏交織。天空的藍、草原和樹林的綠、木頭和土地的黃，是香格里拉的三原色，建築低矮、視野開闊。當地少數民族居民和外來定居者組成了一個多元社會，少數民族語言和英語都能派上用場。這裏的人身份觀念不強，寬容、鬆散。她在這裏可以閒逛、去社區圖書館自學、去和僧人學藏語。而她為這個她眼中的“理想社會”承受的代價是，來這第一天就遭遇了騷擾，在手機屏幕這端看着對方説“要去開房”之類的話，嚇得腿抖。後來她平靜地説，這類事情“太多了”，“那也是我來到香格里拉首先打開視野的一面”。
2019年前，蔣逸雯把重心放在學習上，沒有太多目的性，她遠程找學習夥伴，學法語、日語、中國文化，去非洲參加公益項目——在當地社區給居民修廁所，教他們衞生健康知識、制定管理洗手間的方案。更多時候則純粹是玩，時間長了，她感覺自己像一個“沒錢人家的富二代”，做的事情都不為生存，“就剩開心了”。
她錯過了高中畢業會考，沒拿到高中畢業證，坦然接受了這一點，“我既然拒絕了高中的折磨，就不該索取高中學歷的保護。”2019年5月，她和媽媽簽訂了一份《成年過渡時期權利法案》，“2020年12月31日失效”。其間，詹敏每月支付她1800元生活費、800元的創業資金，擁有她10%的營業額所有權。這樣的協議，從初中開始，她們簽了五六份，以前蔣逸雯覺得自己是“甲方”，這次她很自覺地把自己寫成了“乙方”。
在詹敏看來，蔣逸雯要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存。蔣逸雯聽説一個朋友職高畢業進了工廠，沒什麼愛好、不怎麼花錢，已經要買房了，覺得“震撼”。她的性格中，“3分鐘”熱度是常態。16歲休學那年，她在廣州逛街時看到一塊厚實的軍綠色布料。她把那塊布買回來，沒有縫紉機，自己畫圖，一針一針地縫，用了一個月，做成了一件緊身“朋克風”夾克。詹敏看了那個過程，看到女兒一次次犯錯，又打上補丁，很是感動。蔣逸雯愛上了服裝設計，它創造性強，靈感會在很多時候到來：看到一幅畫、一處風景。做衣服過程中，蔣逸雯心會很靜，問題一個個出現，再一個個解決。這和她在學校的學習狀態完全不同。
2019年，她“開始把重心放在賺錢這件事上”。她去成都待了半年，一邊學服裝設計，一邊在一家青年旅社做前台。她是個盡職盡責的前台，存下人生中第一筆萬元存款。
2021年1月，蔣逸雯有了一間實體服裝工作室，年租金8000元。玻璃的牆面和天花板下，蔣逸雯在3米長的工作台前畫圖、製版、設計出20多件衣服，也根據客户要求定製，接100多件的批量訂單。藍天和紅色土房在玻璃牆外形成一道風景。她習慣起牀後慢悠悠吃早飯、看新聞，12點來到這，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剪裁的時候站着，縫紉的時候坐着，站着的時候很多，有時她抬頭看到鏡子裏的自己，“像個裁縫”，她很喜歡這個樣子。
蔣逸雯內心始終有很強的“邊緣”感，這投射在她的設計風格上。她喜歡帶有邊疆文化、西域風格的設計，給自己的品牌取名“關外”，“有一種漂泊感、不安定感，有異鄉人的感覺”，她一直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
叛逆和和解
以前讀高中時，蔣逸雯總在課上讀課外書，像避難一樣逃進張愛玲、海子、泰戈爾的世界。張愛玲能讓她看到“痛苦生活裏的一點美”，海子和泰戈爾是她的兩個極端，代表絕望和美好。
在她不知道的地方，還有很多不能適應應試教育的孩子逃向藝術。在衡水中學，一個經歷了休學、復學糾纏的女生最終在大學選擇了“藝術教育”專業，她説，她在藝術裏才學會了認識自我、接納自我。
退學、去香格里拉、做獨立服裝設計師，大家都覺得蔣逸雯是個叛逆的人，但李美琪看到的相反，“她很缺愛，需要一種穩定的東西。”很多人為了她的未來着急，詹敏有同事會覺得，在蔣逸雯身上“還沒看到清晰的方向啊”。但李美琪，這位蔣逸雯近10年的老朋友説，“這幾年雖然她沒幹什麼實際的事，卻是很有意義的一段時間。”
最近兩年，蔣逸雯發現自己不再那麼愛寫作了。小時候她有強烈的成功渴望，總覺得自己長大了“會是個名人”，她覺得自己從小就早熟，“一切應該都會比別人來得更早一些”。但這兩年，蔣逸雯接納了自己是個普通人。
