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政治與族羣︱“義陽蠻”張昌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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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張昌之亂”，是指西晉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五月，“義陽蠻”張昌等人在荊州江夏郡安陸縣（治所在今湖北省孝感市雲夢縣）石巖山發動的一起叛亂。關於此事的梗概，除了福原啓郎氏《西晉の武帝司馬炎》（白帝社，1995年，第306-307頁）一書曾有記敍，在涉及六朝時期“蠻”的先行研究中，幾乎都會觸及。然而，作為事件舞台的“空間”“地域”，及其與張昌等人的關係，包括福原在內的研究似乎都不太關注。筆者此前在《南北朝時期鄂豫地區的“蠻”和水陸交通》（樓勁、陳偉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一文中，曾圍繞南北朝時期上述地域的交通線路做過些許探討，然而討論的並非西晉時期的相關問題。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擬通過空間的視角，聚焦叛亂髮生的地域（今湖北北部至河南南部，特別是大洪山以北的隨棗走廊、桐柏山一帶）這一側面，對張昌及其引發的“亂”再作探討。
一、張昌與張昌之亂
雖然福原氏已有論述，首先還是根據敍事最為完備的史料——《晉書》卷一百《張昌傳》來看一看這次叛亂的概況。《晉書》卷一百位於全書“列傳”部分的末尾，是兩晉之際發動叛亂的諸人傳記，張昌在其中列在第二位。
（一）張昌的出身及其叛亂背景
《晉書·張昌傳》首先是從張昌的出身與叛亂的背景，尤其是作為直接原因的“壬午兵”這一事件談起的：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鹹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台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雲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鹹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為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
其中提到的《壬午詔書》，很可惜沒有保存下來，具體內容已不得而知。從“壬午”一詞着眼考慮的話，本年的干支是癸亥，前一年是壬戌，都不是壬午年，時間上最接近的一次壬午年是公元262年，當時西晉還沒有建立。這樣看來，“壬午”只能是紀日的干支，福原氏也將“壬午詔敕”解釋為壬午日發出的詔書（306頁）。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太安二年正月朔日是乙亥，至五月張昌之亂爆發前，干支為壬午的日期有農曆一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兩次。至於具體是哪一天，還無法確定。
日期的問題姑置不論。張昌與所率黨羽數千人，又吸收了被“調發”的民眾加入其中，另外當時又有“流人”流亡到糧食豐收的江夏郡（治所在安陸縣，今雲夢縣），最終也與張昌集團合流。
（二）張昌之亂前期（303年5月，急遽擴張及其背景）
《張昌傳》中對叛亂髮生時的情形有如下記載：
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為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為所破。昌徒眾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杖，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沉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沉易姓名為劉尼，稱漢後，以昌為相國，昌兄味為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采，聚肉於其傍，眾鳥羣集，詐雲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猋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眾至三萬，皆以絳科頭，撍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傴、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傴等，不豫妖逆。
