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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元年（前53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北匈奴郅支單于一前一後，各自派了個兒子到長安做人質，向漢王朝表示臣服。這是西域都護府設立後的又一件大事。
三十多年來，漢王朝的國力在“昭宣之治”中逐漸恢復，天下太平，欣欣向榮。龐大的帝國迎來了空前的強盛期。三十八歲的漢宣帝面對這來之不易的盛世頗感欣慰。同時，他又對帝國的未來感到莫大的隱憂。因為太子劉奭的表現太讓他失望了。
劉奭就是日後的漢元帝。史載他性情仁厚，又比較柔弱，愛好儒學，不招漢宣帝喜歡。漢宣帝最喜歡的是張婕妤生的兒子淮陽王劉欽，曾想改立他做儲君，最終還是放棄了。因為劉奭是漢宣帝和糟糠之妻許平君的兒子，雖然許平君早就去世了，漢宣帝仍然不忍心“背叛”她。
漢宣帝在民間長大，非常聰明，對大臣比較苛責，嚴密糾察他們的言行。這固然是一種加強皇帝權威的方式，可是刑法過於嚴厲。比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和名臣蓋寬饒，都因為出言譏刺朝廷而被處死。
回到甘露元年，太子劉奭已經二十出頭了。某日，他對漢宣帝説：“陛下的刑法太嚴峻了，不如多用儒生。”漢宣帝當場駁斥了他，事後對身邊人嘆息着説，“將來禍亂漢家天下的，必然是太子！”
事實證明，漢宣帝不幸言中了，西漢王朝就是在漢元帝劉奭的手中走向衰亡的。
十年之後，已經是漢元帝在位的第五個年頭。朝廷頒佈了一道詔令，每年從全國挑選一批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的人，授予官職。“有行”是指孝行、義行之類為人稱道的行為。這個政令也叫“開設四科”。
然而，這項看似正確的舉措卻是導致西漢衰亡的一大主因。為什麼這麼説呢？這裏從兩個方面試分析。
一、開設四科的初衷存在問題
總體來説，從漢高祖劉邦到漢宣帝，西漢的前六位皇帝都不錯，所以才開創了西漢的強盛。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很多擅長經學的儒者都躋身高位，同時，朝廷也很重視比較嚴密的法家治國之術。
為了打壓豪強勢力和目無王法的皇親國戚，西漢的酷吏很早就出現了。從漢文帝年間的郅都到漢武帝時期的張湯、寧成、王温舒等人，酷吏一代比一代更狠，良莠不齊。其中以張湯為代表的酷吏只針對豪強而不凌虐百姓，是對漢帝國是有大功的。
此外，從漢高祖到武帝時期都有一些耿直的大臣，勸諫皇帝言辭犀利。比如汲黯，經常把漢武帝噎得翻白眼。儘管皇帝對他們不耐煩，但這些“骨鯁之臣”的聲望大都很高，和酷吏起到的作用差不多，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官場的腐化。
漢宣帝繼位後，同樣勵精圖治。由於他經歷過草根階層的生活，對官吏要求很嚴。漢宣帝最器重的三個大臣之一蕭望之是個大儒，但他檢舉別人的過失可以説吹毛求疵，和法家的方式沒什麼區別。這也是漢宣帝重用蕭望之的一個原因。
前文説過，漢宣帝小題大做，處死了蓋官饒這樣的好官，很不可取。然而，就治國理政而言，嚴厲肯定比散漫要好。漢元帝當初建議把刑法放寬鬆，全面任用儒生治國，實際上危害極大。
這種提議表明，漢元帝的理想是仿效先古，以教化治國。漢宣帝立刻意識到，太子接班以後，漢王朝就會出大問題。
漢宣帝當時駁斥太子的話很有道理，大致是這麼説的：漢朝早有制度，治理國家一向是霸道和王道並用。時代不同了，怎麼能像周朝那樣只用教化的方式。況且儒生大都頑固迂腐，更有不少沽名釣譽之徒，怎麼能把國家交給他們？
但漢元帝登基後，終於還是出台了“四科取士”的政策。而四科的內容似乎暴露了漢元帝和一些身居高位者的意圖，那就是，朝廷正式開始壓制那些耿直敢言的官員。因為四科規定，只要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的人。一個“遜讓”就劃定了界限，意味着只有“聽話”的人才有機會做高官。
二、輔政大臣的謝幕和四科造成的結果
漢宣帝臨終前任命的三個託孤大臣裏，除了外戚史高擔任大司馬、車騎將軍，另外兩人都比較耿直。前將軍、光祿勳蕭望之儘管喜歡標新立異以及揪別人小辮子，總的來説是個好官。光祿大夫周堪的人品更好，“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
漢宣帝任用蕭、週二人的用意很深，他們不但可以穩定政局，更能夠制衡外戚的權力。在此之前，除了漢初的呂氏，外戚一直被壓制着。
可是漢元帝無法忍受身邊有耿直的大臣。在四科政令發佈之前，蕭望之就在政敵和外戚勢力的圍攻下自殺了。周堪後來也告老還鄉。漢元帝對蕭望之的死頗感後悔，因為他偏袒外戚勢力。可這也給四科出台掃平了道路。
蕭望之和周堪謝幕之後，外戚的勢力無人制約，在漢元帝年間就開啓了外戚專權的時代。而四科政令選上來的人，除了一些“冒牌貨”，其餘的大都是唯唯諾諾、缺少骨氣的官員，只懂得阿諛奉承上級，投機鑽營。
於是，西漢百餘年開創的大好局面，迅速走向衰落。
參考文獻：《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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