絳州大堂位居新絳縣城西高垣之上，新絳中學校內（原州署衙門內）。東西長29．20米，南北寬15．40米，佔地面積311．28平方米。始建於唐，現存大堂建築為元代重建遺構，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絳州大堂始創於唐，現大堂內仍有四塊大型石質覆盆式蓮花柱礎可以炫耀唐代的輝煌。一千多年來，這裏一直是州府衙門的正堂，明鏡高懸，衙役吶喊，百姓有冤，可以擊鼓上堂，是非曲直，全憑知州的良心所栽。難怪在大堂中心，正堂前有一塊已碎裂成多塊的“魚兒跪堂石”，意為魚兒喝水各憑良心。公正與否，只有天知道了。 該堂又名“帥正堂”，史載唐王李世民在穩定李氏王朝的基礎上，為討伐平息外族人侵，東征高麗，命左領軍大將軍張士貴在絳州設帳募軍，招兵處就設在州治署衙正堂內。今新絳縣博物館尚保留有張士貴的交椅遺件，傳為“帥正堂”的見證物。白袍虎將薛仁貴投軍，徵東平西，最後在汾河灣築台拜將，也都與“帥正堂”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歷史上還真有張士貴這麼個人。
張士貴這人其實是唐朝戰功顯赫的的開國元勳，祖籍山西盂縣上文村，祖上三代都是南北朝時期地位很高的官員，自幼能文善武，膂力過人，“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又江湖仁義，好結交豪傑好漢，因此很有名望。隋末聚眾揭竿起義之後，歸順了李淵，在完成唐朝統一大業和邊境擴張的戎馬生涯中，名望和功績跟秦瓊、尉遲敬德、魏徵、程咬金和李靖等人齊名。那個“三箭定天山”的白袍將軍、英勇善戰，屢立戰功的薛仁貴，早先出道時還是張士貴親自收攬在自己的麾下的。唐王李世民稱讚他：“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張士貴先後任右光祿大夫、右屯衞大將軍、左領軍大將軍等職，後來被封為虢國公、勳國公。唐顯慶初年（公元657）病亡，諡號“襄”，享年72歲。
能夠翻閲到張士貴這個人和有關他的生平事蹟，只有《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等正史中記載着的寥寥百十個字。直到1972年，從陝西禮縣馬寨村昭陵陪葬墓中發掘出土了張士貴三千一百多字的“墓誌銘”，全名是《大唐故輔國大將軍荊州都督虢國公張公墓誌銘並序》，銘文是當朝宰相、詩人，上官婉兒的爺爺上官儀親自撰寫的。這才可以比較完整地瞭解到這個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屢建戰功的忠臣一生不凡的業績和極高的評價。
可是，但是這一切真實的歷史記載並沒給張士貴留下一個好名聲，千百年來“張士貴”這個家喻户曉的名字，已然變成了膽小如鼠、貪生怕死、嫉賢妒能，迫害忠良，甚至謀反朝廷的代名詞了，成了民間人人口誅筆伐的奸佞，甚至跟秦檜、趙高、嚴嵩並列為四大奸臣。
如此名標青史的人物怎麼就被扭曲、污名和醜化了呢？
八月裏，桂花風，瞞天過海去徵東。
夜夢賢臣薛仁貴，金沙灘救唐太宗。
姜行本，李慶洪，摩天嶺上命送終。
尉遲鞭打張士貴，青龍三轉蘇寶童。
《薛仁貴徵東》、《隋唐演義》等通俗俠義話本小説和戲曲中，張士貴都是被打入另冊的，跟語焉不詳的正史相比，小説話本和戲曲故事既鮮活生動又容易廣泛傳播，因此“張士貴的馬——用起就卧馱下”，“薛仁貴徵東，張士貴得功”在民間那是板上釘釘子的“鐵案”，於是謅書誑戲，代代傳揚。
所編排張士貴不少迫害薛仁貴的故事形成在北宋末年，岳飛的悲劇已經大白於天下了；把張士貴打到舊勢力的代表，明顯是用來影射和抨擊時事。當時的北宋王朝和外族關係緊張，經常被欺辱得可可憐憐，朝中老臣多是主和派，排擠和打壓力戰的年輕將領。於是民間的手無寸鐵的文士們，只好憑得一支筆來旁敲側擊發泄一番，不惜以杜撰的故事為切入點，以達到針砭時弊，抨擊權貴的目的。
最拿手的無非是移花接木，借古諷今；一旦沒有現成的資料，無古可借時，順手牽羊，“歪嘴和尚念歪經”，乾脆給含含糊糊的人物背上個黑鍋再抹上一把灰，千方百計來襯托和突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就譬如老百姓非常熟悉的楊家將的故事，就劈頭蓋臉貶低北宋名將潘仁美，硬將他描畫成迫害抗敵保國的“楊家將”的罪魁禍首。
就這樣，張士貴不幸就成了“蒙倒”的人。
至於説到張士貴和馬的事情，這個大概是唯一有點影蹤和靠點譜的史實。據《舊唐書·張士貴傳》記載，早先唐軍曾專門組建過騎兵部隊，因為張士貴“善騎射，臂力過人”，於是朝廷任命其為“馬軍總管”，真管得是千軍萬馬。“牙璋狎至，羽檄交馳，三令五申，風驅雨邁”。張士貴力當萬夫，多建功勳，為此唐高祖賜他為新野縣開國公，並賞寶馬雜彩和金鞍寶勒，還特意安頓説，這寶馬“卿宜自乘之”。
張士貴的馬倒究服貼聽話不？好使喚着不？史書上真還沒説。
通過張士貴身上這個天大的冤枉，至少告訴人兩個事情：
任何人都有可能給人“墊刀背”，即使是個好人，説着説着平白無故完全能説成個“兒人”或罪人。
胡適先生好像説過：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女孩子。這話到底如同真理一樣，閃閃發光，熠熠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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