據《晉書》本紀，張昌起兵在太安二年五月，他在石巖山聚集了前述諸人。作為根據地的石巖山後文還會詳細探討，如果先説結論的話，可以將其方位比定在今安陸市孛畈鎮柳林村附近的太平寨風景區一帶。張昌以石巖山為根據地，勢力日漸壯大，他綜合運用了一系列手法，如以竹子編織的假鳥進行政治宣傳，偽冒漢朝皇室後裔，利用其皇帝、“聖人”的合法性權威，與此同時，還以武力相脅迫，對不從者予以“族誅”。關於張昌的這些把戲，孫英剛在《神文時代：讖緯、數術與中古政治研究》（上編第四章第二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一書中從宗教的角度進行了探討，認為是混雜了道教、讖記、佛教等因素的產物。砂山稔在所撰《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平河出版社，1990年）第一部第一章“從李弘到寇謙之”中，指出了張昌之亂與此後發生了“李弘”之亂的相似性與關聯性；此外，他還指出兩次叛亂參與者的“同質性”，即都是小農、貧農、異民族或其他受到國家權力嚴酷壓迫的人羣所發動的叛亂。除此之外，張澤洪《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與道教關係初探》（《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一文注意到《張昌傳》下文有“以絳科頭”的記載，而釋玄光《辨惑論》則提到“子魯（張魯）帶絳”，進而指出張昌等蠻人與五斗米道的關係。最近的研究中，孫齊《六朝荊襄道上的道教》（《隋唐遼金元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一文第二節“蠻族與道教”認為“絳頭毛面”“易名李辰”等行為是“與早期道教相關的因素”。
從上述研究來看，這一地域的人羣尤其是石巖山周邊的蠻人中，存在着以“早期道教”尤其是五斗米道為中心，同時混雜着佛教、讖記的信仰形態。這種信仰是能夠蠱惑、刺激當地人羣的原動力，而張昌正式利用了它來發起叛亂。也因此，本傳下文才會稱之為“妖賊”。關於這一問題，筆者此前在《南北朝期『中華』世界における『蠻』地の空間性について》（《東洋史苑》第67卷，2006年）一文中也有觸及，敬請一併參看。
總之，張昌集團就是這樣對當地民眾威逼利誘，於是“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猋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眾至三萬”，短期內在長江-沔水（漢水）流域聲勢大振。
（三）張昌之亂中期（303年5月-7月，向鄰近地域擴張）
下面繼續來看本傳的記敍：
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台敕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御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為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眾。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偽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桀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
此後直到七月，張昌與豫州刺史劉喬展開大戰，期間還擊殺了駐節襄陽的新野王司馬歆。此外，他還派遣石冰等人攻城略地，勢力進一步擴張。
文中提到的新野王司馬歆，在《晉書》卷三十八有傳：
（歆）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户。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説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為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眾日盛。時孫洵為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眾潰，為昌所害。
根據上述記載，新野王歆被害，是因他對包括“蠻夷”在內的當地人採取“嚴刻”統治，招致怨恨，更兼親自上陣，犯了戰略上輕視敵人的錯誤。
但這裏還是能清晰看到八王之亂的影響。據本傳記載，新野王歆是成都王穎一派的，而當時掌權的是與其對立的長沙王乂，對司馬歆心存猜忌，所以最初拒絕了他出兵的請求。而當司馬歆決定出戰時，張昌的勢力已然坐大，結果貽誤戰機，落得個敗亡的下場。
