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靈活就業再添“加減法”。為全面強化穩就業舉措，落實保居民就業任務，7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拓寬靈活就業發展渠道，優化自主創業環境，加大對靈活就業的保障支持；同期，北京、寧波和上海等地方層面也在密集部署拓渠道、穩就業等政策措施。前述政策在服務費、税收等相關“減法”政策優惠下，明確通過擴大貸款範圍、新增就業形態，加大補貼力度等“加法”政策加持，護航靈活就業在全國落地生根。
政策就位 定調靈活就業
“從就業的角度來説，今年是個特殊的年份。”中國人民大學助理教授王鵬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日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564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62.7%，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同比增長0.8%；而根據教育部統計，今年高校應屆畢業生達874萬人。
一邊是疫情對經濟下行影響餘波未消，一邊是大量勞動力湧入人才市場，國內仍面臨較大的就業壓力。
前述《意見》提出要鼓勵發展個體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同時，從多方面為靈活就業方式的實現爭取更多保障。例如在財税層面，對於從事個體經營的下崗失業人員、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羣體，按規定給予創業擔保貸款、税收優惠、創業補貼等政策支持；對就業困難人員、離校2年內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從事非全日制等工作的，按規定給予社會保險補貼。
管理層面，推動新職業的發佈和應用，及時制定新職業標準，推出新職業培訓課程；合理設定互聯網平台經濟及其他新業態新模式監管規則，鼓勵互聯網平台企業、中介服務機構等降低服務費、加盟管理費等費用，創造更多靈活就業崗位，吸納更多勞動者就業。
服務層面，開展創業、技能和新職業技能等針對性培訓，提升創業成功率，增強勞動者就業能力；優化人力資源服務，把靈活就業崗位供求信息納入公共就業服務範圍；制定平台就業勞動保障政策，更好地維護勞動保障權益；加大對困難靈活就業人員幫扶力度。
今年5月發佈的《政府工作報告》曾39次提及“穩就業”並將其作為託底民生的重要保障。政策定調下，地方層面也在密集部署措施鼓勵居民靈活就業。
例如，7月23日，寧波推出鼓勵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的新政，允許電子商務、網絡約車、網絡送餐、快遞物流等新業態企業的從業人員可按規定先行參加工傷保險；7月27日，北京出台穩就業保就業措施，鼓勵企業採取共享用工、非全日制等靈活便利的用工方式，滿足復工復產需要；支持新業態企業通過勞務外包、加盟協作等方式吸納就業；積極提供靈活就業供需對接服務，鼓勵個人通過臨時性、季節性、彈性工作等形式實現就業，更提出靈活就業補貼期滿仍未就業可享一年延期。
共享員工作引 補缺用工市場
穩就業政策打底，關於靈活就業的嘗試卻早已遍地開花。從各地發佈的鼓勵實踐方案來看，除傳統穩就業策略外，穩就業在疫情初期早已走向“線上+線下”聯合補缺的新階段。
今年初，作為全國就業蓄水池的中小微企業及個體工商户路遇黑天鵝。據公開資料顯示，自2020年初以來，不完全統計全國註銷的企業數量已超80萬家。疫情防控工作帶來的停工停產招致現金斷流，企業端大量裁員。國內失業率曾於今年前兩月攀高至6.2%。
然而，疫情之下，危機並存。彼時適逢春節假日，拓展訂單、擴大需求卻成為部分線下餐食企業的立身剛需，而疫情疊加節假日，用工荒則是其無法繞過的窪地。2月3日，阿里巴巴旗下著名新零售平台公司盒馬鮮生髮布“招工令”，率先提出“共享員工”的提議。短短几日，盒馬即從32家企業“招兵”1800餘人，開啓了一輪疫情期靈活就業的浪潮。