她和現在的男朋友在一起，有人很驚訝，因為男朋友看上去“不愛玩”，是個安分的人。但蔣逸雯和他在一起3年，感情穩定。男友是外賣員，他們住在一年2000多元租金的公租房裏。蔣逸雯熱衷於佈置這個家，設計縫製了門簾、垂布，房間裏五顏六色，她甚至給冰櫃加上了一個好看的罩子。
2021年年初，她作為模特拍了一組成衣照片，她身高1.7米，身材瘦削，一雙丹鳳眼，一對銀色圓形大耳環、一頭長卷發。她穿着自己設計的深褐色絲絨材質的少數民族特色西裝，站在香格里拉牧場。1月，牧場一片光禿的黃褐色，圍欄內依稀可見牛羊。她的設計風格從“街頭一點、酷一點”走向更沉穩的方向，越來越偏愛厚實的布料，“也體現了我這幾年性格的變化”。
詹敏在反思對女兒的教育，“過分強調獨立”，讓女兒感覺自己不被愛。詹敏説，自己是個迴避型的人，在打擊教育中長大，不擅長建立親密關係，女兒8歲時總黏她，但她會嫌煩，總甩開。現在想到這些她很心痛。教育是她的工作，她不斷在學習和糾正自己。
蔣逸雯拋棄了傳統學校，幾年過去，當時的班主任回想起她時曾説，“學校的制度是理念和現實的平衡。”他想説理念不一定能完全落地。
做了半輩子基礎教育資助，沒有人比詹敏更懂得學校的意義。她知道，對於大多農村貧困孩子來説，多上一年的學，“不是簡單知識量的疊加，而是學習能力幾何式地增長。”初中畢業生和高中畢業，哪怕一樣去工廠打工，後者抽象能力更強，就更容易進入管理層。她見到過太多貧困山區兒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故事。
但詹敏也看到另一重矛盾。2010年之後，她發現經濟不再是農村孩子教育中最大的問題。以前學校推薦的貧困學生，在走訪核實中幾乎百分百能被認定為貧困，但現在，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符合要求。以往他們會在學校組成“麥田班”，但現在這樣的班級建立起來難了，人數湊不夠。詹敏覺得，教育不公平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即教育內容的不公平。在城市進行的教育創新如火如荼，遊學營、實踐課很多，鄉村學校卻保留着最傳統、最應試教育思維的教育方式。“小鎮做題家”“鳳凰男”，這些標籤都是對這些孩子的一種傷害。
2021年，詹敏從麥田教育基金會離職，想做教育內容上的創新。她來到雲南一所鄉村中學，在初中一年級做了半年的創新課程。教學生學習方法、自我認知，還設計了“真人圖書館”課程，邀請幾位老師講自己怎樣生活，怎麼接納自己，其中有作家、公益人士、辭職旅行的教師。
在課上，她讓學生自由書寫，看到一個女孩憤怒地在紙上狠狠劃拉。收上來後，第一頁看不清，第二頁寫着對老師的辱罵——曾有位老師冤枉了她。這個女孩家庭情況特殊，這次被冤枉的經歷讓她更難和人相處，會踩別的同學書包。詹敏收到那份作業，什麼也沒説，只是在上面寫“老師也曾經被人冤枉過，能體會到那種很憤怒的感覺”。後來，她看到那個女生一次不小心把同學的水杯撞倒，默默對着水杯説了聲“對不起”。
詹敏讓他們寫夢想。收到的答案有“上清華大學”“讓父母過上好生活”“把教養刻在骨子裏”。有學生問詹敏：“老師，你為什麼這麼寵我們？”詹敏説：“世界上就是有無緣無故的愛，不因為你學習好，也不因為你長得漂亮，就因為你是你。”
“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蔣逸雯家庭中的三代女性都圍繞着教育打轉。
外婆李春琴88歲了，生於物質匱乏年代，15歲才讀了小學一年級，後來她考上了大專，學校卻被撤銷，她被迫回鄉務農。李春琴不甘心這樣的命運，在那個年代，她近30歲還不結婚，到處做代課老師。有人休產假，需要人手，她就頂上，等人返崗，她“又灰溜溜地回來”，幾乎去了鄉里每一所小學。鄉里的人笑話她。後來她做了30年老師，轉成公辦教師，做了鄉村小學校長、中學老師，教出了縣長。她有大學夢，“我一輩子就是想讀書啊”。
在詹敏看來，母親把這種夢想全寄託在姐姐身上。詹敏是被忽視着長大的。因為沒有姐姐學習好，好吃的都要給姐姐，吵架了，“你是妹妹你要讓着姐姐”。詹敏初中畢業考試時是應屆生中全校第一名，但因為家裏條件有限，父母選擇讓中考全縣第二名的姐姐讀高中、考大學。高中時，姐姐想學文科，被父母逼着學理科，後來陷入抑鬱，在家學習了一年半，沒考上大學。出成績第二天姐姐就吞了安眠藥，被救回來。後來父母讓她去復讀，她嘴上答應下來，又在一個小旅館自殺一次。被救回來後，因為沒有及時干預心理問題，病情愈加嚴重，時不時會狂躁、打人。姐姐最後終生服藥，無法正常工作生活，現在被88歲的母親像小孩一樣照顧着。