總之，張昌的勢力日益擴張，“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將五州（荊、豫、江、揚、徐）之地納入勢力範圍。順便説一下，這裏的“五州”，如福原氏所指出的，考慮到“臨淮人”封雲響應張昌、攻打徐州的記載，所以應該包含徐州在內。只是這並非張昌所派遣的軍事力量，還是應該與張昌集團作出區分。
（四）張昌之亂末期（303年7-8月，迅速衰退及其背景）
雖然張昌的勢力擴張非常迅猛，但據上引本傳，其部下“皆桀盜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為務”，缺乏政治統治方面的人才，所以“人情漸離”。本傳還記載：“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傴、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傴等，不豫妖逆。”可見，懾於張昌“不應其募者族誅”的恐嚇政策，才會出現“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的局面，因此“士庶”們當然不會無條件支持他。更兼未能得到“舊姓”等地方大族以及秀才、孝廉等官僚家族的支持，因此張昌的勢頭無法長久維持，不久後便走向衰落。關於張昌的結局，可以接着來看本傳的記載：
是歲，詔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眾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於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據此，在駐節於宛的原荊州刺史劉弘以及豫州刺史劉喬的夾擊之下，張昌最終被俘於下雋山（今地不詳）。而據《晉書·本紀》，則是八月庚申（19日）於“清水”戰敗被殺。另外《水經注》卷三十一《溳水》也記載：“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昌敗，追斬於江涘。”鑑於“清水”是作為地名被提到，所以張昌可能是在清水之畔被俘虜、斬首的。此外，後文還會提到，在比定為石巖山的今地之東，有一條府河的支流，名為“清水河”，很可能正是這裏的“清水”。綜合上述因素考慮，雙方最後在石巖山附近展開決戰就不難理解了。下雋山應該靠近清水，離石巖山也不遠，位於大洪山東部的餘脈上。
二、張昌之亂的地理環境與社會背景
下面我們接着來看張昌之亂策源地的地理環境以及當地的社會情況。
（一）叛亂的策源地——“石巖山”及其周邊
首先來看石巖山。《晉書》本傳只説石巖山距江夏郡八十里（約三十四公里有餘），具體方向不明。僅據此無法確定其所在，還是來看一看其他史料。首先，時代最相近的《水經注》卷三十一《溳水》稱：“溳水，又南徑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於其下，籠綵鳳以惑眾。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昌敗，追斬於江涘。”《（嘉慶）重修一統志》進而稱其“在安陸縣南十里”。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92年）第三冊中的相關位置應該就是據此標註的。若從此説的話，石巖山應該地當安陸市縣城南郊的溳水東岸，但看一眼現代的地形便會發現，這一帶地勢平坦，找不到能比定為石巖山的山丘。
除此之外還有一説。《（道光）安陸縣誌》卷五《山》“石門山”條認為石門山即石巖山，並引錄了《沈志》（康熙年間沈會霖編撰的舊志）“（安陸縣）治西八十里”一語。接着又在下面的“太平山”條，稱太平山即張昌盤踞之地，在“（縣）治西九十里”，又稱石門、太平兩山“遞相連結”。在同書卷四《關砦》“太平山砦”條，更是將太平山明確記為張昌的根據地——石巖山。
與太平山相關，今安陸縣西部孛畈鎮附近還有一個太平寨風景區。該地距安陸縣約三十公里，與上記八十-九十里（約四十-四十五公里）相較，距離顯得稍短了些。另外，《晉書·張昌傳》載張昌根據地距江夏郡（今雲夢縣城）八十里，而太平寨距雲夢縣城五十二公里，似乎又遠了點。總之，兩者間是有點矛盾的。
應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可能的解釋是，張昌所構築的據點確實在石門山太平寨附近，但包含太平寨在內的大洪山東麓今安陸市孛畈、煙店、雷公、王義貞諸鎮以及隨州市羅陽鎮一帶，在西晉時期都被認為是廣義的石巖山。這樣考慮的話，從雲夢縣城到上述山地的東南端正好大約三十五公里，與《晉書》所記便沒有齟齬了。其次，上引《水經注》稱張昌與皮初戰於“清水”，而當地至今也有一條同名的清水河流經其間。其支流發源於太平寨風景區，流經龍王寺水庫，在清水河水庫與清水河合流，又流經孛畈鎮，在廣水縣平林鎮對岸匯入府河。複次，在龍王寺水庫北側，還進一步找到了“石巖口”這個地名。因此，石巖山應該可以比定為上述這一區域。順帶説一下，筆者於2008年10月參加了吉尾寬氏（高知大學）主持的科研項目“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研究者對中國民眾運動的史實匯聚與動態分析”的相關考察活動。在這項調查研究中，也將石巖山比定為上述區域（參該項目成果中《唐代以前中間報告》〔2009〕）。