面對企業擴大訂單迎頭追趕、閒置人力資本急尋出路的現狀，政策端閘門逐步開啓。2月份，人社部專門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佈了政策口徑，對開展“共享用工”模式加以指導。明確“共享用工”不改變原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係，原用人單位應保障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社會保險等權益；3月17日，國常會提出，聚焦養老、托育、家政等就業潛力大的領域，發展線上線下融合的生活服務業；支持發展共享用工、就業保障平台，為靈活就業者提供就業和社保線上服務等。
作為疫情期間湧現的新興靈活就業方案，“共享員工”的產生僅是管中窺豹。一季度數據顯示，我國2058萬互聯網平台靈活就業者中，已湧現796萬網約車司機，455萬快遞和外賣員，114萬網絡主播，80萬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從業者。
據美團日前發佈的《2020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通過美團獲得收入的騎手總數達295.2萬人，同比增長16.4%。其中，來自國家建檔立卡貧困户的新增騎手近8萬人。近四成騎手有其他職業，包括舞蹈演員、導演、企業中層管理者、金融從業者、軟件工程師等。而在疫情期吸納的二產、三產從業人員中，35.2%的騎手曾是工廠工人，31.4%曾為創業者或個體工商者。
勞務合同蜂擁 聚焦權益保障
據盒馬鮮生員工介紹，作為騎手，工作內容是為平台提供派送服務，但勞動合同是與第三方單位籤立。身邊也有不少兼職做騎手的同事，他們與平台方之間的聯結是，平台方按日向其撥付薪酬。但我們並不清楚兼職與全職員工的不同之處在哪裏。
“對我們來説，除基本績效工資外，只是與第三方公司籤立勞動合同，然後統一通過外包服務外賣平台。但我們並不太清楚的是，公司有沒有在幫忙繳納社保等資費，只知道我每月需要繳納一份意外險。”另一名外賣騎手錶示。
近日，人社部再印發《關於開展人力資源服務行業促就業行動的通知》，重申開展促進靈活就業服務。進一步拓展和優化人力資源服務外包等業務，提供招聘、培訓、人事代理等精細化服務；建立用工餘缺調劑平台，為階段性缺工企業提供供需對接服務；廣泛發佈短工、零工、兼職及自由職業等各類需求信息，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
除了新經濟浪潮下的靈活就業，部分傳統銷售行業也借勢起飛，但面對靈活就業浪潮，僱傭方也呼籲明晰雙方權責。
疫情期，廣州市民李女士在企業降薪裁員前選擇辭職創業，註冊了一家酒業營銷諮詢公司。在她看來，與之前相比，初創公司規模較小，固定成本和人員成本能節省不少。“對我們來説，有很多類似降房租的優惠政策可以申請。在既有業緣的基礎上，是一次機遇。因為是銷售行業，未來我們也想考慮靈活用工，聘請兼職人員。但不知道是否需要為他們繳納基本社保，企業端還要再負擔什麼？”
“擇業過程中，勞動者需要與企業明確籤立勞動合同方是誰，如果碰到無法籤立勞動合同的情況，需要工資和社保證明確定雙方存在勞動關係；對於與第三方主體簽訂勞動合同的勞動者，要注意留存證據，證明存在勞動關係。但凡籤立了勞動合同，企業方則有義務為其員工繳納基本社保。”卓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孫志峯提醒。
此外，北京知誠民營企業財税與金融服務促進會會長任壯進一步表示，鼓勵靈活就業新形勢下，對於部分從事非全職工作的勞動者而言，當與相關企業方籤立勞務合同。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冠領律師事務所曾發文分析，與勞動合同不同，勞務合同屬民事合同，勞務關係的雙方當事人之間對勞務報酬等各項條款均可自行協商，法律很少干預。勞務合同在履行中也很少有國家干預的情況。
“靈活就業是階段性舉措，也是大勢所趨。關於靈活就業的體系機制和權益保障是極為迫切的課題。個人建議，在針對靈活就業出台專門的法律法規之前，在現有框架下，可參照勞務關係予以規範，以商業保險予以補充；也可以通過一定比例的勞務派遣予以兜底。”任壯表示。
需求催生市場，地方及企業也下達新形勢下的補充對策。例如，上海靜安區於6月上線“零工保”平台，為靈活就業人員提供最短到“天”的保障模式，當天購買當天生效。最便宜的只要0.5元，保額最高可達10萬元，涵蓋了意外、醫療等險種。對於靈活就業人員，可以讓僱主買，也可本人隨時下單；好活科技公司則與中國人保聯合推出專為靈活就業者量身打造的職業傷害責任險等。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 劉瀚琳 實習記者 餘曉宇