姐姐成了家族裏“房間裏的大象”，沒有人敢提，但卻在詹敏心裏種下“很深的恐懼”。在教育女兒過程中，她總擔心自己管錯了，壓制她，有時可能也走向另一個方向，“自由有點過頭了”。
詹敏的童年就在一所鄉村小學度過。她看到了母親教育學生的方式。2016年在上海出差時，她接到蔣逸雯的電話，説要休學，詹敏第一反應是“我媽會怎麼看我，她會覺得我教育很失敗。”
蔣逸雯就讀的是和姨媽同一所高中，高中時由外婆照顧。外婆對蔣逸雯小心翼翼，比如“最怕她把自己鎖在屋裏，最怕她哭”。蔣逸雯一哭，李春琴就給詹敏打來電話，很慌張，“她又哭了，怎麼辦”。蔣逸雯休學後，外婆很着急，她不斷給詹敏打電話，説還是要讀書、讀大學。
但現在，外婆學會了外孫女那句話，“她在做自己喜歡的事”。高中時蔣逸雯曾想過，“我適應不了高中，是不是也意味着適應不了社會”。詹敏不是沒有這個擔心，但她覺得這個世界會有一些空間給像蔣逸雯這樣的人。詹敏想到自己，內向、不擅長建立關係、對不認同的東西很難容忍，但也走出了自己的路。
蔣逸雯一直在探索從主流學校脱離的孩子，怎麼樣能繼續接受好的教育。退學之初，蔣逸雯參考英國“夏山學校”，線上發起了“夏山計劃”。夏山學校倡導因材施教，被譽為“最富人性化的快樂學校”。她招募到7-8名學員，每人收取了約200元，聘請了兩位導師，希望能辦一個想象中的家庭式學校：生活在一個空間，自主規劃課程，制定學習計劃，請導師來教。計劃進行了一個月，以失敗告終。學員參與程度很低，幾乎一項活動都沒開展。線上結營儀式上，有學員要求退錢。
2021年，蔣逸雯自考了雲南師範大學英語專科證書，今年又在考惠州學院服裝設計與工程的本科學位，已經考了8門。她想拿到學歷，進而去申請更多服裝設計方面的學習機會。有人覺得她“兜了一圈又回去了”，她知道不是，因為自考很適合她，除學習之外不須受到約束。“不能讓它把我綁住了，完全影響到我每一天的生活了。”
她不期望自己的獨立品牌能在多大範圍推廣出去，但相信世界上有一羣特定的人是喜歡的。
現在，她很難靠服裝設計養活自己，手工成衣成本很高，一開始她給一件衣服定價1000多元，沒賣出去，後來漸漸放低了價格。她常會接一些定製的訂單，客户提出的要求很具體，她不得不“做一些自己都覺得不好看的衣服”。2021年生意最好的時候，她曾請過一個當地的裁縫做幫手，但很快發現付不出工資，還是自己來做了。最近兩年她不再要媽媽給的生活費，有時要靠一些“不喜歡”的事情賺錢，比如通過朋友介紹，給藏區的商業機構寫標書、項目書、報告。
但她從來沒動過“如果沒退學是怎麼樣”的念頭。詹敏想，女兒能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並且一步步克服困難為此努力，已經比很多同齡人要強。
李美琪後來高三也休了學，“太不開心了”，一到學校附近就渾身緊張，她被老師、校長叫去談話，説“你成績這麼好，不上學有點可惜”。後來她參加了高考，沒報志願。打了一陣子零工，發傳單、做服務員，一個月賺2000元，發現居然也挺開心。後來父母説可以送她出國，從小沒有零花錢的她很意外，她申請了一所花錢較少的法國大學，但意外地來到了適合自己的地方。這裏有很多教育經歷坎坷的人，她舒展了很多。
一個有相似退學經歷的人感嘆：退學這個圈子好“卷”，大家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創業，有21歲就進入福布斯UNDER 30排行榜，還有16歲退學去辦學校的。
蔣逸雯和李美琪都覺得這種氛圍很荒唐。李美琪説：“既然選了退學這條路，為什麼還要走回跟別人‘卷’的道路上？”
但李美琪在承擔着選擇的代價，自卑深藏在心裏。在法國遇到一箇中國人，是上完高中、考了大學的，她立刻會想到自己是“初中學歷”，覺得自己不能適應競爭，不能適應高考，是不是因為自己“有什麼問題”。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郭玉潔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