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人都在提“傳統”，殊不知“傳統”是需要鑑別的，其中既有讓中國成為中國的優良內核，也有該被永遠拋棄的糟粕，比如等級制，比如通敵叛國。
面對列強入侵，清朝在歷次對外戰爭中幾乎都落敗，其原因自然非常複雜，但與中國人通敵密切相關。
1、
侵略者漂洋過海進犯中國，受到財力、兵力和運輸能力等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運送數千人到中國就覺得困難，如果擴大戰爭，將數萬人投入戰場就顯得非常吃力。
因而，發動侵華戰爭的列強，無一例外地採取以華制華的策略，誘惑一部分清朝的叛逆為其招募兵丁，充當炮灰，這樣既能減少侵略軍的傷亡，節省財政支出，又可以削弱清軍的抵抗能力，瓦解清朝的抗敵鬥志。
為敵招兵受逆夷信任為其招募士兵的華人，幾乎每次戰爭都有。例如甲午戰爭中，清軍武棄吳國華“奉台撫唐薇帥札委回粵招勇，前後兩次，共招集勇丁數千人皆在中途販與日人”。
廣東新安人黃亞池“向在東洋貿易，與樓人穩熟。樓國地狹人稀，兵不足用，遂囑我等回粵代為招兵。同黨共十餘人，擬每人招二百名”。
這種為敵招兵的華人喪失民族氣節，危害國家安全，是王法所必誅的謀叛要犯。
為敵當兵受敵招募、為敵當兵直接走上戰場作戰的華人，較之為敵招兵的華人更是為數眾多。
鴉片戰爭時期“英夷攻粵東時，募漢奸三千人”。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夷船自黃埔至省河，分泊約三四十隻，真夷兵不過三千七百餘人，漢奸約二千餘”。
中法戰爭中“法人從事越南，每以厚資僱募粵民充當前驅，該民人等利其僱值，與之聯屬”。
在侵華的八國聯軍中甚至有一支“由多名中國流民組成的僱傭軍”，他們參加了攻打北洋軍火庫、海關署軍火庫、攻佔天津的戰鬥，之後直接向北京進軍，參加解救外國駐北京公使館的一系列戰鬥”。
誠然，為敵當兵的人中有不少是受敵利誘、甘心事敵的叛逆，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被逆夷擄掠、被漢奸販賣的平民百姓，他們受到敵人的威逼與凌辱，處境悲慘。
2、
侵略軍對清國的地形地勢、風土人情瞭解有限，許多軍事行動難以開展。因此，他們經常利用小恩小惠誘使那些沒有民族氣節的人為他們作嚮導。
有了這些當地華人的指引，鴉片戰爭中逆夷“所有寧波一帶，山勢陸路，漢奸處處為之導引，反較我兵熟悉”。
在中日戰爭遼東大高嶺的戰鬥中“奸民黃連羣子引日兵乘夜劫營，統領中彈死，全軍退守東北分水嶺”。
在台灣保衞戰中，日軍坊城少佐率領的近衞第三聯隊第二大隊被清軍和台灣義軍包圍在三角湧，與日俱增的傷員運不出去，並且“沒有糧食”，又和其他日軍部隊失去聯繫，陷入了困境。
日軍僱傭基隆人羅金來為嚮導，引導日本兵橫田和古賀“五次通過敵軍步哨線，每次都有十二三哨兵持槍而來，一一盤問。當地人巧妙應付”。
日軍説：“我們之所以能夠通過敵軍防線，實歸功於當地人之機智”。
再者，列強都是浮海而來發動侵華戰爭的。中國近海島嶼眾多，港灣曲折，沙澳淺灘綿延不絕，這種天然的海上屏障是清朝抗擊列強侵略的第一道防線。
列強有時誘使熟悉情況的華人為之測量沿海及江河水深，指引航線。如鴉片戰爭中英夷“闖入內河，盤踞省城左右各處水陸要隘，俱有漢奸為之導引”。
甲午戰爭中天津人高順“由煙台乘坐小船至沿海各島，並媲子窩大沽山及盛京等處。所走洋麪，景尚敏夫均用千斤棺試水深淺並令伊觀看旅順炮台”。
3、
軍事行動中在敵方的陣營裏安插上若干奸細，在關鍵時刻突然發難，會收到事半功倍的奇特效果。
但是，外國人與中國人“語言相異，相貌有別”，外國間諜做此事情困難重重，難於成功。
因此，誘使中國人做內應就成為侵略者戰勝清軍的法寶。
如在中法戰爭中“廣東鄭軍門在省城小北門內民家查出槍炮火藥鉛彈甚多。當獲四十人帶回審訊。據供將與法人為內應。如法軍攻城，某等即在城內起事。同黨者兩千餘人”。
甲午戰爭中，在遼陽州“鷹字前營拿獲樓奴奸細三十二名，經卑府研訊，據供皆系牛莊、海城一帶鄉民，為樓奴威迫令其扮作賣滷水人，共有四五百名，分探遼、藩、大高嶺，如廿六日和議不成，一聞接仗，即於城內縱火，以為內應”。
遼陽千山南青雲觀道人李圓慧，“聚集匪徒百餘人，置有槍炮，乘亂搶掠，致斃人命，且預做樓旗，以備內應”。
賣國求榮者，人人得而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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