清水大橋上望清水河（福銀高速以東，水庫方向，筆者攝於2018年8月）
石巖山的位置大體比定後，回過頭重新來觀察其地理位置會發現，它位於大洪山（晉代的大陽山）東端。值得注意的是，該地點不在今安陸、隨州兩地交通主幹道——沿府河（溳水）的316國道附近，而是在更靠近大洪山的一側，即從安陸出發，經隨州洛陽鎮通向隨州市區的262省道附近的孛畈鎮三里村西邊，是進入大洪山的入口。
此處既地處深山，又毗鄰交通線路，以現在的交通來看，正好在262省道附近。這條省道貫穿大洪山東麓的山谷，同時也是環繞大洪山周邊，連通武漢、安陸、隨州、棗陽、襄陽的“隨棗走廊”=316國道的支線。西晉時期當地的交通情況如何還不清楚，但從地形以及當時所置的江夏郡、安陸縣、隨縣（湖北省隨州市）、安昌縣（棗陽市吳店鎮附近？）、蔡陽縣（棗陽市蔡陽鋪？）等郡縣治所的位置所來看，這一帶附近肯定存在交通線路。
在前文提到的考察活動中，筆者曾從石巖山（太平寨）南邊的王義貞鎮遠眺太平山。當時雖因道路交通情況以及時間不夠，放棄了登山的打算，但確認了從南面通向太平山的道路是存在的。王義貞鎮處在243/327省道上，這條道路呈直線走向，從安陸縣城往西通向大洪山，在京山市坪壩鎮中斷，由017縣道接續，向西推進到三陽鎮，從這裏走212/333省道，可到達大洪山風景名勝區附近的隨縣三里崗鎮、長崗鎮等地。從長崗鎮向西北走可以到新陽店，但此處有一個“入”字形的三岔口，向東南通向前面提到的安陸方向，東北方可從隨縣洪山鎮通向隨州、棗陽，西南方則可從鍾祥市長壽鎮通向該市的縣城。也就是説，大洪山中現在是存在交通路線的。雖然沒有發現西晉時期的遺蹟，但鑑於山中的地形特徵，應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當時也有交通幹道、支線以及附屬交通設施、村落等存在。對此，今後有必要開展包括髮掘在內的調查活動。
（二）大洪山、桐柏山附近的交通線路
如前所述，張昌雖然是在江夏郡石巖山一帶聚集流民，構築了自身的勢力基礎，但他原本是“義陽蠻”“平氏縣吏”。西晉義陽郡的治所在新野（河南省新野縣），主要轄區從桐柏山周邊延伸到大洪山北麓一帶，平氏縣則是其轄下一縣，位於郡城之東、桐柏山西麓。從這一點來看，張昌雖被稱為“義陽蠻”，更準確的説，應該是生活在義陽東部、桐柏山附近的“蠻”。
關於平氏縣一帶的交通線路，筆者此前在《南北朝時期鄂豫地區的“蠻”和水陸交通》一文中也做過討論。這項討論涉及的雖然是南北朝時期的情況，但下面擬以此為線索，對西晉的情況加以考察。
根據筆者之前的研究，平氏縣既處在從隨棗走廊（隨郡）出發，經桐柏山麓到達南陽盆地的交通要衝上，同時也在從比陽（河南省泌陽縣）通向豫州方面的交通要衝上。將此與上述石巖山周邊的交通情況一併納入考量，可以發現，桐柏山周邊至大洪山北麓這片區域存在着通向今湖北武漢、荊州、襄陽，河南南陽、信陽等地的交通道路。張昌可能正是充分運用了這一交通網絡，才得以從荊州南部向豫州以及江、揚二州派遣軍隊，進而將影響力波及到更為廣闊的地域。關於這一過程，可以結合本傳來詳細看一看。
首先，劉喬“率諸軍據汝南（治所在新息，今河南息縣）以御賊”，以前將軍趙驤屯駐宛（今河南南陽），作為平南將軍羊伊的援軍。對此，張昌令將軍黃林向豫州（治所在陳縣，今河南淮陽。這裏是指豫州全境）進發，其先鋒部在汝水附近被劉喬麾下將領李楊擊敗。這一行軍路線還不太清楚，但從下文“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的記載來看，可能是經過大別山北麓，由西向弋陽進軍。
另一方面，張昌軍向南攻陷武昌（今湖北鄂城），向西攻陷宛，接着又攻下襄陽（今湖北襄陽）。這一進軍路線同樣不明。既然是從湖北石巖山進軍，理應先攻下襄陽，再接着才是宛。但這裏卻稱先向“西”攻陷宛，看來可能是從隨州附近出平氏（或者直接將據點置於此），由此向西攻宛，接着從北邊南下攻襄陽。又或是在攻下宛之後暫時回師隨州、棗陽附近，由此西進，從南部攻打襄陽。不論哪種情況，從隨州北上的路線，以及由宛向東，經大別山北麓與信陽方面接續的線路，都在平氏交匯，張昌集團很可能在此設有據點。從張昌本位平氏縣吏這一點來看，他應該是平氏本地人。因此，在這一帶設置據點便不足為奇了。
此後，張昌派遣石冰前往江州、揚州方面，這應該是從此前佔據的武昌出發，沿江而下進軍的。另外，陳貞等人進攻荊州南部的長沙等地，也應該是從武昌渡江南下的。
在張昌敗亡的過程中，劉弘軍在奪回宛後，便有了一鼓作氣順漢水而下攻打竟陵（湖北潛江縣）的機會。與此同時，劉喬軍也逼近江夏安陸。換言之，大洪山西南一側被劉弘控制，豫州方面以及大洪山東北一側則有劉喬大軍壓境，張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儘管如此，他還是能迫使劉喬軍“苦戰累日”，這應該是利用大陽山周邊，尤其是石巖山、下儁山、清水等地周邊地形，展開抵抗的結果。
