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和近東地區的農業隨着水壓工程為代表的灌溉技術的發展，出現了對歐洲文明影響深遠的井耕農業，它們的發展改變了原始作戰技術，這不僅包括農業為戰爭提供了充足的糧食，更多的是為戰爭解放出大批能作戰的農民。
這一時期，整個人類社會還處在青銅器時代，仍然非常專注於農業的發展和青銅器的製造等技術，人類社會正處在奴隸制社會階段，君權至上，有着嚴格的等級制度，由此決定的戰爭還處在受統治者一個人指揮的獨裁階段，戰爭沒有任何約定俗成的儀式，人們只是在統治者的指揮下，進行着無休止的、野蠻的侵略與反侵略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王國，此時正處在城邦制階段，農業耕作方式的演變深深地影響着邁錫尼社會中的希臘，他們的城邦文化最終發展成為西方軍事實踐的始源，他們推崇以陣地從公元前8世紀到前7世紀，希臘開始了文化復興，由集體制向私有制轉變。
由此決定的希臘家庭經營私人擁有的土地制，使得擁有土地的自耕農開始將自己武裝起來，捍衞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私有財產，當時的希臘自耕農親自購買盔甲等作戰武器，組成了一支強大的重裝甲兵集團，他們作戰時，全身甲冑，左手執盾牌，右手握着長矛，從而用血肉之軀組成了一塊立體方陣，憑藉着無數的青銅和木頭來捍衞自己的城邦。
在當時，任憑輕裝部隊抑或騎兵部隊衝撞，都無法戰勝如此密林般的方陣，當時的史學家這樣記述：“那是一種令人肅然起敬並毛骨悚然的情景，而這種重裝甲步兵部隊，絲毫不重視戰術和謀略，他們更注重團結和紀律，追求在廣闊的平地上，擺開陣勢，一戰而決勝負，當時有一位詩人曾形容行進中的重裝甲步兵為“腳與腳相踏，盾與盾相持，益與盔相碰”，對他們來講，戰爭勝利的關鍵在於整個方陣的先驅能夠勇猛地在敵陣中殺出一道缺口，同伴們可以尼隨其後，一步一步向前推進，但是方陣一旦被敵方突破，這樣密集的人羣是根本看不到前方發生什麼事情的，方陣前面的士兵被後面的士兵踩踏着，後面的士兵由於聽到震耳欲聾的呼喊聲，叫罵聲，不知敵情，只能一味地前進，不分敵友，相互拼殺，所以説古希臘時代的戰爭依然沒有逃脱野蠻的桎梏。
這一時期，人們依靠的是鎧甲、銅劍、長矛這樣遲鈍的武器，通常傷亡是很低的（一場戰爭，通常傷亡率是不會高於10%，勝方5%、負方15%），而且此時武器的開銷也極低，因為所有的方陣武器都是相同的，堅固耐用而且便於修理，可重複利用，這一時期軍隊戰鬥是不需要進行專業訓練的，可以這樣形容：”往往戰爭來臨的時候，自耕農會放下手中的勞動，拿起武器，主動到戰鬥隊伍中去，而他的奴隸會負責幫他們打理戰爭所需要的一切裝備，”在這一時期，戰爭需要的是強健的肌肉和堅定的信心，以及無與倫比的榮耀。
在當時，一些貧窮的人們和傑出的人物都更鐘情於投擲武器、戰馬、埋伏或追擊，進行一些遭遇戰或者是圍攻戰，這些都是重裝甲步兵不屑一顧的，公元1世紀，一位地理學家曾在一根古代的石柱上發現了一段碑文，內容就包括：當時的戰爭是禁止使用所有投擲武器的，有一個斯巴達重裝甲步兵因敵人使用冷箭而受致命傷，他死前抱怨稱：“死並不足惜，除非是死在一個騎着馬的懦夫的箭下”，歷史學家波里比阿在公元前2世紀寫道：過去的希臘人不會選擇欺騙手段去打敗他們的敵人，反而認為若非不是把敵人引致公開地點然後殺掉他，就沒有任何榮耀可言，即便戰勝也於心不安，因此雙方有約：互相之間不用暗器或投擲武器，他們確信：只有面對面地短兵相接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唯一方式。
因此，他們提前向對方宣戰，通知自己進攻的時間，甚至告訴敵人自己的陳兵地點，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評論希臘早期戰爭時説：“沒有一場戰爭是為了爭奪領土，或至少為了爭奪霸權而發動的，在希臘，邊界爭端常常發生，但沒有任何人為了征服外國而發兵遠征，確實，沒有一個城邦隸屬於另一個城邦之下而受其控制，所以，這些希臘城邦不可能結為一體聯合遠征，相反，此時的戰爭僅僅由敵對鄰邦之間的一些地區性作戰構成，”以重裝甲步兵為中心的古典時期，即公元前700-前431年，全面的物質繁榮和希臘城邦文化的穩定演化，使得這種組織化的殺戮和軍事防禦花費一直都被控制在“合理”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