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爾•博喜文（Dr. Michael Borchmann） 德國黑森州歐洲及國際事務司前司長、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榮譽顧問、法學博士
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説：“向為了勝利而壯烈犧牲的所有英靈，向慘遭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歐洲對於二戰的記憶不同於中國。我出生、成長在二戰後的德國。中小學時，我便對歷史非常感興趣。在德國和英國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後，我積極投身於公共生活及從事政治領域的工作。但很長一段時間，我對二戰的認知都如同巴登符騰堡州政治教育出版物中所寫的那樣：“1945年5月8日，二戰結束。當槍聲終於消失，已有超6千萬人喪生。”
隨着時間的流逝，我才逐漸意識到，二戰並非1939年才開始，亦非1945年5月結束。我曾在《新蘇黎世報》讀到關於二戰的系列文章，文中寫道：“1939年9月1日，當戰爭在歐洲爆發時，東亞早已處於戰火的陰霾之中；東亞戰場始於1931年，結束於1945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軍對中國東北地區（當時的偽滿地區）發起進攻，並在短短几個月之內佔領了這片廣袤的土地。1932年初，日軍發動上海事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標誌着日軍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
起初，西方對於亞洲戰場的瞭解僅限於美日雙方的交戰，美軍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日本隨即宣佈投降。直到1967年，日本電視劇《赤腳穿越地獄》在德國播出，我才對亞洲戰場，尤其是中國所遭受的浩劫有所瞭解。該劇根據五味川純平的小説《人間的條件》改編而成，主人公是一位正直、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日本軍官，他親眼目睹了同胞對中國人的暴行，並且頑強抵抗。作為懲罰，他被派往艱苦的蘇聯戰場，並最終死在那裏。
實際上，讓我對日軍侵華暴行有真正深入瞭解的是在德國舉辦的兩場活動。
2015年9月3日，應時任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的邀請，我參加了中國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史明德當時表示，常常被歐美忽視的一個事實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中國的抗戰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付出犧牲最大。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正式投降，中國人民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持續14年。中國為此付出巨大代價，軍民傷亡總數超過3500萬，經濟損失高達6000億美元。這一系列數字也得到了德國學者的印證。
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80週年公祭儀式大會（德國）暨南京大屠殺文物、史料證人證言大型圖片展在歐洲時報法蘭克福文化中心舉行。現場展出的資料圖片令人震驚，日軍的行徑是如此慘絕人寰！據《新蘇黎世報》報道，自1937年12月12日開始，日軍在長達6周的時間內，“對30萬（中國）百姓和戰俘進行了大屠殺”。
瞭解了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就會對其他國家的漠視感到震驚。事實上，亞洲以外地區對於1931年以來日軍的侵華暴行早有耳聞，但二戰之後，西方對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卻視而不見。2015年7月17日，美國世界史學會前主席、夏威夷太平洋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克•吉爾伯特在京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抗戰在二戰中的歷史地位被西方學界低估了，西方學者需要加深對二戰中中國角色的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報》同年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稱：“令人遺憾的是，肯定中國抗戰的聲音在波詭雲譎的冷戰格局中消散了，中國這個二戰中的東方盟友在西方主流敍事中被選擇性遺忘了。”這種遺忘，也體現在一些具體的事件之中。南京大屠殺期間，時任西門子南京分公司經理的約翰•拉貝在一片4平方公里的國際安全區內救助了25萬中國人。而拉貝的故事在德國鮮有人知，我也是通過中國朋友才聽説的。
中國遠東軍事法庭首席審判官梅汝璈曾在1946年説過，“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面對這段歷史，中國表現出偉大而高尚的品質。中國沒有煽動對日本人民的仇恨，也從未提及“集體問責”。《新蘇黎世報》稱，“對於日軍的暴行，中國方面非常剋制。1956年，瀋陽、太原兩地法庭對1109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其中僅有45人被判刑，無一死刑，大多數戰犯被釋放歸國。”
儘管如此，中國永遠不會忘記犧牲者所承受的痛苦。戰爭結束75年後，中國再次悼念先烈。然而，多數國際公眾卻選擇了沉默，包括對南京大屠殺保持沉默，這明顯與受害者所做出的犧牲不相稱。只有國際公眾銘記中國人民的偉大犧牲，才能讓他們在國際上獲得應有的尊重。
習近平在紀念講話中指出，“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發展權利、破壞中國人民同其他國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壞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這表明，中國在深切緬懷先烈的同時，願與其他亞洲國家、乃至全世界攜手共建和平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