基於上述，可以發現張昌勢力得以坐大的地理要因：首先，他們在石巖山形成了核心根據地，進而得以從這一帶北上（這應與張昌本人的背景有很深的關聯），更兼佔據了平氏和武昌這兩個據點，前者位於從南陽向東通往大別山北麓的通道，以及從隨州北上的桐柏山東麓沿線通道的交匯點上，後者使其得以向東、向南進軍。這樣一來，他們便獲得了移動的自由。
石巖山及其周邊地區（黃色為現代道路、地名；藍色為河流。）
（三）張昌集團與交通線路以及在地勢力
但是想要充分利用上述交通線路或曰區位優勢，不用説，還必須得到當地人羣的協助。山區的交通線路，即便是取得充分發展的現在也是非常複雜的，而在當時，如果沒有本地居民的引到，一定寸步難行。至於街道、軍事據點等的設置，當然也需本地有力者的協助完成。
在當時，上述地域內必須特予關注的是“蠻”這一羣體。在筆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經揭示過蠻人掌握交通線路的事例，這裏還想再舉幾例，其中也包含了時代稍晚的史料。首先來看《周書》卷四十九《異域傳》“蠻”條：“蠻者，盤瓠之後。族類蕃衍，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為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這段主要説的是北魏的情況，但從“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等記載來看，其中可能也包含了張昌等義陽蠻的子孫。同傳接着説：“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這段描述了北魏分裂後，蠻的勢力坐大，“屯據三峽，斷遏水路”，以致“荊、蜀行人”不得不繞道而行。
以上主要説的是水路，陸路交通同樣可見其例。首先來看北魏正光年間（520-525）稍後的事例，《北史》卷九十五《蠻傳》：“二荊、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鴉路。”這裏提到的三鴉路連接了南陽盆地與今河南省魯陽縣，是從洛陽南下的重要交通線路，而此時則為“蠻”所“斷”。還有一例，《北齊書》卷二十二《李愍傳》：“此州（南荊州，治所在安昌，今湖北棗陽縣東南吳店鎮附近）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比陽（今河南泌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即立郵亭，蠻左大服。”這裏提到的“舊路斷絕”的原因之一是遭到廢棄，而從下面“且戰且前三百餘里”來看，可進一步推知是某種因素阻礙了通行，最終導致道路荒廢（順便説一下，從吳店鎮到泌陽直線距離約一百公里）。而從地域性因素以及文末“蠻左大服”一句來看，阻隔交通的應該正是這些“蠻左”。進言之，這條安昌至比陽的交通線路可能也通過平氏縣，因此，張昌軍很可能也利用過它。
北魏正光至孝昌（520-527）年間，在中央層面是從元叉專權到六鎮之亂，以及從胡太后執政到爾朱氏掌握實權的歷史時期。北魏政局動盪，元氣大傷，而當地的蠻人則乘機掌握力量，為此不惜遮斷交通。
鑑於上述，同樣是政局動盪的“八王之亂”時期，當地蠻人掌握、壟斷交通線路便不難想象了，況且張昌自身還是蠻族出身。雖然如此，史料卻未記載張昌是蠻酋等有力者。因此，他得以掌握當地的交通線路，很大可能是形成強有力的權力集團之後。但在此之前情況如何呢？如果張昌只是一般平民，在當地一定很難自由移動。但張昌的情形與之相反，他能夠在義陽、江夏間自由來去。
考慮到上述背景，可以肯定，張昌首先應該熟諳當地風土人情，進而通過“早期道教”的神秘主義權威，又或武力恐嚇，在當地人羣中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力。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本身是蠻人，因此與以蠻為代表的本地人士關係密切，而蠻人在這一帶勢力很大，如此，在當地通行無阻才成為可能。
鑑於此，下面擬再次聚焦“蠻”這一羣體，從地域史的角度再作考察。上述地域從東晉到南北朝時期，都可見蠻的活動。其中代表是所謂“大陽蠻”，而最有名的則是南齊時期的桓誕（桓天生）。然而早在晉宋之際，便有司馬楚之為劉裕所敗，逃亡“義陽、竟陵蠻中”的記載。（《魏書》卷三十七《司馬楚之傳》）這裏的“義陽、竟陵蠻”，從地理位置來看，只能是指“大陽蠻”。“義陽蠻”這一名稱雖説可能是沿襲自西晉以降的張昌等人，但從張昌的活動範圍來看，主要還是在大洪山周邊至西晉新野郡平氏縣一帶。事實上，“大陽蠻”桓誕的活動範圍與其説在大陽山中，更準確而言是在北邊的桐柏山到大胡山周邊。《北史》卷九十五《蠻傳》：“大陽蠻首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南齊書》卷二十六《陳顯達傳》：“（桓誕）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徵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眾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眾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遂城、平氏、白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再次出現平氏這一地名，也就是説，平氏周邊存在着響應桓誕的勢力（“賊”），他們很可能也是“蠻”。
