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衞生部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該國8月30日單日新增78761人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成為全球單一國家單日新增確診人數的紀錄新高，這也讓印度學校開學遙遙無期。然而，印度政府卻在校園掀起了“去中國影響”的行動。
安全溢出效應波及文化
據彭博社日前引述印度高級別官員的消息報道，中印關係持續緊張，印度也加緊限制中國在當地的活動，包括收緊對中國學者等人員的簽證審查、評估中國機構與印度大學院校的關係。受此影響，有印度官員表示，印度大學與中國機構的合作活動未來可能大減。印度教育部決定審查中國孔子學院與印7所高校合作設立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以及印高等教育機構與中國高校及機構簽署的54份校際合作諒解備忘錄。漢語也從印度中學推薦外語學習名單中“消失”了。
顯然，中印邊境衝突的安全溢出效應已經從經貿領域進入了教育文化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教育和人文交流一直得到雙方政府高調支持，出現這樣的情況讓人擔憂。中國是印度重要的近鄰，在印度的中國研究本就薄弱的情況下，對於中文教育的審查與限制只會進一步影響兩國間的相互溝通和理解。
談到印度的中國研究，不能不提印度大文豪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他一手創辦了印度的國際大學。自從他1924年訪華後，漢語教學就成為他與中國文化界溝通的主題。1928年，年輕的譚雲山受泰戈爾之邀來到印度，在譚雲山先生的努力下，印度國際大學於1937年成立了中國學院，使印度的中文教育走上正軌。上世紀50年代，中印關係曾有一段蜜月期，這期間印度許多大學都開設了漢語課程。然而受1962年邊境衝突的影響，此後20年兩國關係持續低迷，中文教育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漢語熱”背後的三個問題
隨着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步提升和對外交流的日益擴大，中文在國際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顯，特別是由於兩國之間經貿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印度的中文需求興起迅速，促使印度政府重新重視，印度的中文教育和中國研究獲得了新的推動力。
在“漢語熱”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印度大學開設了中文課程，設置中文專業。但是有三個問題值得關注：首先，印度大學裏中文教學現狀存在諸多不足，教材落後，師資、研究資料以及數據庫的缺乏嚴重製約着中國研究在印度的發展。
其次，印度人學習中文的需求很大。雖然通過最近幾年的努力，印度大學裏已經發展起了4所孔子學院和3個孔子課堂，但仍遠不能滿足需要。這也給印度民辦漢語教育機構以及台灣“教育部”的“中國台灣華語教育中心”提供了發展空間。後者已在印度的大學設立了多個辦公室，數量甚至超過孔子學院。
再次，印度民辦機構與正規大學教育相比，偏重於快速提升學習者的中文基本交際能力，報名的學生大部分為從事中印貿易實務的人、企業家或赴中國短期出差人員。對於學中文的印度學生來説，大部分人的動力來自於就業。從實用角度來説，在印度學中文就業率是百分之百，學生都能夠找到既體面薪資又高的工作。
總體來説，由於歷史和文化原因導致印度漢語教學所處的宏觀環境不好。但兩國在孔子學院項目上的合作，在推動印度中文教學，促進中印人文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點得到了印度教育界的普遍認可。
印度文化的保守主義
然而人為的文化壁壘始終是約束印度中文教學進一步發展的力量之一。一方面，在部分印度知識和媒體精英眼中,孔子學院被視為“中國在印度實現更深遠戰略目標”的工具。另一方面，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自給自足的思想在印度仍然根深蒂固。
對於許多前殖民地國家而言，政治上實現獨立相對容易,而要想真正從精神上、文化上、發展模式上擺脱殖民主義的桎梏卻並非易事。在甘地、尼赫魯等一批印度獨立運動的民族精英看來，自治和自產、多元統一是印度獨立的思想武器，也是印度作為民族國家的基本前提。自治和自產在經濟上表現為經濟民族主義，在文化上表現為文化保守主義，而多元統一則奠定了印度共和國世俗主義的基礎。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出現了強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尤其是莫迪所屬的人民黨執政後，在意識形態上通過國家行為大力推動印度教民族主義，以印度教為基礎的民族認同正在確立。經濟方面，人民黨認為國大黨面向西方的發展戰略威脅了印度文化的生存，更傾向於甘地的經濟民族主義；在政治上，提出政治要以價值為基礎，而這個基礎就是印度教的文化和價值觀念，力圖通過文化復興增強凝聚力，實現國家的強盛。為了保證印度教的獨大地位，在文化上更傾向於文化保守主義，長期以來尼赫魯倡導的多元統一的世俗主義受到衝擊。
伴隨着文化保守主義，還有印地語在學校教育中的加強。因為語言和民族意識的覺醒密切相關，同時也是振興民族經濟文化的重要工具。由於歷史原因，能夠完成高等教育又熟練掌握英語的人佔印度人口的比例實際上非常低。在這種情形下,英語成為了又一道分化印度社會的鴻溝, 成為了印度社會底層羣眾維護自身政治、經濟、社會權利的重大障礙。
印度精英的意識形態、價值判斷和思維方式也無疑要受到以英語為載體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很難擺脱精神上對於西方的依賴。現階段人民黨領導下經濟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回潮，反映出來的其實是印度獨立後國家建構中需要解決而還未解決的問題，只有印度自己整合好內部，才能夠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去面對另外一個強勢的文化，例如中國文化。
筆者認為，對與中國教育文化合作設限不是明智之舉，這不僅不能幫助印度瞭解中國，反而會增加印度的政策成本，付出的是時間和機會窗口。加強對中國研究的儲備，培養更多知華專家，將有利於減少印度對中國的誤判。近年來，中國加大了在印度及南亞研究人才儲備上的投入。當我們説“亞洲世紀”的時候，無法忽略中印兩個大國。目前印度教育部的審查還未有結果，筆者衷心希望印度政府能着眼於更長遠的將來，而不是自縛手腳。（作者是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