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70年前，美國在小孩羣體裏執行一個“血型標記”的特別行動？
文身，人類歷史文化中延續了二千多年的一種特殊形態。在現實生活中文身給人印象多半是不好的，不過近些年來，隨着社會日漸開放，民眾大量接受歐美、日本等國的文化傳播，已經在某種意識上接受了文身的存在。
文身的含義有很多，有情侶夫妻之間愛意的證明，有部落的族文化含義，也有為了彰顯個性化而在身體上紋上各種不同圖案的文身。
不過在1950年代冷戰時期的美國，由於當時局勢的緊張，因此除了士兵會佩戴所謂的“狗牌”，很多地區的學童也會被迫佩戴狗牌，以防在各種突然的襲擊下即使失去了生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狗牌”辨認身份。
後來，一種更為奇特的措施開始在平民，小孩，甚至是剛出生的嬰兒身上實行的行動，“Tat行動-類型”。通俗理解，就是“血型標籤”或“血型標記”。
（冷戰時期美國兒童的“狗牌”）
為了應對戰爭的特殊時期，美國國內收集的大部分血液都被運往國外，分配給前線的士兵以降低死亡率。這樣的結果是導致國內血液需求的短缺。
此外，在當時執掌者的整體觀念裏，由於冷戰的影響，當局認為即使存在於國內的血庫也有可能被攻擊破壞，甚至是被輻射影響。
（小學生模擬被襲擊時候的保護）
因此美國當局在各地構思展開措施，以確定儘可能多的美國人能夠標記所謂的“血型標籤”，在遭遇攻擊下也能夠挽救更多的生命。
（冷戰時期美國某學校的學童）
但這背後還隱含一個令人非常不安的目的：讓進行標記的人隨時成為供給者，提供血液以挽救另外一個生命垂危的人，即創建所謂的“移動血庫”。
（血型O-文身）
這個構思的出現，在美國最初是由當時的安德魯·C·艾維博士領導的芝加哥醫學民防委員會在1950年批准的一項大規模文身計劃。為了消除恐懼，委員會旨在將血型標記描述為類似於疫苗的接種而在平民之中執行。
不過這種“血型標籤”標記，卻是沿於二戰時期德軍士兵之間流通的一種所謂“SS血型文身”。
在紐倫堡戰爭罪行法庭擔任美國醫學協會顧問的安德魯博士觀察到當時德國士兵的手臂或者是胸膛等某些部位都印有文身。
（德國士兵身上的O型文身）
檢查之後發現這些文身都與各自的血型有關，從這些身體標記中獲得靈感，安德魯博士回到美國的芝加哥之後就開始推行這個計劃。
（德國士兵身上的AB型文身）
雖然安德魯博士一開始遊説芝加哥的醫學會，衞生委員會，在一部分居民的支持下核准了這個計劃，但是該計劃最終沒有在芝加哥實行，反而在印第安納州附近的萊克縣執行，該縣的醫學會對這個想法相當滿意，因此決定在自己的縣裏執行。
在1951年春季，萊克縣有多達5000名居民同意了在自己的身體上紋上“血型文身”，到12月份的時候已經超過15,000名居民執行了這個標記。
同時由於該計劃在萊克縣受到廣泛好評，縣醫學會迅速將計劃轉向兒童這個角色，“血型文身”滲透進了萊克縣的多家小學。
（某所小學裏的學生在排隊進行標記）
孩子們一個個陸續的走進等候室，不久室內傳出刺針的嗡嗡聲，隨後傳出孩子的哭泣聲或者是尖叫聲，不斷重複的這種情況，讓在室外的孩子越來越憂慮地等待着。
萊克縣一共挑選了5所小學執行這個計劃，在短短的時間內將得到父母同意的孩子們身上進行了血型標記。同時在小學生身上取得的成果，開始延伸到初中和高中階段的學生。
（帶着孩子等待文身的家長們）
同時由於當時萊克縣的媒體和雜誌進行這一項計劃的報道，因而以萊克縣這個試點為中心往不同的地區鋪開，範圍覆蓋到猶他州等地。
（當時對血型標記的報道）
當然，文身所在位置也是當時很多報刊集中報道的焦點。因為推行這個所謂的“血型標記”計劃，旨在將人們進行有效的血型標記，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快速的配對，建造確切有效的“移動血庫”。
因此確保在遭到襲擊等突發情況下仍然可以有效辨認個體的血型是最為重要的，不然之前所做的一切將會白費。
為此，血型標記的位置大多在胸膛的側面，或是臀部等而不是在手臂和雙腳上，以避免因爆炸等導致肢體斷裂而不能有效分辨。
不過，雖然文身的程序本身是短暫的，但文身卻是永久性的。這些痕跡，伴隨着個體的成長雖然變得模糊，但依然有跡可循。
在2019年的時候，一個拍攝組就找到了當時在印第安納州萊克縣裏成長的兩位女士，卡羅琳和安妮拉。她們都在當時讀小學的時候，在父母的同意下接受了“血型標籤”的標記。
（左：卡羅琳，右：安妮拉）
在徵得同意後，安妮拉將自己當時的文身展露給在場的工作人員查看，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了，文身已經模糊，但這個文身是安妮拉這一輩子唯一的一個文身。
那一天的經歷，兩人即使現在已經是高齡的老人，滿頭白髮，但依然記憶猶新。正如安妮拉麪對鏡頭所言：“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孩子們在學校裏尖叫，這真的嚇到我了，我想，該輪到我了，我哭了，一次又一次。做標記的時候我感到一陣刺痛，然後又再哭了。”
（兩人談起當時的經歷）
1953年，隨着戰爭的結束，對血液的需求也開始趨於下降。加上愈發標準的醫學要求在進行輸血之前進行交叉匹配，這使得的整個所謂的“血型標籤”計劃最終無效化，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但當初那些在身上標記了“血型標籤”的人，那個小小痕跡，都在靜靜的述説着，當初那段聽上去頗有點“瘋狂”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