“大陽蠻”等蠻族不像是東晉末突然出現在上述地域的，可能在西晉後期，他們已經在桐柏山、大別山、大洪山等地形成集團。《北史》卷九十五《蠻傳》開頭部分稱：“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佈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不甚為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矣。”據此可知，“晉之末”亦即西晉末年他們便“稍以繁昌”，十六國以降（東晉時期）勢力進一步發展。
“義陽蠻”張昌可能正是依靠了西晉末期勢力持續壯大的蠻族有力者，充分利用他們的交通網絡，進而迅速構築了自身的集團。
對於張昌，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知道，張昌是平氏縣的“吏”。任用蠻人為吏，是出於怎樣樣的考慮，這一點姑置不論。至少就張昌而言，可以想見，從行政的角度來看，他應該在某種程度上熟悉平氏縣的情況，尤其是當地的民情。另外，既然為吏，應該也通曉文字。據此可以推測，在吸納、掌控與蠻人共同構成其權力基礎的“諸流人及避戍役”人時，張昌也應擁有一定的影響力。這裏之所以説“一定的”，是因為他的影響力在爭取舊姓大族以及秀才、孝廉等官僚候補者的支持時，終究是有限的。也就是説，張昌擁有吏的身份，通曉文字的知識水平，又“武力過人”，基於這些資質所形成的影響力，用官方的話説，能夠（暫時）吸引《晉書》本傳中所言“小人”、流人、蠻以及部分一般民眾，但無法波及大族以及士大夫、知識分子。此外，張昌所利用的道教因素同樣也只能吸引一般民眾。這正是張昌的侷限性。更加上他採取了“無禁制，但以劫掠為務”的拙劣統治方針，可以説，這一方針與上述侷限性便是他能得到蠻人、流人支持迅速坐大，但很快又“人情漸離”的主要原因。
結語
縱觀魏晉南北朝時期“蠻”的歷史，張昌是位列其首的人物，而西晉的“義陽蠻”同樣也首當其衝。因此，有必要在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到東晉的歷史演進脈絡中，對張昌與張昌之亂，以及西晉“義陽蠻”加以定位。另外，從張昌勢力與道教信仰的關係來看，在民眾運動中利用道教權威的做法，張昌之亂可以説接踵黃巾之亂，而又構成此後南北朝時期頻發的“李弘”之亂的嚆矢。因此，先行研究中對此採取了民族史、政治史、宗教史等多種考察視角，學者們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張昌、張昌集團成員及其叛亂的屬性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地域社會史、歷史地理學的視角出發，對張昌及其集團作了一番簡單的考察。遺憾的是，由於直接史料非常有限，文中不得不盡量運用北朝史料甚至後世的地方誌。要説研究成果的話，也只不過是從在地勢力與交通線路出發，獲得了若干認識而已。更因新冠肺炎的肆虐，現地勘察以及其他初步調查均未能成行，因此對交通線路的推測也有很多不明之處，這都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雖然非常瑣碎，但本文的主要意義在於揭示瞭如下一點：在考察上述地域的歷史時，除了隨棗走廊這條主幹線，還必須考慮大洪山中的支線交通及其與周邊人羣（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活動之關係。另外還有一點，即平氏這樣一個小小的縣，以及從南陽盆地經桐柏山北麓、沿淮河而下通向南北朝時期義陽郡方向的道路，其重要性也是值得注意的。至少在張昌之亂中，這條交通線路很可能得到了充分利用。進言之，這一帶也是南北朝時期的邊境地帶，考慮到這一點，似乎也能成為考察南北政權具體行軍路線的一條線索。今後有必要結合實地調查進一步展開討論。
另外，應如何理解平氏縣的“吏”這一角色？而“義陽蠻”張昌作為當地的“吏”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換言之，以蠻人為“吏”，人們希望他充當什麼樣的角色呢？這些問題都是非常有趣的，可以留作今後的課題。對此，同屬三國至西晉荊州地區的今湖南省各地，出土了三國至西晉時期的大量簡牘，有望成為理解相關問題的一條線索。今後擬從這個視角出發推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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